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冬天的中午，在北京西郊的大觉寺，勒克莱齐奥看了明代的塔和几百年的老树。一杯绍兴黄酒下肚，一向严肃寡言的他开始兴奋起来。

    下午在法国文化中心还有一场与媒体和读者的见面会。在车上勒克莱齐奥摇醒了酒劲醺然的北大法语系教授董强：“醒醒，我们去的可是大觉寺，我已经大觉了。”

    头一天下午，在圆明园废墟前，勒克莱齐奥伫立良久。事后他向记者解释，当时他心中涌起一种悲壮的情感，仿佛目睹一个伟大的帝国走向衰落，既满怀崇敬又感到忧伤，“我仿佛走在罗马的废墟中”。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第四次来中国了，他应老朋友董强之邀来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同时在中国社科院做一场演讲。他仍然在冬天穿着那双著名的凉鞋，身材笔挺，眼睛很亮，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年近70岁的人。

    勒克莱齐奥对中国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六七岁时，勒克莱齐奥就在曾祖父留下的家庭图书馆里，从欧洲探险家的游记里看到穿长袍的满洲人，上海拉人力车的苦力，以及裹小脚的中国妇女，“这一切给了我要出发远行的强烈愿望”。

    25年前，勒克莱齐奥第一次到中国，走访了北京、西安、武汉和上海。当时北京还很传统，四合院里老居民的生活与他在老舍小说里读到的没多少不同。他喜欢老舍和鲁迅，喜欢京剧、《红楼梦》和老庄的思想。

    面对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勒克莱齐奥用“有时万分惊叹，有时感到忧虑”形容。他对本报记者说，“虽然去年才来过，但我已经认不出北京来了，北京的地平线好像高出了一截”，“中国的现实已经超前于思想，变化太快以至于我无法评价”。

    不愿受束缚的脚

    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次来华，勒克莱齐奥受到的礼遇与前几次大为不同。12月9日在中国社科院演讲时，他幽默地说，获得诺奖的感觉之一，就是所到之处都看到欢迎自己的红条幅。

    2008年初勒克莱齐奥曾来北京，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的作品《乌拉尼亚》颁发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那时没人知道10个月后他将成为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版社为他安排了一个作品研讨会，董强记忆犹新的是：“当我陪他走进小小的会议室，吃了一惊。所有人加起来，算上我特意叫来的两名博士生，不足十人！”

    而2009年12月，顶着“诺奖得主”桂冠的勒克莱齐奥在北京所到之处都受到贵宾式的礼遇：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及法国大使苏荷同台，为“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者颁奖。在法国文化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的演讲活动，他都被媒体和读者层层包围。

    他的凉鞋再度引发关注。即使穿着西装，在寒冷的冬天，他也穿一双皮凉鞋。有人猜测他肯定是贵族出身，贵族才不愿意脚受束缚。勒克莱齐奥说，我不是贵族，我祖先是农民。“只是因为长期在非洲生活和旅行，所以我的脚确实不愿受束缚。”

    即使在法国，勒克莱齐奥也是一个低调、神秘的人物。在一次民意调查中，他被评为“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每逢他有新书问世，所有的法国媒体都会有大篇幅的报道，但往往只有书评，和一张永远不变的“官方照片”。无论在获诺奖前或之后，勒克莱齐奥在法国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不参加读者见面会，也不去作品研讨会。

    对此勒克莱齐奥对本报记者解释说：“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想象世界。作家决不能被读者牵着走，更不能被评论家们牵着走。”

    这次在中国，他统统破例了：公开演讲，接受媒体和读者提问。一位年轻的中国女读者现场提问说，他的文字像刚刚挤出铅管的、还没有干的新鲜油彩，这新鲜的比喻让勒克莱齐奥颇开心。

    喜欢听玉米叶在风中摇曳发出的声音

    勒克莱齐奥喜欢吃辣。来到中国，朋友们带他去吃湘菜、川菜，再喝一点酒，本来严肃少言的勒克莱齐奥就变得活跃起来，说很多话，在几个记者面前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说“以后有机会给你们做咖喱菜”，用董强的话说是“来劲了”。

    他曾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过12年。一位墨西哥朋友每年到美国去打工两个月，很不喜欢那里。他对勒克莱齐奥说，为了让孩子不忘记墨西哥语，他要写一本书，从“过去的幸福生活写起”：那时街上可没有汽车，也没有机器，人们可以自在地在街上散步。

    “茨冈人，印第安人，他们为生存而挣扎。我和他们一样，跟不上现代社会的节奏，这让我很难受”，勒克莱齐奥说。这个喜欢听“玉米叶在风中摇曳发出的声音”的人，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里说，那个来自工业文明的全球统一的文化，抹杀了差异性。“我相信文学可以提供一种处方，通过语言，通过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梦想和追求，去超越各种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勒克莱齐奥在曾祖父留下的五个图书馆里，读莎士比亚、雨果、卢梭和探险家日记长大。8岁那年他第一次出门远行，去尼日利亚探望如同陌生人一样的父亲。在船上他写了生平最早的两篇小说，《长长的旅行》和《黑人奥拉迪》。他看到黑人悲哀辛劳的生活，白人殖民者的傲慢，并从那时起，“我开始对西方文明之下的真相进行探索，让我更好地理解文明的相对性，追求多元文化间的对话”。

