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克文，今天是6月1日，要是在汕头，晚上我会带女儿去玩的。发短信叫妻子买点东西给女儿，女儿就打电话来问我要给她多少钱买东西。女儿不喜欢花她母亲的钱，最喜欢花我的钱，她的理由是她母亲钱少，我钱多。有时她母亲为了把她从她外婆那儿哄到我这边来，就对她说，去花掉你爸爸的钱。她就高高兴兴地来了。我给她钱，她会存起来，平时要花什么钱，还是向我要，我不在那，就先让她母亲出，过后会向我拿去还她母亲。女儿好久没叫我爸爸了，想来女儿叫我爸爸，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也是偶尔。她打电话给我总是大声阔喉直嚷嚷，直奔主题，我一听到她的电话就要笑，笑得很开心，我在汕头工作时那些同事看我接电话的表情，就会知道是我女儿打来的电话。我总叫她臭宝宝。

今天，在李乙隆文存网站的论坛上，网友小雪贴出一封给我的公开信，信写得好长，看得出一气呵成，下面摘录几段话：

“最近，每次我来论坛，总是深深的失望。这份失望，曾一度让我失眠，让我在很多个深夜里爬起来想把它写出来，然后让你好好看看。但是一次次写好的字，犹豫了又犹豫，还是没有贴出来。所以这几天，我都是用‘游客’的身份来论坛，去文存。看了文存的一些文章和论坛动态，就悄悄地离开。”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的李乙隆，更不知道如何回复现在李乙隆的帖子。我常常安慰自己说，李乙隆还是李乙隆，他就在文存里的字里行间。论坛上的晓风残月只是晓风残月，与李乙隆无关。但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

“你让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你。也许你会说，这两个都是李乙隆，小雪，你一直把我神化了。我倒希望你能这样干干脆脆地告诉我。这样我便不必一次次地试图说服自己去理解你。”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山月。在这里写诗，写词，写文章，交了很多朋友，很开心。我把许许多多个夜晚及白天，都放在南山月和你的文字上。因为喜欢你写文字的认真态度，喜欢这里真诚、单纯的朋友。虽然这里一直都没有异常热闹过，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这里。可是今天，这个倾注了我许多情感的地方，忽然让我感到陌生了。我在你们的帖子里找寻不到你们昔日的影子。甚至我很难想象某些语言背后的操持者会是你们。我真不明白，李老师要给我们这些学生怎样一个论坛环境呀？是我老了，跟不上时代了，还是我一直都过于天真了呢？”

信中的“文存”，是指“李乙隆文存”网站，就是专门发表本人习作让网友跟帖评论的地方；信中的“南山月”，是指“李乙隆网站论坛”，主版就叫“南山月沙龙”；信中的晓风残月，就是鄙人，自谓站长，人称李老，小雪在信中称为李老师。小雪的信批评得好，批评得及时。近期来年近四十的我与直奔三十的克文、阿涛、阿全几个前学生，加上风韵绰约的女网友情焰等，常在论坛上互相调侃、开成人玩笑，差点忘了一直对南山月十分关注的小雪是个非常纯真的新婚女人。其实我们去年也调侃过、幽默过，留下许多让人忍俊不禁却又十分纯净的精彩帖子，除了克文调侃过度引起一位还未进入调侃状态的朋友误会外，所有帖子老少皆宜，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难道离开了成人话题、女性话题，就没有玩笑可开了吗？起码作为克文等人的前老师，作为站长，说话总得稳妥一些，总不能跟着网友瞎起哄吧。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让小雪看着不顺眼的帖子，比起这一两年来那些靠短信息赚钱的门户网站的某些短信，比起许多网站的女性频道，文字要纯净得多。为了不让大家因为看了小雪的信，以为李乙隆网站论坛下流不堪，下面我摘录两个让小雪最不满的帖子，好让大家见仁见智，也让大家了解我的另一面吧，我从来不喜欢道貌岸然。

“乡人重男轻女，不让女孩读书。我教克文他们时，曾见一女孩在窗外偷师。我见克文、阿全、阿涛等学生泼皮得厉害，恶作剧不断，无心听课，便不再对牛弹琴，与窗外那女孩聊将起来。此女冰雪聪明，我刚才所讲，她皆能听懂，考了她几题，都答得甚妙。我叹道：可惜可惜，可惜身下欠四两。我的意思是可惜她是女孩身，父母不让她来上学。谁知她信口接道：幸得幸得，幸得胸前多半斤。我先是愕然，继而叫绝。教室里克文者流，一个个傻头傻脑，不知我们所谈者何。”

“某日，余赴友人婚晏。席间不慎失手，茶溅邻座佳丽，窘极，诗以解之。诗曰：此姝秀色实堪怜，休怨茶水湿霓裳。茶水也爱裙中物，湿透绸缎觅春光。”

上面两个段子，都脱胎于民间笑话。“四两半斤”这副对子，照搬民间笑话所述；后面四句歪诗，除“也爱裙中物”五字，基本是我所作。民间笑话中的原诗，其它三句我已忘记，故难以比照一下。小时听大人“讲古”，有一段子，说的是雨后，苏小妹走在路上，不慎踩到烂泥洼，泥水溅进裙里，苏轼好友佛印和尚见了，便胡诌“烂泥也爱裙中物”四句。

惹小雪生气的可能还有：我们拿各人的名字开玩笑，我被称为隆兄，你被称为文兄，楚伟被称为伟哥，阿平被称为平兄；在“祝您健康”版上转贴了有关“男用避孕药”、“安全期避孕法”两条稿，便大谈什么不用隔靴搔痒、可以赤诚相见了；你当过女性内衣批发商，便有人说许多女人的文胸被你摸过；在“新闻转播”版上转帖了《女用“伟哥”2年内将在英国上市》，就有人说有这东西要哄女人上床就容易了，还有人准备去注册“伟妹”商标；转帖了《我国首个冷冻卵子试管婴儿诞生》，就有人要情焰贡献卵子，还有人要与情焰合股办卵子出售公司，希望将来产下的婴儿一个个像情焰这样漂亮；我还“吹牛”说：“在澳士兰牧场有限公司工作时，我写过这样一条招工广告：‘你想摸奶吗？来吧，进口波霸任你摸、揉、挤。我们给摸奶者提供食宿，还发工资。’应聘者云集。其实招聘的是挤奶工，‘进口波霸’是指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良种奶牛。”也许挑剔一点的人会问：“你不是不喜欢吹牛吗？怎么吹牛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那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在搞笑时，我是常常“吹牛”的，我“吹牛”与人不同的是，我所吹的，是要让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开玩笑的，如果你听不出是玩笑，那我只能表示遗憾了。真正喜欢吹牛的人是希望别人对他所说的话信以为真的。

今天的工作效率很低，原因是网速太慢。在企业网站后台的编辑器发稿，一直以来都很顺手，一天发90条稿，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干其它事。但今天不知怎么搞的，总是很慢很慢，还老出故障，发稿少了，还干不成其它事。就像失去了健康才知道健康的可贵一样，降低了速度才知道速度的重要。原来我的工作成绩，是电脑和网速所赐。让小Q检修了后台编辑器，自己也打开杀毒软件查杀病毒，乖乖，还真查出两个病毒杀掉了。可是速度还是没有明显提高。电脑和网络就是这样，有时是难以捉摸的，也许明天就好了。如果今后还这样该怎么办呢？在等待编辑器缓慢运行的过程中，我总该干点什么吧，一是不能浪费时间，二是不致因等待而焦躁。到论坛上发稿？检查编辑完成后产生的网页效果？写稿？看报刊？到其它网站看新闻或文章？今天也尝试过在等待时干点什么，不知是一时不习惯，还是一心难以两用，一分心，就有点混乱了，比如有时就不知打开过的一篇稿是否已经发上去了，就得去查，比如已经编发的稿，又发了一次，就得去删除，提交与删除，白白浪费编辑器的几次缓慢的运行。我觉得干什么事都是一心一意效果比较好。

