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政府官员“厌恶”国有企业？喜欢“出卖”国有企业？

“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愤怒的工人，集体把前来收购的民营资本代言人“陈某”打死，这一事件暴露出和引发“国进民退”的问题广泛争议。

1、国有企业真的混不下去了吗？必须出售吗？
一句话，我们是要替工人阶级的利益说话，还是要替中国新生资本家的利益说话？据我所知，在新生资本家的资本运营环节中，只要和当地政府的相关官员搞好关系，就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将国有企业进行收购，然后进行包装，再将该收购后的资产进行出售或转产经营。最好是转产，利用原来国有企业占据的地理位置优势，将土地变性为商住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当然，要实现此前提，必须和政府的相关要员搞好关系并达成默契。
再回到前提：我们的国有企业真的混不下去了吗？既然我们新生的资本家都知道对国有企业进行资本运作，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不会资本运作吗？就不能保证工人的饭碗吗？难道我们的工人阶级里面就找不到一位经营人才出来把国有企业管理好？盘活好？
当前，代表民营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发起了一股风，以“市场垄断”为由，对经营较好的国有经济体系发起了猛攻，这种风就是“痛诉”国有经济的垄断和强大，让民营经济举步维艰。比起结果让工人奋起反抗透过暴力抗争来，我觉得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强大恰恰说明了，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经营不下去了，必须转换为民营经济实体才能维持下去，才能发展。实质问题是，我们只需要选派优秀经营人才，就能保住国有资产的升值保值，就能保住国有企业职工的饭碗。
人们总是担忧，国资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这些干部，容易被民营经济腐蚀收买，容易以权谋私，容易把国有资产的家底败光，“个人捞够了，国有资产败光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我又觉得不完全对，在西方的企业管理体系中和国内的民营企业管理体系中中，一个集团企业：会聘用N个总经理来代表董事会打理下面的企业，有一套严格的风控体系。实践证明：企业一样能发展壮大！
关键点：是我们在探索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是否是要全部将国有企业斩尽杀绝？“抓大放小”的决策是对的，但我们的工人阶级被抛弃后，在民营企业里面过的并不好，除了企业高层外，大部分工人遭受的剥削甚至比在国有企业严峻的多。我们这样将国有企业全部推向民营，一方面是出卖了我们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另一面是出卖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有资产。我们又承认了我们自己的经营管理无能，又失去了天下百姓的民心。
国有资产和工人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共产党人只会打仗搞斗争夺政权天天抱住“资本论”不会搞经济吗？我们没有经营打理好国有企业的人才吗？我们没有能力来搞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没有能力搞好企业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待遇吗？马克思只教会了我们如何与资本家斗争，没有教会我们怎样玩资本吗？一定要逼得我们去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让他们失望，让他们奋起反抗？那我们立党又为何？市场是平等的，我看，就是经营管理者的问题。难道中国没有一个专家能写出一本教科书《如何经营管理好我们的国有企业》？这本书无法解析好国有企业的弊端和拿出解决方案来？
2、保持国有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为补充是长期国策。那些呼吁“国退民进”的人，是中国新生资本家资本扩张的欲望越来越大的体现，他们的抱怨在我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他们攻击中国移动，可能让中国移动很快民营化。他们攻击中石化，可能很快让中国石化卖出99%股份，某民营企业家将成为世界和中国最大的首富。他们的呼吁和混在我们党内的高级腐败官员遥相呼应，“好，我决策我协调，你来买，保证以最低价格出让，保证你的利益，我们内外配合，分工合作，你给我多少暗股？怎样保证？”
3、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喜欢以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为名和民营经济打交道？
说实话，给共产党打工，工资低。没什么利益，没有宝马车开，天天没有好酒喝，没有美女玩，没有小蜜泡，还不自由！和民营企业联手多好啊，好吃好玩还有利益分配，只需要“暗箱操作”，手段高明一点，既搞好了地方经济有政绩，又能肥了自己。积累了资本和上下关系，实在混不下去了，又可以下海，耐几年，成为红色资本家啊！不方便出面，可以做幕后老板啊！除了老百姓外，没有那个官员会站出来说，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好，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要反腐”，不能反腐，一反腐，社会就会动乱！没有人敢动真格，执行“财产公布制度”，实在要执行，最好慢一点，因为“我们的资产”还没有转移清楚。最近广西一个厅级官员露出漏洞出来，他把自己贪来的钱和存折的保险柜，放在亲戚弟弟家，结果弟弟出事，被公安搜查出来，结果曝光了。
4、建立健全监控制度和完善管科学的理制度不论对政府公职人员还是国有企业都迫在眉睫。
既然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乱的全球经济局面中，学会保护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的根本利益，要学会保护和维护社会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不但要学会斗争学会打江山守江山，我们也要学会玩资本，不但要玩好，还要玩大。要将玩大的资本分配给我们的工人兄弟和劳苦大众，让他们买得起房，买的起车，感受到党的温暖和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如果我们做不到，干脆回到乡下去继续做“共匪”，打游击！我相信，现在去打游击，可能没有藏身之处了，因为老百姓，已经不相信你了！
5、下面转发一篇海外文章，题为“不存在什麽国有情结——回望通钢事件”供大家参考！
 

