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解决内需的最终核心，
是扫清中小企业发展障碍
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结构问题概括起来有四点：内需不足、民众总体收入过低、贫富差距过大、中小企业发展困难。而逻辑起点就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持续下降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贫富差距扩大，并导致民众总收入持续下降，从而导致内需不旺。我认为，解决内需的最终核心问题，就是扫清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
对于在未来30年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我的政策建议是：首先，应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进入一些特殊行业的门槛，尤其是金融业和服务业。近几年来，服务业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直接和中小企业比例下降联系在一起；第二，对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应该要有减免税安排；第三，必须鼓励地方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即保证地方政府在这过程中有利可得。
●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大规模回升中，
要做好国资退出方案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大量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国企发挥了两大作用：一是使国有资源能卖好价钱；二是能保障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所以，在危机发生时，国企起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所以，国企的问题不是目前大家探讨的“国进民退”问题，它的问题在于：当它应该进的时候它不愿意进，而该退的时候不愿意退。这造成国企在它应该起作用和能够起作用之间，出现了背离。
世界各国的共识是，当发生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时，国企普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经济繁荣期，民营经济（非公经济）普遍比较繁荣。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波经济大规模回升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做好相应国资退出方案。
●费国平
上海并购俱乐部秘书长、国浩律师集团合伙人
将有限合伙制度引入国企改革
必须通过制度和法律途径使非公经济的平等发展权得以落实。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企大肆扩张，非公企业陷入困境，我认为这是主管、监管、金融机构规避 道德风险所致，这种避险行为在调控政策中，造成对非公企业的挤出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小企业促进法》等制度还缺少救济途径，使得非公经济平等发展权 难以落实。
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等同于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在于有效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背离，通过良好的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制衡和问责机制。我以为有限合伙制正有着有效的激励和问责机制。
在以PE（私募股权投资）为代表的有限合伙制中，受托管理人与投资人既是共同出资人，也是受托管理人，既分红也拿“效益回报”。主要出资人责任有限，管理人责任无限，有效控制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管理成本，也实现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一致性。
将有限合伙制度引入国企改革中，通过公私合营方式，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两个层面多元化，能使权责分明，让私有资本做国资、国企的受托管理人，使狼的速度与大象的力量相结合。
美国政府拯救有毒资产、绍兴非公企业与公有企业合资等，都是公私合营的最佳实践。
●陈琦伟
亚商集团董事长
中国企业制度和构架
必须发生实质变化
金融危机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但带给中国的明显副作用是：让人误以为政府对经济加强干预，国有经济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甚至应是长期的情形。这使原先在企业制度方面改革实践减弱甚至停滞。
因为金融危机，许多国企、央企在销售总额和利润上成为世界上引人注目的大企业，这给我们造成幻象：我们的国企很强大，可以进入世界前几大。我认为，从历史进程看，这是暂时的。
在过去的20年，中国企业运行的资本来源已经发生了实质变化。现在中国所有的主流企业都已走上资本市场，在应急情况下财政会给予一些拨款，但常规情况下其越来越依靠市场融资渠道。金融危机发生后，企业运营资金来源从市场转向政府，这肯定会给企业行为带来一些变化。
我以为，中国企业必须要进行企业自身制度的改造。只有中国的企业制度、构架发生实质变化，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来衡量成败，运作更加规范透明，才有可能向现代企业靠拢，才有可能支撑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为何难发育
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高度垄断、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还没有充分竞争。中小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和行业进入壁垒很有关系。打破行业壁垒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最根本原因是，企业能不能做好，不完全靠企业家本身的经营能力，而与企业家的政治资本、社会影响力很有关系。一旦这些因素影响到企业运作，大家会将很多心思花在捞取这些东西上，职业经理人市场就很难发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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