在上一章也就是第十二章中，我说“C要印刷一本企业宣传资料寄给六万个客户……便要我在汕头帮他找一家便宜一些的印刷厂”，“那是上世纪末，我偶尔为朋友公司编一本《电子商情》，并联系印刷”， 这两句话中，企业宣传资料和《电子商情》是同一件东西，但这两句话说的却不是同一桩事。前者所说的印刷业务，我交给同事蔡总的亲戚，发生在1996年；后者所说的印刷业务，我交给广，发生在1998年或1999年。对了，是1999年10月以后，我当时还兼职与你一起卖酒呢。我把业务交给广时，还在某酒全国总经销的仓库请广喝了半瓶酒。蔡总的亲戚与我的朋友C合作了一两年时间，C因为拖欠他的钱，印刷厂可能是要C把钱还清再给他印刷，C便请我重新找一家印刷厂，我便找上了广。值得肯定的是，C尽管有时喜欢拖欠人家的钱，但最后都是会把账结清的。C与蔡总的亲戚把账结清时，还专门打个电话告诉我，我心里也很宽慰。当时给广的那单业务，可能是五六万元吧。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在这单生意上我赚了一点钱，既是业务提成又是编校费。广原先是说要给我2500元，我也告诉了C。后来我二哥被抓，我请人帮忙花掉了一些钱，广在付给我2500元后，要我帮他把印刷费的几千元尾数讨来，说你现在被你哥的事弄得手头紧，把尾数讨来后再拿2000元去花吧。我2000年在上海时，朋友C通过榕树下网站与我取得了联系，我给他寄去我所编的企业报，有时也附上短信，信上主要是劝他不要赌“六合彩”，同时也请他把印刷费尾数还给广，写到这里我又觉得C在不少方面是个不错的人，本来因为对广不满意，他是不想把尾数还广的，但因我在信中或电话上说了几次，他便在2001年春节期间到我家来，放下400元美金，让我转交广。我通知了广，广立即到我家里来了。400元美金摊在茶几上，共4张，我也不客气了，把两张拨到广面前，两张拨到自己面前，广的表情有点不自然，难道他忘记了说过的话！

克文，我给你的这封长信已在一些网站连载，请你和各位网友看后，发现错误或疑点及时指出，我可予以更正或解释说明。

在上一章中，我东拉西扯提到了“李铁成”，就有读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问道：“李铁成”者谁？我国大贪官不少，怎么用此人来借代贪官？我在2003年4月所写的一篇短文，正好拿来作此注解。全文如下：

2003年1月28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有期徒刑15年。此案轰动一时。

以“级别”论之，李贪官哪堪与那些省部级贪官一比；从“贪绩”来看，李贪官受贿总额仅为区区140万元。究其轰动原因，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李担任靖宇县副县长、县长、尤其是县委书记期间，尽管与许多受贿者不同，李没有索贿行为，但为了“政治前途”，该县众多干部向李行贿，“调查结果表明，全县科、处、局级干部除李本人及其老婆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按李贪官的说法，行贿者以“谋取自我利益的大小来设计礼金的厚薄”，买官完全是“随行就市”，买什么级别的官要花多少钱，在行贿者和受贿者心中，已是明码标价了。而李受人钱财后，“一般都能让行贿者心想事成”。如果作为商人，李称得上“诚信”吧。李有一本笔记专门记录受贿的，想来不外乎行贿人姓名、行贿时间、行贿数目、行贿目的、回报情况等项，这也可反映出李书记是个“认真”的人，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是建立客户档案，说不定还要做好“售后服务”或培养长期客户呢。可叹他栽在某一件事上，“客户档案”被搜了出来，不但使自己这区区小案被誉为“官场奇观”，还损害了那些“客户”的“清名”。

据报道，李铁成在靖宇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受贿近44万元，占全县2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全年工资的80%。如果这些干部是用工资来行贿，那么，他们自己的日子怎么过呢？这个问题问得蠢！只是没有人去追究行贿的钱从何而来罢了。化整为零，则数目太小，不足一提；涉及面太广，打击面太宽，影响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然而硬要说此案如何“空前”，如何触目惊心，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如果李贪官不要太“认真”，不要建什么“客户档案”，或者“档案”没有曝光，他的罪一定会减轻许多。买官的人是绝不会“出卖”他的，一是他们付了钱，李也给了他们“所求购的”；一是“出卖”了李，不是把他们自己也“出卖”了吗？如果没有“客户档案”，李贪官一案也就没有“科处局级干部全部行贿的记录”，也就不触目惊心了。

因此，“科处局级干部全部行贿”的记录是否靖宇县独创、首创，就不得而知了。

呜呼哀哉！李书记的“客户档案”坑了全县“公仆”。

奉劝那些官员，如果要搞什么“客户档案”，一定要采用密码，注意将“档案”与译码本分开保存。

克文，我边写边回头去看看前面的内容，常常会发现问题。在前面所写中，我引用了自己在2003年4月所写的一段话：“吃回扣在社会上蔚然成风，难怪有些人对官场腐败也十分宽容：给老板打工吃回扣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给国家打工吃回扣就不行吗？前者露馅最多是被辞退，后者曝光却要受刑罚。如此看来，后者还值得同情呢！是官场的腐败引发社会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腐败带来官场的腐败，抑或是两者相得益彰吧。”我不知道一年前为什么会写出这样“宽容”的话来。通过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我思想变化的过程，在2003年4月写出上面这段话以后，我写下了大量时评、杂文，对官场的腐败及产生腐败的体制进行无情抨击，但以此作为分水岭也不对，因为此前，我也写过不少这类时评、杂文呀！甚至还写过几篇短文对当时无论在官方传媒上还是民间舆论中都声望极高的一位领导的一些举措进行公开批评。我之所以举我对这位领导的批评作为例子，是想说明，我对这位万民称颂的、我也认为他是个清官而对他怀有敬意的领导尚且不够“宽容”，我怎么会说出上面那段软乎乎的话呢？也许人常常是很矛盾很困惑的吧。现在，这位领导已经离开政坛，在网上不时会看到一些抨击他的帖子，我在跟帖中倒总是肯定他的廉洁，请大家对这位退休老人保持宽容之心。

我批评过他在官场腐败得不到有力整肃的情况下，放了许多国债，搞了许多“国债工程”，在“国债工程”中腐败丛生。我在一篇短文中说：“曾听到这样一个传言，某老板的朋友是个包工头，弄了一个工程，大概是某领导在否定自己是‘赤字领导’时所说的‘留下了大量的优质资产’的那类工程。工程完成，实际耗资100多万元，包工头要他的手下‘算’到1000多万，据说‘算’得很困难，‘算’到800多万时，一帮人都‘算’不下去了，不是良心作怪，而是水平所限。这位包工头很有魄力，调兵换将，硬是‘算’到1000多万上去。就这一桩，包工头给了该市一把手500万，其他有关官员，评估、验收技术人员，等等，一级一级打点下来，包工头肯定没有一把手赚的多。”

我对他成为被下级官员称为老板的第一个政府高官这一殊荣不敢恭维，对他在大会讲话中说要在其任期内给公务员加薪一倍时，一副私企老板给员工加工资的口气和神态，也不以为然。我下面的几篇短文，不知你读过没有，第一篇作于2002年5月，当时这位领导的声望如日中天，其余几篇皆作于2003年4月，当时这位老人离任不久，民间舆论和一些官方传媒对这位领导大唱颂歌，对其离任深表惋惜。也许有人认为我总摘录自己的习作放进这封信的做法不伦不类，但我的想法是，既然我想通过这封名为给你实为给更多朋友的公开信让大家了解我，那么，我的一些习作最能让人了解我的思想、个性，包括我的肤浅、偏见、错误，等等。以前总有些同事觉得我深沉，难以了解，像一个谜，他们不是文盲，他们要了解我，可以在企业报上看我的文章，可以看我的书，可他们喜欢把文章和作者的实际思想区分开来，好像文章就像一些官员的讲话，说得正义凛然，其实与本人的思想毫无关系，他们想了解我总想依赖交谈和接触或者通过别人的介绍。其实，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那些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文章才可能像一些官员的讲话一样与本人的真实思想毫不沾边，像我这些不合时宜的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文章，都是真实思想的流露。

