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以自己所有，不图回报，为公共利益，作出善举。所谓公共利益，即可等同于全民利益。国企属于全民所有，国企所作、所为、所得，理论上都是为了增进全民利益。国企慈善与私人、私企等社会组织，以自有财产捐赠慈善，有着本质的区别。

国企捐赠是用全民的钱，为本国公共利益而为，捐与不捐，并无本质不同，唯有早晚、路径长短和国民财富分配比重有所不同。私人、私企做慈善，是慷自己之慨，为善行善举，表达的是慈爱之心、公益之心，那么国企做慈善表达的是什么呢？以今天之语境，唯有企业社会责任可解读。但是，企业社会责任是否等于慈善？慈善是否是社会责任之最高境界甚至全部？

企业社会责任是个系统概念，也是个系统工程，是可以用制度量化的义务，也是权利。这种义务表现为提倡性和最低限要求，这种权利表现为，不同企业和企业家可以选择自己愿意接受的形式，通过一系列行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和负责任的态度。是在法律之下，以不同社会分工和角色，参与构建社会和谐应当遵守的企业公序良俗底线，为了更好的实现这种责任，不仅需要自扫门前雪，还要通过上下游供应链，促进同业一体履行这种责任，而慈善是完全自愿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仁义礼智信”的部分实现形式。

慈善之举，是存在并有理由享有光环效应的，但是，国企慈善是谁戴上了光环？全民所有者自己给自己带上了光环，还是国企管理者们借花献佛，自己窃得光环？

工业文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能够在瞬间大量集聚，简单济贫扶困或散财为目的的慈善形式，允许对政府主导的公共福利分配方式差异性的存在，满足了捐赠者的偏好和价值理念，使慈善目的和受益对象个性化。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管理者，也是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的代表者，国企如果存在着与政府公共服务目标的差异性，那么，不是政府目标有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背离了出资人的愿望，国企慈善带来的悖论。

慈善能实现慈善目的，需要不断完善三个问题，一个是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愿望，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选择捐赠方式、捐赠内容和受托管理机构，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石，二是激励捐赠者和慈善基金会的税收措施，弘扬慈善文化的社会机制，这是政府和公众以税收减免，与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共同实现慈善目的重要支撑，三是保证慈善财产被完全用于承诺的公益项目，提高慈善基金会的公信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慈善捐赠者、慈善基金会、管理人员、监管者乃至受益者，留不得半点私心杂念。

国有企业慈善除了享有一体遵守的税收等优惠之外，要严防私心杂念，更不可越俎代庖。既不能因此降低既定的利润指标，更不可从激励指标中，将慈善捐款纳入已完成基数。

作为制度不断完善中的转型市场，社会分配的确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而言，起步较晚的慈善制度，虽已有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制度，但监管制度和措施漏洞更多。慈善作为社会福利和分配的一种补充方式，在现阶段，还很难说国企参与慈善就一定比政府主导的分配更加有效，特别是对于管理不到位或很难到位的国有企业，更要防止利用慈善行不当处置国有资产之实，行国有资产流失之实。

本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时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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