随着《拆迁条例》修改问题讨论的深入，各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取消“强制拆迁”手段，推行“协商一致”原则的呼声甚高。这当然是件好事，可问题是：这种期望过于理想，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为什么如此说？
    一是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决定的。
    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却只占有世界7%的土地，其适宜居住的土地面积更是捉襟见肘，我们必须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二是过去低水平建设的现实决定的。
    号称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其城市化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说不值一提，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进展缓慢。为解决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在财力极甚困难的条件下，也是“打个巴掌先应急”的决策模式与实际行动，几十年来城市建设水平不高。改革开放以后，国力不断增强，人民日益富裕，城市化进程才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水平才日益提高。因此，旧城改造、危房改造的任务十分艰巨。
    三是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差异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后，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价值观念”重新定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贪腐盛行,这种社会环境下期望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一般齐，人人做到既维护个人利益，又兼顾全局、团体利益是不现实的。
    因此，一步到位，完全彻底的按“协商一致原则”进行旧城改造不仅难以做到，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滋长以强为是的不正之风，破坏公平、公正的原则，培育黑恶势力的生长。
    事实上，过去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无规矩不成方圆。在个别地方违章拆迁,损害被拆迁人利益的同时,北京、重庆、深圳、长沙等等许许多多地方“钉子户”的“强势”对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当然，肯定“强制拆迁”的必要性，不是要全面实行“强制拆迁”，致老百姓利益于不顾。恰恰相反：我们要大力倡导民主决策、协商一致的原则，但同时保留“强制拆迁”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更好的保护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科学地编制城市发展规划。
    “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只有高水平的规划，才有高水平的城市未来。要坚决杜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书记/市长一张图”的短视行为，做到:领导高屋建瓴，专家献言献策，群众积极参与，按法律程序决策。只有必须而且符合法律与规划的项目才能进入城市拆迁的计划之中。坚决杜绝官商勾结,中饱私囊.
    2、全面落实资金来源。
    过去拆迁出现尖锐矛盾，很大一个因素是拆迁资金不到位。半拉子工程，有头无尾，让老百姓无法按拆迁人事前的承诺安居乐业。因此，拆迁安置方案不落实，资金不到位不得进行拆迁。
    3、保障安置房源，合理确定拆迁补偿。
    私人财产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当城市建设需要而拆迁个人房屋时，必须落实安置房源或给予合理的补偿，原则是使被拆迁人的生活水平得以保障和提高：一是要有安居之所，其面积必须大于原拆迁面积，至少达到未来中等以上水平；二是拆迁补偿款要按市场化水平确定。在保证人均基本居住面积的基础上，其拆迁补偿标准要高于现阶段一定范围（如原居住地1—1.5公里以内）平均房价的1.2—1.5倍；三是积极响应拆迁号召，主动搬迁的老百姓能得到额外奖励和补偿,千万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四是被拆迁人应有参与评估、委托评估、申请仲裁、法院申诉的机会和权利，在法律、政策的框架内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确立“旧城改造是公共利益”的法律共识。
    旧城改造是“拆迁我一个，幸福千万人”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征，法律应予支持和保护。
    5、保留“依法强制拆迁”的法律手段。
    现阶段中国的“人权”，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发展权。正象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我国政府表述的一样：要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责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现阶段的中国，还处在初级社会向中级社会迈进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采取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超出合理合法范筹的不当要求，还必须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对于妨碍公共利益、无理取闹、漫天要价的“钉子户”应当给予必要打击，千万不可形成“老实人吃亏，强人占便宜”的社会舆论和价值取向。须知:羊毛出在羊身上!极少数人的漫天要价,必然使多数老百姓利益受到损害!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追求目标，更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法律手段。饭只能一口一口吃，脱离现实的口号，只会带来危害，最终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社会的进步，甚至影响“人权”的建设。
    现阶段中国城市建设的现实，需要保留强制拆迁的法律、行政手段，否则，将成为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灾害！

    "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30年后我们也许就可以忘记"强制拆迁"这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