请看《有感于给公务员加薪一倍》：

1999年9月，政府推出了给公务员大幅加薪的举措，平均增幅为30%；2001年4月，财政部拿出700多亿元提高公务员工资，平均每人每月增加100元；2001年10月，政府再次给公务员加薪15%，并决定年底给公务员发双薪；今年5月12日，财政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今年7月1日起，公务员将再次加薪，“增加幅度，将会是一个合适的数目。”

朱总理上任之初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承诺，就是要在本届政府任内给公务员加薪一倍。据专家计算，今年加薪幅度只要在18%左右，朱总理给公务员加薪一倍的目标即可实现。

本人孤陋寡闻，对本届政府上任之初的多少承诺、多少决心、多少豪言壮语知之甚少，因之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放了多少空炮，实现了些什么，只知道“给公务员加薪一倍”这一“政绩”已足以使这一拥有绝对优势话语权的强势群体“大书特书”、歌功颂德了，这一承诺的实现也证明了本届政府“言而有信”，是“建立社会诚信”的楷模！

我试图说服自己：“你不要含酸带醋好不好？给公务员加薪有着深远的意义你知道吗？”如果我是“该不该给公务员加薪”这场辩论的正方，我也能说出个一二三，即所谓“高薪养廉”、“拉动内需”、“稳定公务员队伍”，只是这些话说得多么违心、多么理不直气不壮呀！与其做这场辩论的正方，不如自打嘴巴一百下。

“高薪”就能“养廉”吗？不要说工资增加一倍，就是增加十倍，比起那些灰色收入、腐败收入来，也是小巫见大巫！那些还没有揪出来的贪官污吏，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家底，但只要细心追踪一下他们的雅车豪宅、他们的日常挥霍，对照一下他们的工资，你就可定他个“财产来源不明罪”。那些已经曝光的，哪个动辄不是个天文数字！你以为区区一倍工资就能喂饱他们，是不是太低估了他们的胃口！你用这四个字来作为给公务员加薪的理由，是不是太污辱了我们的智商。

所谓“稳定公务员队伍”之说，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不是总说要精简机构、裁除冗员吗？如果公务员队伍有流失现象，那不是“主动下岗”、“自行分流”、“自发精简”吗？你还嫌现在公务员队伍不够庞大、不够稳定吗？现在不是有那么多大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环境，想做个公务员而不得其门而入吗？当然，你会说：“流失”与“精简”是两回事，流失的是人才，精简掉的是庸才。那么，请问：为什么人才会流失呢，仅仅是嫌工资少这么简单吗？为什么会有庸才亟需精简？说到底，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加薪不学习一些企业的做法，引进激励机制，让人才多拿钱而“稳定”，让庸才少拿钱以至过不下去，不得不重谋生路，而要搞“一刀切”、“大锅饭”那一套呢？在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公务员是收入较高、风险最低的，队伍也是最稳定的。有个别人才流失的现象，在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队伍都是正常的，绝不仅是工资上的因素造成的，工资再高，也会有人才流失的，发展前景、人际环境、用人制度等都可能比工资更重要。我的一位硕士朋友离开公务员队伍到企业打工，是因为他对他所处的那个工作环境的买官卖官现象深恶痛绝，他不屑于卖身投靠，便没有人提携他，他感到十分压抑。

如果从拉动内需的角度来为公务员加薪说话，那贪官污吏的穷奢极侈也是在“拉动内需”了。给公务员加薪不是谁在当救世主，说到底都是在加重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负担，而财政的钱来自何方呢？国税征收是大头，中央财政把税收走了，地税就少了，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给公务员加薪而增大的开支，便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税负。如果真的是这么回事，用给公务员加薪的方法来拉动内需，其实就像拿了你的钱来向你买东西一样，看起来好像你的东西卖出去了，但你的钱并没有多起来。

其实，加薪的不仅是公务员，还有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一些事业单位、社会公益服务机构以及一些所谓民主党派和所谓社会团体的机构等单位的财政供养人员。据资料显示，这些人员共3673万人，按国民人数13亿计，30多个国民要供养一个公务员或准公务员。按供养一个公务员年需1万元计，国民人均负担约300元。这里所说的国民人数，是把那些也需要别人供养的老幼病残、失业和无业人员都算在内的。

现在我国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情况已十分严重，弱势群体亟需扶持。我总认为，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据说，2001年权威调查表明，四成以上的人反对给公务员加薪。资料上称，是对700余位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进行了调查，不知这所谓权威调查的对象中，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各占多大比例。如果问公务员要不要给他们加薪，那得出的答案有何价值呢！

如果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也不够妥当，就目前人大代表的构成来说，财政供养人员显然占大多数。就算有些不是靠财政供养的，也大多是各行各业上较为成功的人士，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与公务员作比较，便会觉得给公务员加薪是应该的。现在，不少社会团体或民主党派的机关，都是靠财政供养并套用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让他们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也是一面之词。现在的传媒都是官方或准官方传媒，其从业人员也大多是财政供养人员。因之，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的话语权都在受益方手里。好在现在的话语环境毕竟比较宽松，不会动辄给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吧。5月16日的《南方周末》便引用了资深经济学家戴园晨反对给公务员加薪的言论：“第一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举双手拥护；第二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一只手拥护，一只手不拥护；2002年还要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举双手反对。加一次工资1000多亿，这1000多亿用在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有1000多亿，农村义务教育都解决了。”

克文，上面便是《有感于给公务员加薪一倍》全文。其实我并非片面反对给公务员加薪，在文中，我问道：“为什么加薪不学习一些企业的做法，引进激励机制……”

请看《总体和平均》：

2003年3月初朱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报告中称：“五年来，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朱总所说的“五年”，就是他这届政府的任期。不要说报告中还罗列了多少“辉煌成就”，单这一项便可谓功德无量了。报刊称：朱总理的报告引发了十多次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凝聚着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心声。”

十三亿呀，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不简单！

十多天后，朱的继任者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人口有3000万左右，这是按人均年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是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有9000万。”苟且按标准提高200元则增加6000万贫困人口计算，把人均年收入1225元以下列为贫困人口，就2亿多。试问：那些热烈鼓掌的“代表着人民”的人士：人均年收入1225元，即人均月收入102.1元，人均日收入3.4元，算不算贫困人口？3.4元能做什么呢？1斤米，1元；1两肉，6角；半斤菜，5角；还有汽、水、油、盐等。这里所说的仅是食，还有衣住行，还有昂贵的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等。

“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说“平均达到小康水平”，我却是举手赞成的。一个贪官足以与一个贫困村的几千个贫困人口平均达到小康水平。

请看《存款从哪里来？》：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截至今年2月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0.3万亿元。

今年3月初，朱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报告，也把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9万亿元当成他这一届政府五年来的政绩之一。

这么多的存款从哪里来呢？报道中称：“据专家分析，收入增加是居民储蓄高增长的基本原因。”是这样吗？以笔者为例分析一下。

1994年我刚到汕头时是一千多元的月薪，现在是三千多元的月薪，其间曾有一年是五、六千元的月薪。收入确实是增加了，可是存款呢？买了一套低于本市平均价格的房子，还得从父母那里拿钱，如果当成债务，不知什么时候能还清？我目前的收入，应付一家三口的各项费用，每月寄给父母一点养老钱，再加上人情应酬，存款甚少。说实话，我不是花钱大方的人，甚至被一些亲友视为吝啬，有时想周济一些穷亲友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住的、穿的、用的、吃的、玩的等，都是低消费的。在我的亲友圈中，我算是收入较高的人了；在我所供职公司的一百多名员工中，我是除老板之外工资最高的了，可我真的存不上什么钱！按13亿人口计算，人均存款为7923元，一家三口的存款应达23000多元，可我目前却没有这么多存款。