    从非洲回到法国，10岁的勒克莱齐奥发现他比同学有更多知识，比如非洲的白蚂蚁、非洲小孩性早熟的现象等。他只好开始写作，并发现自己身上有出发远行的基因，他总是离开一地到另一地不断漂流，“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完全臣属于一种文化。真正让我感到能归属的东西就是文学，比任何一个场所都要更加的真实”。

    拥有法国和毛里求斯两个国籍的勒克莱齐奥也与巴黎的文学圈保持距离。“巴黎作家有各个门派，有他们自己的体系。我不喜欢，我觉得作家不应该在一个山头、一个体系里。”

    他喜欢老舍，曾为老舍的《四世同堂》法译本撰写题为《师者，老舍》的序言。老舍对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生活描述，其中的幽默与深度都让勒克莱齐奥着迷。“我喜欢那种怀旧的情绪，他是满族人，我是毛里求斯人，都属于接近消亡的民族。”

    在社科院，一位中国作者起身提问，他对年轻作家有何建议。勒克莱齐奥说，“千万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某种处境、一种标签或体系里。不要为一个小小的荣誉做出让步。不要因为别人给你一个甜头，或者一个光环，你就去接受所谓领导或高层的握手。不要因为接受了一个体制，而失去了你自由的灵魂，这是作家最重要的态度。”

  对话

萨特和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我更像一面鼓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文学今天是否还有力量改变世界？

    勒克莱齐奥：瑞典作家斯蒂格·达格曼说过一句话让我深思，他说：“我们写书是真的想面向饥饿的人，但只有吃得饱的人才读我们的书。”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想达到的那些人群无法达到。即使到了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世界上读小说的人还是不多。在非洲的毛里求斯，一本好书的价格，可以让当地一个居民生活一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文学无用，但确实会感到文学没有办法找到完全对等、合适的人群，会有一种失败感。

    萨特和加缪的时代过去了，他们曾经作为政治的代言人，社会行动者。而今天我更像一面鼓，我要做的只是把我感受到的振动表达出来。我把自己的作品比作种子，我希望它们飘荡在空中，或许有一天就植入读者的脑中生根发芽。文学能在自我和世界之间架起桥梁，很多人在书中找到力量。不少法国人无所事事的时候，还会拿起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来翻一翻。

    南方都市报：战争是你多部小说的背景甚至主题，为什么？

    勒克莱齐奥：原因很简单，我本人就出生在战争时期，我最早的一个记忆就是一颗炸弹在我头顶爆炸的声音，当时我在法国南方，爆炸让整个大楼摇摇欲坠，我摔倒了。所以我写战争几乎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需求，因为它一直缠绕着我。当我看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都会马上想到当时那颗炸弹爆炸的声音和我摔倒的感觉。可惜的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反战应该是基本的意识，如果说我希望读者得到什么启迪的话，他们有能力就该阻止战争。

    南方都市报：你的作品关注的都是边缘人，或者儿童的形象。

    勒克莱齐奥：我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承受历史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就是说无名者，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大人物。比如一位在战争中养大孩子的妇女是有价值的。常有人问我的主人公为什么不是小孩就是老人，这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形象始终处于期待的状态中，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完全定型。我更欣赏描绘这类人物形象的小说家，比如狄更斯、塞林格，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完美的、固定化的形象，这是我个人对这种人物的爱好。

    南方都市报：你对这个现代社会有抗拒和疏离感吗？

    勒克莱齐奥：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反对现代和发展，我欣赏一些现代的东西，比如想象力丰富的现代建筑。如果说我们要逃离现代社会到一个岛上生活，这是很虚伪的。因为即使在岛上大海也会把工业社会的垃圾带过去，所以你无处可逃。另一方面，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享受到了现代生活的便利。如果你只想享受便利不愿接受它带来的负面，这就是虚伪。

    我在美国看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讲述修建大坝带来的问题。加拿大魁北克要在原始森林里面修建一个大坝，这会使当地的因纽克人消亡，也会使生态遭受灭顶之灾。我们应该行动起来，限制技术进步带来的危害。作家的行动力是很受限的，我只能通过写作来做一种回应。比如哥本哈根会议，我很难想象仅仅靠几个国家元首在会议桌上就能拯救世界。它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场非常艰难的战役，年轻人更要把它进行下去。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在出发和远行，旅行给你带来什么？

    勒克莱齐奥：对我来说，旅行一直是生活的理想，是对想象力的一种实现。在我非常幼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地图，读许多探险家的日记。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免不了会受到程式化的束缚，我需要到一个新地方，跳出某种旧的模式，去接触自然，感受现实。有人提出旅行是了解他人和不同文化的方法。但有时这种解决办法太容易。很多人舒舒服服地旅行，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机场和同样的城市。但另一些人却生活在流离失所和流亡当中，他们有时乘坐一艘船，很难知道是否可以达到终点，或到达该到的港湾。

链接：勒克莱齐奥1940年出生在尼斯。1963年，23岁的勒克莱齐奥发表了处女作《诉讼笔录》一举成名。70年代以后，他放弃了前卫的现代主义写法，转入更为传统的文风。1994年他被法国人评为“在世最伟大的作家之一”。20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