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电影《武训传》

     孙瑜受陶行知的影响拍摄电影《武训传》，当年11月拍成全片的三分之一，因故中断，1949年7月2日，孙瑜付北京参加第一界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毛主席的讲话使孙瑜倍受鼓舞，决定继续拍摄《武训传》，1950年初，孙瑜等人对剧本作了全面修改，重新开拍。用编导自己的话讲“就是把解放前反动政权压制下许多不准说的话和明显的革命行动明朗化起来。”(3)明确了天平天国革命高潮的时代背景，丰富了周大武装斗争的情节，突出了周大这一人物，增加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内容，为了增强对武训改良主义的批判，在首尾各加一小学老师的话，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批判他的单凭“念书能救穷人”的错误思想。女教师说道“他（武训）这种单凭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奴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应做睁眼的匣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我们的义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4）

1951年2月，这部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在上海、南京上映，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褒奖赞誉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天津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大众电影》等报刊，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发表赞扬的文章有30多篇。《大众电影》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评论文章说，《武训传》在教育界引起的反应尤为剧烈，再新中国方兴未艾的扫盲运动中，摄制这部片子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武训代表着广大农民反对压迫，向往文明的追求，应当把武训精神带到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中国需要大量的新“武训”。文章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挠的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武训是一个充满聪明智慧，心眼好，个性强，能说能行，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他甘心做人民大众的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训是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5）一些文章还号召人们学习武训那种赤诚的始终如一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教育工农，一位青年教师在文章中说：“我做教育工作仅仅两年，好几次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患冷热病，当我看到老年武训摇晃着歪辫，坚定地走在北方原野上时，我流泪了，《武训传》教育了我，虽然他的斗争方式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将引导我更踏实，更细致、更好的为孩子们工作。”（6）总之，对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

与此同时：出版界还推出了三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数《武训传》，一本是李士钊编的，孙文隽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柏水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写了序言。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宣传热潮中，江青曾对当时主持文艺工作的周扬表示：《武训传》是改良主义的，要批评。周扬拒绝了这种批评。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以提高广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水平。3月，对《武训传》的批评开始见报。

三、对《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是批判《武训传》的开先河之作。4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史洪的文章《关于对武训先生的看法问题》，《文艺报》四卷一期发表署名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同时还特意重载了鲁迅1936年2月发表的批评国民党借宣扬“武训精神”进行“奴化教育”的《难答的问题》，四卷二期发表了羊耳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认为武训的行为不能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否毕生受苦，忍打挨骂，就认为它具有“卓越精神”，是伟大人物。陶行知和武训在政治上和所走的道路上都是截然不同的，陶行知走的是改良主义到革命的道路，而武训是从改良主义到投降主义的道路。因此，陶行知在解放前表扬“武训精神”也没有积极作用，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杨耳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值得尊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赞扬武训本人的。”（7）直到此时，对于武训及《武训传》的评价讨论还停留在学术领域。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写道：“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及武训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对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以“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农民斗争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和容忍着中歌颂，就是否认和诬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社论认为《武训传》的要害是宣扬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和道路，指出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面向决定什么东西是应该歌颂或称赞的，什么冻死是不应该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向反动的统治阶级投降。”特别是“一些号称是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象武训这样具体的历史人物就丧失了批判能力，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因此，社论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澄清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8）从此，对《武训传》的批判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

《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还在“党的生活”栏里，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菜价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文章，通告了中央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组织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该保持沉默，都应当起来自觉地同错误的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9）昆仑影业得到指示，立即通知各地、停映《武训传》。

自5月20日以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德批判文章，何其芳发表《驳对武训和对〈武训传〉的种种歌颂》一文，批判了认为武训是历史英雄人物之一和他甘心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等观点。胡绳发表了《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一文，认为《武训传》是把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化装成“为人民服务”论、“历史唯物主义论”来毒害人民。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教育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都进行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活动，各地区开始批判《武训传》，形式各异的批判会，座谈会，讨论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纷纷在报刊上检讨错误，同时，郭沫若、丁玲、戴伯滔都纷纷进行了自我批评。《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也被迫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教育，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洗澡”。

1951年6月，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组织了一个由李进（江青）等13人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省武训的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按既定的标准去找事实，取其所需，20多天以后，炮制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论》，给武训扣上了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帽子。

1951年8月，周扬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作了总结，对《武训传》的批判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