官方媒体报道高储蓄时，往往是众口一词往好的方面去说，“专家认为，高储蓄为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是公众对社会经济稳定、金融健康具有信心的直观表现。”不知他们是知而不说还是不知或不愿去关注下面这些问题：

存款是不是过于集中于一小部分人手里，比如，10%的高储户的存款数，会不会高于90%的低储户的存款数？而没有一分钱存款的城乡居民，仍占多大的比例呢？

官方媒体也没有掩盖高储蓄对消费的制约，“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不管你如何刺激，消费总是热不起来。原因何在呢？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很贫乏，只能简单地看问题，先做个假设吧：银行的正常存款本来只有一亿元，管得着银行的官员、银行的人、搞企业的人等，携手合作，以企业的名义，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合法手续”，把这一亿元贷出去，通过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一亿元变成这些人的个人资产，又被他们存进了银行，于是银行的储蓄余额便从一亿元增长到二亿元。而那一亿元贷款呢，便成了呆坏账，国家为了救活银行，通过国债，把那一亿元呆坏账剥离出来，转到专门为处理呆坏账而设立的什么资产管理公司上。

也许我这样看问题实在过于简单、幼稚，或许这种情况只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出现过，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就算上面的假设纯属“妄谈”，那下面这些数据却是白纸黑字地印在官方报纸上的。据2003年4月10日《南方周末》载：在19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在1990年代初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有几千亿元；在最近几个年，利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等形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的，现在无法进行精确计算，但从一些个案可以看出，数额是十分巨大的。仅以最近曝光的贪官为例，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976万余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美元折合人民币99万余元，挪用公款美元折合人民币330万元归个人使用，另有106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其子接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

而下面这种情况，则是我敢肯定的：

你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有钱的人用不着你刺激，照样锦衣玉食、奢侈挥霍；无钱的人，你再怎样刺激，他也拿不出钱来消费呀，他们一家几口挤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危房中，如果他们有钱，会不愿购房而把钱存进银行吗？

请看《1：28与公务员加薪》：

   据新华社2003年3月6日电，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由财政供养，目前人数已达4500多万之巨。按国民人数13亿计，平均每28人要供养一个公务员或准公务员。平均每供养一个“吃皇粮的”一年需多少费用呢？暂且按平均每员年薪1万2千元计，当然不包括他们的公款吃喝和各种福利，国民人均负担就达每年428元。这里所说的国民人数，当然是把那些也需要别人供养的老幼病残、失业和无业人员都算在内的。而公款吃喝费用之巨，媒体上早有所披露，也是十分惊人的。

据有关资料，我国历史上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与老百姓之比，西汉为1：7945，隋朝为1：3658，唐朝为1：3927，元朝为1：2613，明朝洪武年间为1：2299，清朝康熙时期为1：9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1978年为1：50。耐人寻味的是：“精简”却一直是二十多年来官方文件、各种媒体上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条。

2003年3月6日《广州日报》有一篇题为《朱总理阐述中共中央对今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　强调继续扩大内需　机关事业单位今年加薪》的报道，该文称：“原定去年下半年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考虑到要优先解决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问题，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这一措施推迟到今年出台。”如此说来，朱总理可谓用心良苦了。

朱总理一届政府上任之初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承诺，就是要在本届政府任内给公务员加薪一倍。看来，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朱总理一届政府宁可“食言”，宁可暂时“牺牲”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们的利益，也不容易吧！

1999年9月，政府推出了给公务员大幅加薪的举措，到2001年10月，三年间加薪四次，朱总理这届政府在这方面颇具魄力。2002年5月12日，财政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该年7月1日起，公务员将再次加薪，“增加幅度，将会是一个合适的数目。”后来，为了“协调各方面和利益”，这一次加薪之举泡了汤。媒体们在这件事上倒十分低调，没有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公仆”们如何高尚，如何先人后己，“优先解决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问题”。现在，城镇低收入者已经得到雪中送炭了，该给另一些人锦上添花了，而让朱总理“一天到晚头都疼”的农民生活困难问题，暂且靠后吧，哪能一下子把什么问题都解决呢！

2002年5月财政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加薪的消息见报后，我即在拙文《有感于公务员加薪一倍》中，对“高薪养廉”、“拉动内需”、“稳定公务员队伍”等加薪理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想老调重弹，只把1：28等数据列出来，其它的似乎就不必说了。

 

（十四）

克文，在上一章我引用自己在2003年4月所写的一段话中，“给老板打工吃回扣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给国家打工吃回扣就不行吗？前者露馅最多是被辞退，后者曝光却要受刑罚”，这种说法明显是荒谬的。

我1997年5月就在一篇题为《为名所累》的文章中谈到官员的防弹衣：“党员干部，穿着几件‘防弹衣’：党内处分，行政处分，开除党籍，撤职，‘双开’。就算被剥去最后一件‘防弹衣’，还是个城市户口。农民要买个城市户口，得花一万几千元呢。现在不讲‘下放’了，就算‘放’到农村，正好与你平起平坐，你算老几！农民犯了罪，就只有进监房这条路可走了。” 其实还有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留党察看、调动、降职等一大堆处理方式，“双开”就是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吧，已经严重得不得了了，离刑罚还有着一段距离呢！

“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维护党政形象，以常理论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跟一些官员过不去的。而且，就目前体制，能与官员过不去的，主要也只有官员。虽说能监督他们的，还有人大和媒体。但到目前为止，人大代表主要还是由党员、官员组成。就连媒体记者，也在体制之内，可以在体制内调来调去、调上调下的，升降予夺，就在被监督者手里。说到底，都是“内部监督”，能写成内参就写成内参吧，能内部处理就内部处理吧，“家丑不可外扬”是不是？当一些贪官“不慎”栽了，被传媒披露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腐败贪婪，如入无人之境，有恃无恐，而且贪得越多，官做得越大，他们的落马，却十分偶然，如果不是在哪个坎上栽了，他们现在一定还在台上做反腐倡廉报告，他们的官不知已经升到哪一个级别了呢！

某省委书记，两任秘书先后被判死刑，举报他的人被整了8年，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最后落在他身上的“罪名”是放任下属、家属子女受贿，得到的处理是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如果你当了官，人家送你钱财，你让老婆、孩子去收下即可，你自己切不可亲手收下，这就是收贿和“放任”的区别。

中国“第一个腐败”的纪委书记，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不体谅上级的良苦用心，上级要调他去当政协副主席，他不干，与上级讨价还价，口出狂言，把上级逼上虎背，不得不痛下杀手，撤职审查。最后被媒体曝光，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了，原来一个中级市的纪委书记是可以这样蛮横、狂妄、愚蠢、多次向下级官员公开索贿的。那么，如果他当初服从组织安排，乖乖去当政协副主席，便什么事都没有了，专门对党内官员进行纪律检查的纪委书记们，也就没有一个是贪官了！多么伟大的纪委呀！

其实早就有人说过，所谓反腐斗争，其实只是官场上的权力斗争；所谓腐败者，其实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难道只是空穴来风吗？原温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王义天在忏悔书上写道：“……中国的反腐败，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只要自己跟上级搞好关系，路线上不出问题，就保准没事。”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说：“我不腐败也不比别人好多少，人家捞了也一样是大好人。”原鞍钢某矿业公司总工程师夏玉容在给儿子的信上说：“妈妈得罪了人，人家非整死我不可。”也就是说，只要跟上级搞好关系，只要不出路线问题，只要不得罪人，腐败怕什么，捞了也一样是大好人。

“是官场的腐败引发社会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腐败带来官场的腐败，抑或是两者相得益彰吧。” 在上一章我引用自己在2003年4月所写的那段话中，还有这句话值得商榷。下面我不打算正面、全面来驳斥或质疑这句话，还是用一种偷懒的做法，对我去年的一些习作东抄西摘一番，有些内容，表面看来可能与所要议论的问题扣得不紧，甚至毫无关系，那也许是因为我“杂揉”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是因为我行文“过渡”的能力还欠火候，也许是因为我思维的跳跃性吧，你总会找到其中的联系吧。

