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脚后跟捐献给刘翔

司马南/文

假如，我的脚后跟捐献给了刘翔，假如，我的脊梁骨捐献给了张海迪，假如，我的眼角膜捐献给农民工老罗,假如，我的身体任何一处有用的东西捐献给了任何一个活着的、需要的人，我愿意，我同意，我乐意。

假如医学科学足够发达，能将我的尚未抑郁的大脑神经细胞的一部分移植给崔永元，一部分移植给陈琳，另一部分移植给张国荣或其他任何患了抑制症状的患者，我愿意，我同意，我乐意。

是的，这只是一个标题党的写法，刘翔未必需要脚后跟，我的脚后跟也未必适合刘翔，是的，张海迪未必需要脊梁骨，我的脊梁骨未必能解决海迪姐姐的问题，崔永元的抑郁症也已经痊愈了，陈琳张国荣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这个话题依然有意义。

今天，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成千上万，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却寥寥无几，多少患者眼巴巴地看着，焦虑地等待着 ，一分一秒地煎熬着，许多人命悬一线，就因为等不到可供移植的器官而心有不甘地辞世。

前不久，那位暴走族母亲割肝救子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 ，在人们为这位大爱无疆的母亲而感动的同时，您想到过没有，就这位母亲而言，她做的已经无可挑剔，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这其实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是下下策而已。

活体移植，首先意味着对健康生命的损害，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从伦理的角度说，病者的生命并不注定比健康的生命更有价值与意义，从整个社会成员健康的角度说，活体移植终将损害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目前，活体移植在我国，只限于亲属间的器官移植，非亲属间的器官移植则遭遇法律瓶颈，因为非亲属活体移植的行为很容易滋生器官买卖等违法行为，假如一旦开放活体非亲属移植，势必导致穷人为生活所迫出卖器官，触及社会公平的底线，当每一个器官都有明码标价的时候，生命的尊严将受到严重挑战，这将严重违背伦理学原则。

毋庸讳言，这个问题中国目前没有解决好。美国同样解决得不好。法国、德国、英国统此在内，都没有解决好。不但如此，打着旅游度假旗号，西方的富人到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国，从事器官非法交易，以低廉的价格换取活人器官，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发达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国民幸福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金钱、大炮和欺诈开路，攫取工业原材料，攫取能源，攫取人体器官，开拓市场，倾卸产品，道理从来都是一样的。

那么，母亲不必暴走割肝，不必损坏生者的健康而完成器官移植，拯救这位年轻人的好办法在哪里呢？其他人遇到此类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老牌的衰退的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在器官移植方面，出乎人们意料地为全世界做出了一个好的示范——西班牙基本上解决了器官移植所需要的器官来源问题。他们的办法说来简单，无非移风易俗君子一诺。

假如对您的健康不会构成任何损害，假如您不必掏出一分钱来，而在您万一有器官移植需要的时候，您却有机会像西班牙国民一样，享有器官移植的权利，不必长久地无望地等待，且不需要支付补偿费用，您会选择愿意吗？

假如您选择了“愿意“，您自己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份希望，“假如”就会变成“可能”，“可能”进而变成“必然”。

然而，这是一个虽然简单、充满魅力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参加深圳卫视《22度观察》栏目，作为评论员，参与讨论世界范围之内的器官移植问题，在详细地听取了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后，我在节目中郑重表示：愿意向西班牙人学习，死后捐献遗体，就我这副皮囊，悉数、全部、一点也不保留地捐献出去。

我可能会害心脏病猝死、因车祸速死、脑血栓堵死、其他老病慢慢地病死，也可能会被人打死害死，就是不太可能因为重复验证自由落体公式如张国荣陈琳那样摔死。但是，不论那种死法，遗体捐献都不受影响，“发挥余热”都不受影响。

在节目中，如此干脆地承诺死后捐献遗体，与当场看到的另一幅美丽的画面有关，一批靠器官移植（主要是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活下来的患者在现场十分活跃，他们当中有肝脏移植30年已经过了60岁生日的长者，也有参加运动会拿了成绩的肾脏移植康复者。看到这些鲜活的生命，你不能不为之动容，不忍不作出决定。

生命之花，在一棵已经凋零的时候，化作红泥，碾作尘土，迎来另一个生命的黎明，这不是悲哀，这是浪漫，是美丽，是永恒，是此生最后一次奉献自己的至诚。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朋友，告诉世人，我真的如你们期望的那样，还活在你们当中。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