不存在什麽“国有情结”——回望“通钢事件”




曹豫生/文

发生在今年的“通钢事件”，激起了媒体和网络的广泛报导。在吉林省政府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国资委官员声称此恶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是通钢职工中存在着“国有情结”，因此被人利用了。这位国资委官员的说法多少让人觉得怪怪的，因为按照国资委的职能，他们应该有比职工更浓厚的“国有情结”，可是这位官员却表现出了对“国有情结”的厌恶。

不过经过这次记者招待会，“国有情结”一词爆红，现在也有人称之为“国企情结”。中国左派们立刻在网上为“国有情结”欢呼呐喊，甚至认为“国有情结”就是社会主义情结。我在网上还看到一本由中国工人研究网编写的《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一书，这本出版物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这本书是媒体网友的评论资料汇编，书中都是为“国有情结”鼓与呼的。当然右派们，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对“国有情结”这一话题保持沉默，一小部分表示“忧虑”。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如果真有什麽“国有情结”，那以前为什麽从没见人提过？左派号称最关心工人阶级，为什麽没有发现国企职工中存在着“国有情结”？这个词偏偏是一个要让国企私有化的政府官员说出来的，这是为什麽？依我看，这个“国有情结”根本不存在，这个政府官员说出这个词，其实是为自己的行为引起的严重後果寻找借口，而左派却把它当成了宝。

我本人是一个国企的干部，我大学毕业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企度过的，我想我虽然不懂理论的东西，但国企职工的身份让我多少有点发言权。我刚毕业工作的那家国企公司，曾有一个和一家德国公司合资的机会，这家德国公司在行业里也算是知名公司了，当时合资的条件是我们公司要裁员三分之二，当然裁减下来的人并不下岗，我们母公司承诺接收，安排工作。剩下的三分之一进入合资公司，德国公司承诺新公司人员的工资比现在要提高至少一倍。当时我考虑到自己的能力和工作表现，认为自己进入合资公司没有问题，为此我还兴奋了不少日子。我们公司的其他人也是很想进合资公司的。可是後来因为意想不到的原因，合资没有搞成。当时我可看不到一点“国有情结”。

既然没有什麽“国有情结”，为什麽通钢工人会激烈的反对企业改制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职工的不满和反对。而当“国进民退”时，却似乎从没有发生过私企职工的反对。这些年“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国企职工的反抗越来越激烈，有很明显的暴力化趋势。不仅通钢，在河南林钢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职工绑架了政府官员，要求终止企业的私有化。就在前几天，我还从网上看到一家国企在私有化後，职工封锁了厂门，阻止那家私企的人员进入工厂。

既然我认为没有什麽“国有情结”，那上面发生的事情如何解释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现实教育了广大的职工，企业私有化後，自己会有什麽下场。有关这些的描述已经多如牛毛了，其中的血和泪我就不多说了。当然，我不能否认，的确有不少职工对国企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有的甚至两三代都在一个企业度过，但这种感情不是“国有情结”，而是很简单的“日久生情”，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比如，日本企业有个特点，企业一般不裁员，员工一般不跳槽。那些在公司里干了一辈子的日本人对公司有感情的多了，但一般也上升不到“民营情结”。

因此，国企职工反对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不是“国有情结”，而是为保卫自己和家人能过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还有的甚至并不是反对改制，而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补偿，而这一点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都不愿意做，继而引发了暴力反抗。今日的国企职工的反抗暴力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职工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暴力，基本上大家刚开始都是反映情况，或者采取请愿和静坐的方式，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当然没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极端手段就成了一个选项。

在通钢事件发生後，围绕着这一事件中国的左右两派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有的要“保卫国企”，有的担心妨碍了“私有化”的大业。左右两派的争论我挺失望的，他们的争论与其说是为国为民，不如说是为了意识形态而争论。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眼里，中国不论什麽时间，什麽地点，发生什麽情况，私有化总是对的，而左派则反其道行之。对意识形态，主义的崇拜已经把他们都变成了教条主义者。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对私有化情有独钟，为了把中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也提出了不少的理论，有了种种形象的说法，结论是只有国企私有化才有出路。有的甚至说：“人间正道私有化”。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其实政治自由主义者也是认同的，不过政治自由主义者“未显恶迹”，今天主要说经济自由主义者。