2002年9月13日《杂文报》所载《一位三陪女的辩白》，说的是贪官韦君梓一案中，韦贪官的二奶、也可能是三奶四奶，在庭审中的辩白：“没有买淫，哪有卖淫！卖淫市场的火爆，不是我们搞起来的，而是手里有权、兜里有钱的人搞起来的。”当公诉人员指控她还犯了诈骗罪时，她说：“第一，我小学还没毕业，却混了张大学本科文凭，市委书记韦君梓初中还没上完，竟然成了‘在职研究生’；第二，我从没写过入党申请书，竟有了五年党龄；第三，我既然是一个市委书记的二奶，不弄个局级干部当当，岂不错过机会。”中共党员的五年党龄，竟可给一个从没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前三陪女，这不是儿戏吗？而这种儿戏难道仅是韦贪官才导演得出来吗？如果韦书记不偶然栽在另外一件事上，又有谁会说这种儿戏玩不得呢！韦贪官的二奶就可弄个局长当当，那其它几十个局座，韦书记又是赏赐给什么人呢？这位前三陪女还说：“你们骂我无耻，我承认，但比我更无耻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像他们这样的伪君子，我见得多了。今天在座的人，有几位就是我当‘游妓’时的嫖客，现在却来审判我。”

关于韦书记的文凭，我不知是真文凭还是500元一张的假文凭。中国大陆假文凭泛滥，有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又喜欢把矛头指向普通民众，好像只有普通民众在使用假文凭，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假文凭就在大陆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政府的人事部门的干部档案中，因为只有他们才习惯于搞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一刀切那一套。我们这些在民营企业打工、在社会上谋生的人，一般是凭真才实学、实干实绩吃饭的，比如在我的打工生涯中，不管是升职还是加薪，我的文凭从来没有起过一点作用，甚至连拿出来显示一下的机会都好像没有过。也许只有在应聘求职时才用得上，但我应聘求职主要靠社会关系、名声、工作经历或自己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等。虽然好多人在应聘求职时用得上文凭，但也不重要，因为最后正式录用与否，看的还是你在试工期间的表现，录用后的升职和加薪，看的主要也是工作表现和业绩。而假文凭对于“公仆”们来说，作用可大了。第一，对很多干部而言，文凭意味着职位，“干部知识化”在这里等同于一纸名不副实的文凭。第二，上级组织部门以文凭考察干部，省事省力；不少组织部门本身的干部也是用“干部文凭”往脸上贴金的；“干部文凭”不但能往个人脸上贴金，还能为整个单位、整个系统、整个组织、甚至整个阶级脸上贴金：“瞧，咱们这些公仆可都是知书识理的。不信吗？有文凭为证！”就算韦书记拥有的是真文凭，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他的“在职研究生”属于中国特色的“干部文凭”。据新华社报道：“干部文凭”有以下几大特色：一、“攻硕”、“攻博”的干部入学大都不需经过统一考试，一般都是经过各校单独命题考试而“单招”的，这类“学员”又都归属于各个学校为他们“专门”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生班”；其它各类证书班的入学则更为简便。二、“学员们”大都“公务繁忙”，既不能按时上课，也不能潜心“研究”，听课有秘书代劳，论文有笔手“操刀”，答辩论文不过是走过场。三、“只有不够资格的干部，没有毕业不了的学生”、 “报名时车水马龙，授课时门可罗雀”，是此类干部证书班的独特景观。四、课程学习时间有着极大的随意性。五、“干部拿证，单位买单”，文凭是自己的，学费是“阿公”的；“进修”期间的工资当然是分文不减的；为鼓励干部拿文凭，有些单位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或奖励呢。

经常看见有人著文指责中国人纳税意识薄弱，并认为这是因为国民素质差。中国人纳税意识薄弱是因为素质差吗？一位作家说得好：“纳税的时候，纳税人是耗子，当局是猫；用税的时候，当局是耗子，纳税人是猫。当局用税时不愿接受纳税人的监督，纳税人必然会仿效当局，纳税时能偷则偷，能漏则漏，而且没有犯罪感。”2003年4月号《同舟共进》有赵炳华的一篇短评，评论的是一位大教授的“妙语”：“小偷偷东西，大多是一个人的钱。但是无论谁偷税，都是偷大家的钱。中国人缺少这样的观念。”赵炳华问道：既然税是“大家的钱”，那么这笔钱的使用，“大家”又有哪些权利呢？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一个人履行了纳税的义务，便应当同时有相对的权利，比如用税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等。但我们有吗？层出不穷的贪官们那些天文数字的赃款，与税收没有关系吗？“公款铺张”浪费的也是“大家的钱”呀！那些用“大家的钱”乱投资而充作“学习市场经济的学费”的又有多少呢？据2002年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仅12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投资损失达73.2亿。赵炳华问得好，当“大家的钱”变成入海的泥牛之后，又有谁出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呢？

在我看来，制约着大家纳税自觉性的，或许还有税收合理性方面的问题。据说，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机制会强有力地拉开人们收入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则是对这种差距的一种调控措施。在有的国家中，人们收入的差距经过个税调节会大大缩小，但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显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南方周末》有篇专家访谈，专家分析说，如果把农民缴纳的各种税费看作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那么，在全部个税收入中，农民约占60%。按2001年数字计算，如果不计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的2.89倍；如果计入农民上缴的各种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3.17倍。通过这样的税费“调节”，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在城市内部，按2000年数据分析，工资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而从工资中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却占全部个人所得税40%以上。占人口总数不足20%的富人们拥有占总额80%的资产，但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达不到个税总额的10%。这无疑也扩大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于是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是“逆向调节”，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劫贫济富”。

税收还被拿去做什么呢？给人民公仆不断加薪吗？给公仆们补贴移动通讯费吗？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以剥离不断注资不断扩大的呆坏账吗？支付公仆们每年赴海外考察所耗公款2500亿元、每年吃喝用去公款3000亿元、每年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吗？

公务员的工作报酬取之于纳税人交纳的税，是纳税人雇请了公务员，以常理论之，应该给作为雇主的纳税人参与确定购买公务员服务价格的权利。可是公务员的工资一直是上头说了算，要升多少就升多少，要增加一倍就增加一倍。公务员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商品，现在公务员队伍已十分庞大，想做公务员者显然大有人在，因之可以说属于买方市场。纳税人作为购买公务员服务这一商品的买方，不但对商品价格有发言权，而且在商品质量方面也完全有挑选的权利。可是，时至今日，我们有吗？

写到这儿有点累了，随手翻阅近期《南方都市报》，便发现刘洪波《最不诚信者何能唤诚信》一文，正好借来一用：

“诚信”，前两年是狠狠地被呼唤过一阵的，甚至高考作文都用它来做题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明确提出要把自己的城市建成“诚信城市”。不知怎么回事，这两年又不太说“诚信”了。说过一阵子的事情，忽然不说了，情况不外乎几种：一、情况好转了，突出问题不突出了；二、忘记了；三、无所谓了，没有信心所以也没有兴趣说了。现在不说“诚信”，属于哪种情况呢？大概不是“诚信社会”已经完成了吧。

建设社会诚信，最起劲的倡导者总是以民风商风为主要对象，说民众如何不诚实，做生意的如何不公平交易。然而，政府呢？

政府官员弄虚作假的事例太多了，作者只是举了最近发生的几个例子：某县山上没有草木，县领导决定将山体用颜料染绿以“绿化”，后因颜料渗到土里后呈现不出草绿色，只能迅速铲掉；阜阳伪劣奶粉大行其道，毒杀婴儿，长达一年多时间，后因“中央”传媒报道引起高层重视，该市某县工商局紧急集合各工商所，临时赶制140多起查处劣质奶粉案的卷宗，以表明他们的工作到位……

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个社会为何谎言鬼侃大行其道，根本原因不在于民众无信、商人不诚，而在于官吏在官场上示范了整套弄虚作假的把戏。

