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功夫黑马”

欧阳君山

 

 

前不久，在网上观看中央电视台7频道《乡约》栏目在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乐和家园现场举行的迎60周年大庆特别电视节目《“疯狂”廖娘——廖晓义》，开始大约六分钟后，有著名环保活动家、乐和家园项目组总顾问廖晓义女士一段痛心疾首的说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把抽水马桶当作新农村建设的指标？我真不理解！

 

这时忽然想起一个人——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乡村发现》执行主编陈文胜先生。三农学界有“南陈北李”的说法，这里的“李”就是当年向朱镕基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先生，这里的“陈”即陈文胜先生。

 

把陈文胜与李昌平两先生相提并论，的确比较恰当，一样在基层工作过，一样任过乡镇党委书记，一样以基层眼光关注三农问题，一样对三农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甚至也可以说，他们俩一样改变了某些学风，也可谓“吹皱一池春水”，为三农学界带来一股清新而富有生机的气息。

 

在谈到学界或学者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理性、开放、实事求是甚至灵性之类，以思想和追求真理为志嘛。但实际上，学界也最容易陷入教条、迷信和封闭，甚至其他的种种非理性，比如贴标签与搞圈子，以至最后沦为腐朽的学术利益集团，专门制造垃圾，误国误民，害人害己。看看我们的周围，这样的垃圾难道还少吗？

 

这有相当的必然性，古往今来，在哲学社会科学上，人类有多少创新？拿中西哲学来讲，一般会认为中华哲学是“静静的顿河”，没有创新；西方哲学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有创新。但这可能只是表面，得不到业内人士的赞同，当代数学家兼哲学家怀特海就鲜明表示，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一连串的注解而已。就经济学而言，许小年先生就明确提出过：经济学家都是斯密的孩子！

 

自然科学亦是如此，真正的创新十分稀罕。拿物理学来讲，举目四顾，迄今为止，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者可能也就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而已。根据人类科学的历程，颇有影响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范式”论，认为科学上的范式革命仅只是极其个别，绝大多数科学家所从事的活动都是“解题”——即使用新的范式来重新分析和解决相关现象与问题，也就是说，属于一般性事务工作。

 

既然创新极其稀罕，既然都只是在使用范式解题——解题嘛，肯定得以收敛为主，难免就会教条、迷信和封闭，从而也就难免垃圾制造。因为从纯粹知识生产的角度讲，这里面原本就没有多少超越制造垃圾的鲜活空间。在评说三农学界的著名论文《中国三农学界的明星现象》时，文胜先生感慨：“外观其表，日新月异；内现其实，日薄日颓。”为什么呢？原本垃圾制造就相当相当的必然！

 

那是不是学人们就不能有所作为、甚至都逃不脱垃圾制造的命运、就真的只有像张鸣先生曾谈到的那样高度自觉地搞垃圾制造呢？否！！！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在整个科学上，创新虽然极其稀罕，范式革命更是可遇不可求，但另一个要素的确可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就是学风！

 

学风问题，看起来不属于学问，而只属于修养范畴。但其实，学风乃学问之首要。很难设想一个教条的人、一个封闭的人、一个浮躁的人、一个学风不理性的人，会有真正的学问。退一万步讲，尽管学风不理性，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比如说智商特高——某人有一些学问，但一定也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纸上谈兵而已。看看我们的周围，应该不难发现这样的学人。

 

这应该也正是大智慧来自于草根或“黑马”的重要原因，在知识的系统积累及相关训练上，草根或黑马与科班或许不可同日而语，但草根或黑马有可能在学风上甚至也只是学风的某一方面比科班要正，从而也就为超越科班提供了可能。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提出一个问题：“经济学需要学吗？”按他自己的回答：经济学是可以不学而达的，尤其大师，往往不学而达。这可能不只对经济学适用，一切学问都能适用。实际上，一个人学风如果真的很正很理性，来一场范式革命也不是不可能。

 

在理论研究上，文胜先生应该算黑马，原本中国农村底层的实际工作者，按他曾谈到的说法，一介武夫，之所以黑马突入学界，主要原因是激于义愤，激于三农学界的某些纸上谈兵甚至胡说八道，及绝非个别现象的垃圾制造。正学风不是简单的清规戒律，需要内在力量的支撑，就个人的接触，能感觉到文胜先生的一股子精气神。

 

谁敢横刀立马？面对一度要求撤销乡镇政权的汹汹舆论，文胜先生逆流而上，认为不能简单把三农问题归咎于乡镇政权，城里的强势部门向农村吸纳财政资源才是要害，并尖锐提出：“为什么乡镇政权非得由农民来养而不应该由国家来养呢？”他认为农业是弱势产业，乡镇政权应该是国家服务乡村社会而提供的公共产品。

 

本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这一点充分理解。事实上，如果追究到底，当代乃至近世以来的农村边缘化，根本在城市向农村吸纳人力资源，精英大量流出农村、定居城市。古代中国其实是个以乡村为中心的社会，即便做官甚至登天子堂，最后依然要告老还乡，这充分保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毕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人的因素都是决定性的。

 

不幸的是，文胜先生也被“吸纳”了，2005年7月，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期间，黑马被湖南省社科院长朱有志先生相中，很快从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党委书记任上破格提拔到省社科院，成为三农研究的主力担纲队员。这当然是好事，中国自古就有“礼失求诸野”的传统，只是希望他不要忘记对乡村社会的美好理想，也不要忘记自己曾是一位农家子弟。

 

黑马的能量从来就不可小觑，文胜先生到新的岗位后，相关的研究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领导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局面为之一新，《中国乡村发现》杂志及网站更是在全国三农学界也别具风骚。这不只是证明了黑马固有的功夫，也证明了朱有志先生的慧眼识才。

 

走笔至此，想起张晓山先生的呼吁。读完文胜先生“在小政府观察中国大问题”之《乡村债务的危机管理》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先生为之作序时特别呼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征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像陈文胜同志这样的了解基层情况又能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者”。

 

不只是农村改革，整个中国社会的前进，都在呼唤“功夫黑马”！

 

链接：中国乡村发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