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就是设计陷害

    如果说为打击黑车而“钓鱼”，前提是钓来的必须是真正的“鱼”，尽管采用方法不地道，上不了台面，但还似乎情有可原。因为那“鱼”（真正的黑车）确应打击。但无论如何，“钓鱼”方式也是不正当的，甚至是卑劣的。

       现在的问题是：钓上来的分明不是“鱼”（黑车），而是行政执法与社会闲杂人员勾结，利用司机的善良，用欺骗手段给好人栽赃陷害。这就不是“钓鱼”，而是设陷阱进行陷害勒索了！

        这种为拿回扣而设圈套的行为，很卑鄙无耻！它比“碰瓷”的危害严重千万倍。“碰瓷”是社会渣滓讹诈行人的丑行，而“钓鱼”却是政府行政执法机关的严重违法行为。

       “钓鱼”的危害有三：首先，败坏了执法机关的形象；其次，绞杀了扶危济困的正义；第三，亵渎了法律法规的尊严。

 《水浒传》里“林教头误入白虎堂”，就是高俅“钓鱼”的结果。《资治通鉴》也记载了唐太宗偶然“钓鱼”的事儿。唐太宗痛恨官员贪赃受贿，多次谆谆教诲，官员们纷纷表态一定严格自律、做到一尘不染。但唐太宗对此半信半疑，他拿出一些财物，派人分头向一些官员行贿，结果不少官员收下贿赂太宗大怒，决定严惩受贿官员。尚书裴矩对太宗说：当官受贿，确实该死，但君主应当用道德引导下属，陛下却采用钓鱼执法的手段，那就是用法律来陷害人了！唐太宗听后，表扬了裴矩，并打消了处分官员的念头。

        唐太宗钓鱼执法，尽管初衷是好的，而且，他钓的是官员，不是老百姓，即使如此，也不是正大光明的举动。若说是“取证不当”，未免轻描淡写，根本说来，就是讹诈，是栽赃陷害，是执法者的犯罪行为。不过，唐太宗知错就改，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参见喻大华《“钓鱼”是“陷人于法”   》）

  因此，我们说“钓鱼”，不管是唐太宗还是高俅，不管其初衷是好的还是坏的，更不论是阴谋还是阳谋，都是干坏事，都属于猥琐的诡计，都应在禁止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