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我来深圳之前热衷于购买彩票时我说过：“因为这个社会公正公开的事太少了，所以彩票如果能真正做到公正公开，会使人对社会公正产生信心。”可是，彩票疑案已经出了几桩，某体彩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在传媒上说：“国家为了公益事业而发行彩票，却成了一些人赚钱的工具。比如他们搞二次抽奖，让中奖的彩民上台摸大奖，却在奖球上做手脚，把大奖拿走。” 最近西安所出的一桩彩票事件，比较轰动，对我也有所影响，我在网上给犯事者发了一封公开信：

……我对你的情况是很同情的。像你这样发行彩票的，不知有多少人。行有行规，隔行如隔山，我对你们这一行的内幕并不了解，也不想向你打探。我只知道，在我国，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各行各业各界失足落马的，总是“极少数”，总是冰山一角。偏偏别人不出事，就你出事，这公平吗？其实你也不是第一次出事了。2000年彩民李选利在进入二次抽奖时，公证人员和工作人员都说里面有7个奖球，但是李选利摸的时候却发现里面仅有3个奖球。李选利中了一个5万元的奖，但是在体彩中心出现的却是李选利中奖20万元的公证书。当时这件事，省体彩中心也不是没有“调查处理”过，结果你一点事儿都没有，照样承包彩票发行。可这会，刘亮那小子以死相拼，引来了那么多群众围观，引来了记者，这回要封锁消息，就不那么容易了。好多事，坏就坏在不顾“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记者身上。一被传媒曝光，各地报纸尤其是那些政府目前尚管制不了的互联网争先转载，一下子传遍全国，各地彩票销售也深受其害。在我国彩票是官办的，是以政府公信力为保证的。其实，现在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有多大，没有这方面的民意调查，谁也说不准。人民相信政府，也许是出于惯性。更主要的是，我国只有官办彩票合法，政府打击“私彩”，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谁想买彩票赌一下运气，只有“公彩”可买。你看，被你搞糟了是不是？我国彩票事业因为你这一案件所蒙受的损失，不可估量。比如笔者，买了几年的彩票投进几千元，今后就不想买了。政府不准“私彩”存在，官办彩票却可以承包给私人，却不向彩民说明，仍以政府的名义发行，而且没有什么监督机制，官商勾结大骗彩民钱财。

本来写此信，只是想慰问你，对你表示同情。但写到这里，还是忍不住要批评你几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奖者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那天你做手脚时，拿错了信封，致使刘亮瞎猫碰上死老鼠，摸到了大奖。刘亮前来领车时，体彩中心说刘亮所交的彩票是假票。刘亮爬上6米高的广告牌，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此前你已成功举办过六次彩票发行，返还奖金共2600多万元。由于刘亮这件事，“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们寻根问底，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累计共2600多万元奖金的那些获奖者，也就是说，奖金不知去向。这次共奖出4辆宝马车，也已有3辆“奖”给你的人。剩下这1辆就当是漏网之鱼奖给刘亮吧。可你却不这样做。你胆子也够大了，简直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人家明明中奖了，票也验了，公证处也公证了，你偏说人家所交的票是假票。奇怪的是，当你说刘亮的彩票是假票时，公证处却成了哑巴，真不知他们在公证什么。说怪也不怪，2000年李选利那桩事，公证处不是也在公然说谎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说可能已经被你蒙骗了六次，但这一次你分明不是骗，而是明目张胆地耍赖。我当然知道你有来头，不然，2000年李选利那桩事，你就已经栽了。现在，他们不是不愿保你，是保不住了，是事情闹大了，总得弄个替死鬼出来是不是？反正你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个商人，政府部门是廉洁奉公的，社会风气就是你们这些商人搞坏的。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有，体彩中心有个官员“借”了你一辆车，那就还你吧，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好多人是不愿意你栽了的，因为你栽了，是给彩票事业抹黑。可是现在弄成这个局面，有什么办法呢？

重新把上面这封信看了一遍，飘忽不定的思绪又转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仔细一想，看似互不相关，却都有关“官方公信力”。

2003年11月1日，湖南有一位县委书记在高尔夫球场上意外受伤死亡，官方的说法是：该书记“因公殉职”，他与几位来投资的企业家在高尔夫球场上谈判，谈判完成后，该书记在返回途中出了车祸。可是官方传媒报道后，在网上却引起广泛的质疑。人们质疑的原因，一是谈判的地方为什么会在高消费的高尔夫球场；二是对“官方说法”的不信任。

说到“公仆”的“因公殉职”事件，便不由得想起《凤凰周刊》2003年第32期的一篇谈论这些事件的文章。该文举了不少“因公殉职”的例子，我信手摘录几个：一、2000年12月7日，云南省永善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杜某和县经贸委主任辛某等人到歌舞厅娱乐，杜因饮酒过度而死亡，因死者家属闹事，歌舞厅女老板被迫服毒身亡。据知情人透露，如果不是歌舞厅老板被逼死扩大了事态，县委已经在为杜申报“因公殉职”了。二、不久前安徽省岳西县某镇委书记王某，替镇建筑队出面宴请作破产企业资产评估的法官，豪饮七瓶白酒致死，有人认为，这也是“因公殉职”；三、据2000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省东至县财政局江某到合肥出差期间嫖娼，因发票问题和三陪女吕某发生争吵，被吕某的男友刺死，江某被认定为“因公出差，以身殉职”，县财政局成立治丧委员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发票问题让人费解，向单位报销嫖资的官员大有人在，一般都是把它加在其它费用的发票上，像江某向三陪女要发票之举，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上头不时会在表达方式上换点花样，比如为加强语气而大搞排比句式，但不管表达方式多么优美，都是些老话。说归说，做最做，只闻雷响不见雨，这些老话也就成了套话、空话、废话、假话。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你不管听得多么厌烦都得作津津有味状，作恍然大悟状，作备受启发状，作深受鼓舞状，还得不时地热烈拍手掌，有时还要你写些听后感、学习心得之类。大家的日常工作都得附丽其上，好像没有上头这些话的指导，本来应该做的事都不去做或者做不好了。传媒的报道也喜欢把一切好人好事都附丽其上，或者为完成政治任务，去炮制些好人好事来附丽其上。这些假象搞得一些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记者，也来凑这个热闹，我曾看到一位外国记者报道称：几乎一夜之间，某某理论走上街头巷尾，走进小镇山村，某某理论的大幅宣传画在繁华地段、交通要道上树起来了，乡村民宅的墙上也用石灰或油漆刷上了宣传某某理论的标语，大家都在学习某某理论，大家都在议论某某理论，大家都在实践某某理论，你随便挡住一位上街买菜的妇女，她也能背出某某理论。当然，客观地说，一些从“为人民服务”变化过来的话语，天天讲处处讲，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社会底层的人们听到了，会说，上头说得多好呀，上头还是关心我们的，是代表我们利益的，只是下面的领导不好，没有听上头的。什么体制、制度呀，老百姓可没有想这么多。我春节期间在家乡，与父亲和两位哥哥，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普通老百姓骂的，总是基层贪官，他们很少会去想想，这些贪官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派来的，是怎样产生的。贪官落马，官方的说法也总是把责任往人民头上推，说某贪官“没有用好人民给他的权力”。贪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吗？这个问题他们不管，反正他们就是要这样说，客观上是人民给贪官权力，主观上是贪官没有正确对待这个权力，与制度、体制无关。

官员们在大会上公然说谎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他们说谎之后，下面就是热烈鼓掌或一致举手，传媒就报道说，某某报告，与会代表全体通过；这掌声，代表多少人民的心声。“多少”是与会代表所“代表”范围的总人口，最多为13亿。我们好多人一直不知那些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我们却一直被人莫明其妙地代表着。

