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是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这一观点引发不少议论。人大校长说这番话，想必是有统计数据做基础的。对于这一现象的一些评论，大多与“读书做官”有关，却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在“读书做官”已经成为“封建糟粕”的观念前提下，人们对于官场博士的看法，显得飘忽不定，一方面觉得这个现象不对，另一方面又说不清不对在什么地方。还有人拿美国来比较，说美国的博士当官的不多，还是没说到点子上。
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官场博士大批出现的原因，它是基于一个时代的要求，要求各级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这个要求并没有错。但是，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要求官员知识化，与“读书做官”有很大的关联，其内涵一定程度上与“读书做官”是吻合的。当我们已经把“读书做官”毫无悬念地认定为“封建糟粕”时，提倡干部知识化，在好处方面往往只能避开“读书做官”。只有到官员知识化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坏处又与“读书做官”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不重新认识“读书做官”，如果依然简单化地批判“读书做官”，对于官场博士这个问题就难以抓住本质。
“读书做官”并不是毫无益处。官员要有文化、有知识，官员要有良好的个人操守，这是非常自然的要求。要实现这个目的，读书学习显然是一个必要的途径。各种民主监督方式，也只能在“读书做官”之后才能发生有益的作用。然而，有一种来自西方理论，明显是与“读书做官”完全相反，这种理论认为，知识分子的本色就是与政府对着干。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只能对个别人合适，如果把它变成全体性的行为，难道官员只能是一群没文化的老粗？知识分子作为一群聪明人，配合民主制度，在监督一群没文化的傻瓜官员，再怎么监督也没有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为何不能当官，然后再接受民主监督呢？
因此，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理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与政府对着干，保持对政府的批判性、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实际上是很幼稚的。这种观念配合了对“读书做官”的批倒批臭，使得人们对官场博士现象难以获得真正的认识。因此，对于官场博士现象，我们在观念上应该放弃西方“知识分子要与政府对着干”的幼稚理论，接受“读书做官”的合理性，这就是干部现代化、知识化的本质。中国历史上“读书做官”的不合理性在于，做官变成读书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它只强调读书众多功能中的单项，忽视了读书的其他功能。但是，这只是一个偏差，而不是说做官就不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现代社会，在读书的众多功能中，做官依然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就拿美国来说，美国政府官员中，基本上至少都是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美国总统很多还出自一流名校。“读书做官”并非令人羞耻的“封建糟粕”，而是合理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美国的方式只能说明，做官并不是读书的唯一出路，而不能否定读书做官的价值。
澄清这样一个概念，再回到中国的“官场博士”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解读就在于：先读书后做官，还是先做官后读书？本来，只要读书能有真实的成果，先后次序并不重要。但是，普遍来说，先做官后读书，其读书效果都令人怀疑。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先做官后读书的意义。那么，面对先做官后读书的潜在弊病，应该怎么办？中国古人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对此问题的吵吵嚷嚷，没有一个超出中国古人的制度和办法，也显示出当今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缺乏了解，或者对自己的历史抱有的偏见。
中国古代读书人做官最兴旺的朝代就是宋朝，它首先确立的原则就是，官员必须是读书人，也就是说，官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今天我们对此的保留意见，其实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把当官变成读书的唯一出路，二是不能把读书当成做官的唯一前提条件，还需要具体的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考虑。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已经把“读书做官”彻底当成糟粕的时候，加上从工农兵直接选拔官员的历史遗留，我们已经先失了一招。宋代也有先做官再读书的，这一类人一般称为“荫补”，他们或者是高官的子弟，可以靠着父辈的大树，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得到一个官员身份；或者是其他状况，例如朝廷或皇帝把官位作为赏赐。然而，宋朝对于此类不是通过读书考试选拔而先有官位的人，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
比方说，不是通过读书考试选拔的官员，都不能获得重要官位。即便如此，这些人依然要通过各种考试，只是考试的内容、方式与正常的科举不一样而已。通不过考试的，即便有一个官位，例如科级待遇，也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职权，只能闲在家里。即便通过了考试，他们能够上岗的官位，与其他正常通过科举的人也无法相比。用今天的方式来解释，可以这样类比：一个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当官的人，与一个先当了官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前者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从理论上说，前者的仕途一直可以通到总理的岗位，但后者很少能越过局级干部的界限。所以，宋朝曾有这样的事，某高官的儿子，按制度可以不用参加科举而直接获得官位，但是他不要。他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正常的官员出身。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先读好书后做官。换句说说，在宋朝，先做官后读书的人，在制度设计上，大致都属于次等官员，要受很多限制。
宋朝即使对于先读书后做官的正常出身，依然有着严格规定，以防止鲤鱼跳龙门后，就有了一劳永逸的想法。宋朝正常科举出身的官员都需要有基层工作的经历，每一个基层工作的岗位，一般是三年。三年任期结束后，未必能得到下一个工作岗位的任命。在获得新的工作岗位之前，还需要参加“吏部”制定的考试，当然，这一考试是自愿参加的。能够通过“吏部”进一步考试的，在新岗位的任命上，也有优先权。通不过考试的，或者不能继续任命，或者不能担任重要工作，或者不能升迁。
因此，把宋朝的方式运用到今天，其实也很简单。先做官后获得学位的，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在学位含金量上都打一个折扣，这就行了。换句话说，组织部门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对于那些先做官后拿学位的，也应该鼓励，但是，评价的尺度、分量与先拿学位后做官的不一样。这样一个政策既能鼓励优秀的知识分子先读好书，先有较高的知识文化，再进入政府工作。同时，也能鼓励那些先做官的人不断学习。但是，两种不同的履历，在选拔和升迁的评价中，分量完全不一样。对于今天来说，干部升迁一方面要像宋朝一样，区分不同学历，还要区分学历的获得方式，而且，还应该注重官员职业生涯中的不断考试，这种考试主要是专业考试，还应该注重官员在岗位上的政绩。再加上民主监督和评议，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官员考核制度。如此一来，官场博士现象，也不会令人大惊小怪。
官场博士现象有它合理的一面，就是对官员不断接受新知识、提高修养的要求。但是，由于干部考核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官场博士有很大的水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宋朝就已经很完备了。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官场博士现象，可以借鉴宋朝的制度。简单说就是，先做官后拿学位的，学位的含金量要降低，与那些先拿学位后做官的相比，在选拔任命上不能等同，更没有优先权。同时，官员考核多项标准中，避免学历分量过大，也是需要注意的。至于官场博士过多占据了尚不充足的教育资源，那是另一个话题。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