经济自由主义者推行的私有化可以说是成果显着，他们的理论得到政府的认同，政府推进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者提供使之合法化的理论，资本从中牟利。经过三方的合作，今天中国的公有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只占总经济的32%。因此，非公经济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还烦恼什麽？非要把剩下的国企都私有化才痛快吗？看来是这样的。在这次通钢事件中，我们可以来看看经济自由主义者言行，应该说，他们的言行是一贯的，是长期保持一致的。

中国的媒体，自由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像《财经》、《经济观察报》、《环球企业家》等报刊的描述和评论，这些媒体基本上属於自由主义媒体。这些媒体的调查报导，有的描述事件是“不明真相”的工人被利用了，有的描述建龙的无辜及受到的伤害，有的斥责吉林省的投资环境等等。说实话，这些媒体的报导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们报导的基调不是事实决定的，而是立场决定的。我们反过来假设这是一起职工激烈的反对“国进民退”的事件，结果打死了政府或者国企派来的经理，那麽这些媒体的报导和评论就会完全站在工人一边，不过这样的事在中国还没有发生。这些媒体和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口径是一贯的：政府及它所代表的权力是坏的，越小越好；资本是好的像个天使，歌颂都来不及；人民是“不明真相”的，不知道那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和资本都是为了他们好。

其实我不太明白经济自由主义者及其媒体为什麽会使劲的批判公权力太大。我觉得全中国的人都可以批判权力，只有经济自由主义者不行，因为他们不配。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私有化的主张靠什麽推进的，难道不是依靠太大的公权力吗？没有权力的强力推进，私有化就根本推行不下去，这时候，那些自由主义者们为什麽不嫌公权力太大了？还有，那些国企职工的反抗是被人煽动的，是不明真相的，这些自由主义媒体的调调和政府的话语何其相似。那些职工真的不明真相吗？这些年来的私有化进程中的种种真相大家还没瞧够吗？如果企业私有化後，大家的待遇会更好，谁不急着私有化？那时候他们会反抗国有化。

我再说一遍，我不明白经济自由主义者为什麽会骂权力，因为他们的主张都是依赖权力实现的。2004年，因为“郎顾之争”而引发了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吴敬琏语），非主流经济学家在网络民意的支持下，向经济自由主义学者（也称为主流经济学家）发动了猛攻，对主流经济学家有关国企的种种批判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驳斥，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处於下风。这时他们做出了一个让我大为惊讶的举动，那就是寻求那个他们唾骂的公权力来压制辩论对手，有主流经济学家上书中央，要求中央“应明确表态，及时拨正中国前进的方向”，要重申邓小平的“主要是防止左”的教导。用权力来判定思想领域的是非不是自由主义者最为不齿的吗？怎麽自己好意思去干呢？中央很快就做出表态了（态度可想而知，他们不能自我否定），一位经济学家看到报导，连夜赶写评论文章，发给了《南方周末》，据说《南方周末》打破惯例，把已经定稿的文章拿下来，把这篇以《形成改革共识，再铸改革辉煌》为题的文章发出去。由於政府的出面，舆论认为，这场持续两年的中国改革第三次争论落下了帷幕。因此，现在当我看到经济自由主义者批判公权力太大时，只觉得世界真是荒谬。

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论调，那就是国企职工反抗改制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而已。那麽，一个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这不是很好吗？也许有人说，工人是社会既得利益者，农民吃亏了。那好吧，如果国企改制是牺牲工人的利益，让农民得到好处，那我就不说什麽了。可是，国企改制农民得到了什麽？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我倒想问问那些大学者们：为什麽改制让极少数人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好呢？难道邓小平说的共同富裕是错误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是声称他们也关注公平吗，那经济自由主义者怎麽看待这个问题？

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子，反对权力却美化资本，难道中国现在权力和资本不是穿一条裤子吗？凭什麽“国退民进”就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就是死人了，“通钢血案不应该给国企转制的方向蒙上任何阴影”（陈季冰）。权力和资本互相勾结把职工推向社会，谁也不管。经济自由派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死死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事物硬生生拉开，打击一个却讴歌另一个。一般的老百姓对经济自由派的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只有本本上的主义，缺少起码的同情心，看看那位陈先生的话。

通钢事件告诉我们，再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牺牲谁了，再也不能藐视普通人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陈国军就白死了。希望他的死引起政府，资本家以及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注意。

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今天，我想到黑砖窑里的残疾人，小说《那儿》中的舅舅，南方冰冷机器上的断指，我想说：当心啊！当心革命的到来，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於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的如何好听，它取决於你们做了些什麽。（原载：路透社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