我国体制和传媒一直喜欢把官员称为“公仆”，喜欢把他们的形象树得高大完美，总说他们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等。无论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现实制度，还是中国的政治理论，都承认一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最终都来源于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做了什么事，而且做得对做得好，属于常态，人们没有必要“谢恩”，没有必要对之歌功颂德；反之，做得不够对或者做得不够好，对之进行批评，才是一个务实的政府真正需要的。社会批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社会赞扬则不是。然而一直以来，在我们这个社会，对“公仆”的赞扬远远超过对他们的批评。只要公职人员干了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的传媒便会不遗余力地歌而颂之。好多坏事，一放到我们“公仆”身上，就变成好事，变成正面宣传，什么“处理及时”、“高度重视”、“亲临现场”、“整治工作战果辉煌”。多么肉麻的吹捧，我们的一些传媒都说得出口，而我们的“公仆”也都能照单全收，彼此都不会脸红。其实，他们所做的事只是他们的份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都是为了领一份工资，不见得就比我们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尽职敬业高尚多少。不同的是，他们节假日加班，与我们一样领了加班费，媒体会宣传他们“无私奉献”，我们则没有这一“殊荣”；如果以身殉职，他们就是烈士，我们则不是。还不时组织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政治学习”，向他们灌输一些大而无当的大道理。上面这些做法的反作用是：让一些“公仆”忘记了自己每月放进口袋里的工资，飘飘然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的那么高尚，那么伟大，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助长了他们的狂妄自大。

当人们看到那些几天前还在传媒上表演得十分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官员，今天一落马，“狗屎揭破臭倒人”，原来是如此贪婪、如此荒淫、如此肮脏、如此无耻，而制度设计上漏洞百出，可以任他们为所欲为，人们会怎样想呢？或者根本不用等到他们落马，那些与他们打过交道的人，就有许多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嘴脸，社会上早就有关于他们的腐败行径的传言。如此这般，还谈什么建设社会诚信呢？

“公仆们”对社会风气影响力之大，非我们普通老百姓所能望其项背。

话扯远了，“老百姓收回扣与官员受贿的关系”被我泛化为“官风与社会风气的关系”。而我也不知上面这些内容，能否表明我对这种关系的看法。如果你看后陷入困惑，也许你的困惑正是我的困惑。

克文，下面这一章，选了我去年11月所写的《民主与道德》与今年4月所写的《官方文件中的“极少数”》两文，试图从侧面进一步阐明我对“官风与社会风气的关系”的看法及对官场假话成风的反感。这两篇稿在网上发表后，支持率很高。

 

（十五）

请看《民主与道德》：

问：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社会问题主要是道德沦丧造成的？你不认为道德重建比制度变革更重要吗？

答：我不喜欢讲空泛的道理，虚构两个村来说一说。甲村的村长候选人由自荐或各片、各单位公推产生，多名候选人到各片各单位进行竞选演说，最后由村民海选出村长，三年一届，可以连任二届不能连任二届以上。其他领导成员由村长组阁。村民还分片分单位海选出代表议事会，议事会可以监督、弹劾村长，甚至可以通过票决逼犯错误、不称职的村长辞职。村里的有线电视站、广播站虽是村公共设施，但已企业化，承包给个人，村里还允许村民办报，媒体们都可以对村长及其他领导进行與论监督。村长某内阁成员接受色情按摩被村报记者获悉，报道了出来，一时與论哗然，村长不得不将其免职。村保安队虽然服从村长指挥，但不是村长的“私家军”，村长对保安队的领导同样在各种监督之下，发出重大命令时必须经议事会票决。政务和财务定期公布，村民可以对之质疑，有关责任人必对质疑做出回应。于是甲村秩序井然，村风极佳。

乙村的村长名义上也是选举产生，但村民对候选人如何产生一无所知，似乎是某特权集团指定，而且是定额选举，村民选也是他，不选也是他，得票数也不透明，因之村民投票热情很低。保安队形同村长的打手。权力失去了约束，本来道德并不很坏的村长及其内阁成员，也逐渐蜕变成村霸。他们越坏越害怕言论自由。他们以村民名义办了一份报纸，报纸的人事权与电视站、广播站一样，紧紧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还不放心，实行新闻审查制度。报纸不受村民欢迎，没有发行量，村长用行政手段帮助发行。报社亏损也不怕，有村财政支持。于是媒体不用做到读者、观众、听众满意，只要做到村长及其内阁成员满意就好了。他们也强调與论监督，但只是监督老百姓、监督“麻烦制造者”和“不安定因素”，偶尔也会“监督”一下中下层干部，但被“监督”的干部只是些“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已被列入“黑名单”的失宠者。村长后来为显示开明，逐渐增大媒体的权力，然而，根本不用考虑用户是否满意的媒体们，也大搞权钱、权色、权权交易。歌颂的，有人“花钱买见报”；批评的，有人“花钱买不见报”。乙村媒体还特别注重宣传干部们的“优秀品质”，不把他们当人，而把他们吹嘘成没有人性各种弱点的“超人”，不贪财不好色，公正无私，以身作则，先进模范。于是村民们看到的是：媒体上报道的是一套，实际情况是另一套；村官们说的是廉政爱民，干的是男盗女娼。既然一再强调干部是模范，村民们也就以“模范”为榜样。于是，社会诚信大大丧失，村民道德严重滑波。

上述种种，明明是制度使然，乙村当局却搬出“村情论”，说甲村村民文明道德，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强，乙村村民文明程度不高，道德素质差，缺乏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乙村不能搞甲村那一套。于是便有人“对症下药”，抛出“以德治村”的战略决策。结果是，乙村干部们把腐败进行到底，却要村民“重建道德”，谁尿他那一壶！

克文，上面便是《民主与道德》全文。请再看《官方文件中的“极少数”》：

2004年1月13日，新任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周文轩在工作报告中说：“今天，向各位代表报告这个问题，心情非常沉重。我们为极少数法官没有把握好人生航向而痛惜；为他们破坏整个法官形象而愤恨。”会议就周文轩所作报告进行表决。当大会主持人询问“赞成的请举手”时，会场齐刷刷地举起一片“手臂的森林”，代表们举手的热情不亚于幼稚园的小朋友；当主持人询问“反对的请举手”时，会场突然举起了一只手。这一只手也许让许多人瞠目结舌，也许让习惯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主持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得不再次高声询问一次，那只手举得更高了。举手者就是人大代表袁厚安。我弄不明白袁厚安是怎样通过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审查”的，也不知道会后是否有人会被追究，但我认为这只手是可以写进历史的。

我不知道周院长报告全文讲了些什么，我只看到2004年第14期《新闻周刊》中有一篇文章引用了上面那几句话。那几句在许多习惯于听这类官方语言的人看来，也许会很感动，会对这位新院长产生景仰之情。但我却深为反感。我反感的不是他的“痛惜”和“愤恨”，而是“极少数”这个无数次出现在中共官方文件的关键词。

何谓极少数？据官方对外公布，2002年至2003年6月，湖北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法官91人。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极少数吗？几乎所有贪官的案发落马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且有些人被内部处理、秘而不宣也是中共官方的惯用手法，这也让我们有一定的理由可以发问：那些没被立案查办的呢？那些被内部处理的呢？

周院长所说“今天，向各位代表报告这个问题，心情非常沉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名副院长、数名副庭长等13名法官，被纪检部门查出受贿400余万元。出自湖北省检察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如是说：“早在2000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有3名法官涉嫌职务犯罪，但都做不起诉处理，以致后来这13名法官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从所查出的涉案金额来看，13名，400余万，平均每人不足40万，比起其他已经落马的贪官被官方公布出来的受贿金额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也会让那些还在台上做反腐报告的贪官们笑掉大牙。但我认为值得议论的是涉案法官的人数，一个中院，一次便查出13名受贿法官。13名，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9名法官受到纪律处分，30名处级以上干部调离岗位。

这就是周文轩报告中所说的问题。

这也是周文轩报告中所说的“极少数”。

有人说，社会纠纷日益增多而受案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们对法官不信任，不愿再去法院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信其然！

上面便是《官方文件中的“极少数”》全文。你看后作何感想？

我这些天日常工作都是编发行业资讯到网站上去。一件事做久了，有时就会产生惰性和惯性，不想改变了；有时又会很厌烦，想改变工作。究竟想改变还是不想改变，有时自己也说不清楚的。

老板计划办《潮汕之窗》网站，我原不支持，理由是：先把现在这个电子行业网站搞出名堂再说，但后来又听老板多次提及，似乎对办《潮汕之窗》网站很有信心，而我本人对办综合性网站、人文网站也很有兴趣，而办电子行业网站对我而言，其实只是一种工作，毫无兴趣可言。能把工作和本人的爱好、兴趣结合起来，是最好的。于是，我也支持办《潮汕之窗》网站了。但这么长时间，并不见老板要我写办站计划或方案，我有时也很怕写这些东西，但在企业中，这些工作总会落到我身上的。昨天下午，我主动写了一篇《关于创办〈潮汕之窗〉网站的初步构想》。

不知是昨天下午状态欠佳，还是什么原因，这个构想，写得很辛苦，花了两个多小时。其实这不是在写东西，而是在设想，难度就在凭空设想上。也许是第一次写这东西，缺乏经验吧。下班前写好发给老板，他看了不置可否，反过来发一份由专业公司编写的《关于〈潮汕之窗〉网站建设规划书》给我，我收到时想道，早知道，我就不用白费这番劳动了。可是昨晚把那规划书细看一番，大失所望。一些专业公司编写的策划书、规划书、可行性报告书之类我看过不少，形式上中规中矩，像填空一样，所有该类文本的条款都找些话语或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些话语来填上去，比如什么需求分析、目标概述、建设思路等等，有些话纯粹是空话、套话，放在任何网站的规划书上都“适应”，却毫无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我对这一类“八股”文总是缺乏兴趣，尽管某些时候，我也得按照这些“八股”模式写些东西，但我写这一类东西，除了以前在汕头那家公司为应付政府部门而写、根本就没有可能实施的外，总是注重可操作性，力避空话、套话。

专业公司编写的那份规划书，除了一些“适应”于任何网站的空话、套话外，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关于“潮汕专题”的栏目设置，但却是完全照搬另一个潮汕网站的，没有增加一个栏目，也没有减少一个栏目，十多个栏目的名称一模一样。同类网站的栏目名称有些雷同是正常的。如果要刻意避免雷同，必须把所有同类网站全部看遍，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十多个栏目完全一模一样，而且有些栏目完全没有必要你也照搬，有些该设的栏目他没有你也没有，你说这不是抄袭吗？我对抄袭总是十分厌恶。

我好久没有向报刊投稿了，但偶尔还会收到一些稿费，也许是报刊编辑在网上选我的习作去发表吧。我以前给他们投稿时留有家庭地址，所以他们把稿费寄到我家。日前女儿打电话来，说又收到两张稿费单，问我稿费给谁。我说你和你妈各一张吧。领了钱，女儿又打电话来问，两张稿费单一张48元，一张28元，问我哪张给她，我打趣她说，你要哪张就给你哪张吧。昨晚我打电话去，故意逗她，问她们钱怎么分，她说她和她妈一人38元。她就这样，不占便宜，也不愿吃亏，真好笑！

我每晚在员工宿舍那边吃好饭，不急着回公司这边，总会在外面悠悠然散步半小时以上。回到公司洗好澡，上一会网，或写点东西，21点或22点吧，就到楼下草坪中间的卵石路上“按摩”足底。现在好多公共场合都铺有能“按摩”足底的卵石路，把大至鸡蛋、小至拇指的卵石嵌在水泥上，人赤脚踩上去，很疼，但这种疼很爽，类似于足底按摩。刚开始我走了一会就疼得走不下去了。现在能倒着走一个小时左右。倒着走，也是一种保健之道。回来就躺在沙发上看一会老板订的《凤凰周刊》或《南方都市报》，就睡了。有时会睡得很深。昨晚要下楼时，R老师说要做我个人网站的用户，却注册不了。我在他的电脑前操作了一下，果然不能注册，回到我的电脑前再试，还是不行，进后台看了看，看不出什么毛病，打电话给楚伟，他进去弄了一会，搞定了。让他解释一下，他说，程序这东西有时很邪门。也许是因为强迫症吧，也许是太把网站当一回事了，我不太喜欢进入网站后台，进入后台总怕误操作，弄出什么新毛病来。离开后台，有时又想起什么，又不放心，又想看个究竟，又得进去。强迫症这毛病真烦，幸好现在不严重了。

今天是6月9日了。刚才在摘编行业资讯时，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据了解，根据国务院近日颁布的有关规定，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网站分别实行经营许可证和备案登记两种制度，要求每个网站的主页上，都要标明许可证或备案登记的编号。记者同时获悉，不办理经营许可证和备案登记的网站，将被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会被责令关停网站。”我心中不免掠过一丝忧虑，我不知我的个人网站是否也需备案登记。尽管现在没有进行备案登记的非经营性网站多如牛毛，可我总怕万一走了霉运，别人没事，偏偏我出事。也许此生一路走来挫折较多，也许天生有较强忧患意识，遇到什么事总容易忧虑，容易往坏处去想，这种情况以前更严重。今晚打电话问一下专门为人家申请域名、租用空间、建网站的前学生泽铭吧，如果需要办理备案登记，不知他能否代理。看了上面那则新闻，我根本不知道备案登记到哪儿办理、如何办理。按理说，我是不用忧虑的，在罚款之前，有关部门应该通过服务器提供商通知各网站负责人：带什么证件，到什么部门，交多少费用，办什么手续。如果有个别网站通知后仍不去办理手续，再予处罚不迟。怕只怕有关部门对罚款创收兴趣浓厚，他们不是提供方便让你去办理手续，而是等着罚你的款。

今天，令人不快的事还有一桩。刚才到连载我这部“书”访问量最高的某网站去看看访问量又增加了多少，却见已经发表出来几天的几章全被删了。这样一删，后面的内容又怎么连载下去呢？难道这部“书”就这样在这个网站惨遭“腰斩”了吗？我登录到管理中心去查看，发现那些内容是被退回要求修改，理由是：“这几章议论成分过多，自传毕竟不是杂文，希望修改后再投。另外，涉及到社会批判的内容，也望能谨慎，否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我当然能够理解编辑的苦心。但是那几章怎样修改呢？我东施效颦，用贾平凹处理《废都》性描写的做法，把那些“敏感”内容全删了，然后说明此处删去多少字。我这种做法编辑能接受吗？即使编辑有此雅量，那些跟踪着看我这东西的网友呢？

不少网站有胆量发表一些“姓黄”的东西，却总要删掉我的一些大实话。曾有人对我说，现在有许多网络警察，要我小心点。我说，能做网络警察的，一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是看得懂道理的，我的言论是讲道理的，网络警察是看得进去的。话虽这样说，有些网站还是要删掉我的东西；话虽这样说，我还是对这些网站的做法非常理解。

心中不快，人也容易疲劳，休息一会吧。随手拿起新到的《新闻周刊》翻了翻，触目的又是令人不快的消息，难怪体制内一直有人鼓吹对媒体的管制不可放松。该期《新闻榜》的“状元”是鞍山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原局长林福久。林福久在8年的时间里，以一个地市级公安分局局长身份，通过非法手段聚财达5000多万元。此案引起的争论很大。对林福久的查处，最终由中纪委的直接介入才得以进行，而且从查处到判死刑，效率非常之快。《新闻周刊》评论说，林福久显然又是一只“腐败的麻雀”，查清这只小麻雀的背后，才是人们更为关注的。另一篇引起我注意的是《年报里的中国银行真相》，该文太长，我只看了导语和小标题。导语曰：“长期以来，海外金融机构和有关人士都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财务数字表示质疑，这一次中行聘请了著名的国际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担任外部审计，中行的新年报能够带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国有商业银行吗？”小标题分别是：年报艰难出炉，核心指标不增反降，公布资产存“暗角”，历史呆坏账与未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