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聚焦中国之“民主对话”
随着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号召，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而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棘手问题，中国 出现了新一轮关于民主的对话，大有百家争鸣的态势。笔者觉得这是值得庆幸的，这的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表现。正如《国际歌》中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让思想冲破牢笼……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也有人认为，争来争去有什么意思？俨然局外地戏称这是“民主灌水”、“民主炒作”，还不如干点实事。但笔者认为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许多观念在争论的过程中将越来越清晰，正确的得以强化，错误的终将被抛弃。行动来源于思想，只有理清思路，才能对行动的价值有正确的选择，行动才能有正确的目标。当越来越多的人趋同于一种正确的价值选择时，无疑将会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实事”才能干得好，“摸着石头过河”也得对前方的目标有清晰的把握才行。
民主是相对专制、集权的概念。对民主的讨论，涉及到一个国家终极价值选择的问题。选择民主或者是非民主的“民主”或者是抛弃民主，这难道不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吗？
笔者试图对中国“民主对话”做一次梳理，这是有些困难的，难免挂一漏万。但梳理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时至今日，似乎各种观点已经基本浮出水面，到了可以梳理一番的时候了。梳理是为了进一步集中探讨的目标，是一种“聚焦”。欢迎关心此问题的朋友参与这样的讨论。
在对民主的讨论中，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每一种观点代表着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人。这里略加铺呈和评述。笔者在下面的述评中并不隐晦自己对于民主价值的选择，但在铺呈各方论点时还是尽量力求客观。
第一种观点：追求文革式“大民主”，主张为文革翻案
持这类观点的人对改革开放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当今存在的所有让人焦虑、阻碍国家发展的问题，均源自对文革的否定，明确提出：“中国要想有良好的发展，就必须重新认识文革，并再次让民权主导中国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不二选择。因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以剥削民众为主体的制度机制，而不是由民众为主导的制度机制，必将被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击溃。”“毛泽东以民权治国，所以才有文革。”（见田忠国《致否定文革的网友的一封公开信》）
持这类观点的人，基于对当今存在比较严重的官员贪污腐败现象、贫富分化加剧、公民权利遭到不法侵害、群体性事件等问题的严重，认为今不如昔；甚至认为应当再来一次文革，才能使贪腐的当权者无法遁逃，人民的权益才有保障。持这类观点的人，看起来是向往民主（即所谓“民权”）的，但他们往往又非常怀念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甚至对毛泽东有重新神话的倾向——这似乎又与他们的民主诉求相悖。
笔者认为，从对民主、民权的诉求来说，这类人的想法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支持的。但因此而怀念文革，认为毛泽东是主张“民权”的，这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的极大误读。因为文革中的所谓“民主”其实是在一个人煽动下而出现的全民无政府疯狂状态，而在文革“武斗”内乱中数以千万计无辜丧生或致残、遭迫害者更无所谓“民权、人权”可言，文革前后的三届人大和四节人大竟然相隔10年，这更加证明了民主已经荡然无存；文革的初衷是为了“炮打司令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官僚主义，更与所谓“民权”无关；而对于毛泽东重拾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重新神话毛泽东，这无疑是一种倒退，是非常有害的危险倾向。笔者曾撰文《文革难道不应该彻底否定吗？ 》与之探讨。该文日后将修订后在本博发布，不赘。
第二种观点：坦言“民主不适合中国”、“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崇尚“国家至上”，崇尚威权模式
持这一观点的人，其论述往往使人扑朔迷离。请看：“我们曾两度坚信某种制度可以发展中国。一是坚信西方的宪政共和，并由 此建立了中华民国。一是坚信苏联模式，并由此建立了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然而历史证明了，只有当中国最终决定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时，才走向成功。而且 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会再给中国一次试错的机会。如果中国重蹈中华民国的覆辙，无论是从内部条件还是从外部环境，中国都不可能再有重新从废墟中站起来的 历史条件和可能性了。”（见宋鲁郑文《民主必胜还是“中国模式”必胜》）
宋先生既否定了宪政民主，又否定了前苏联的集权统治，以此论证了所谓“中国模式”必胜。那么当今“中国模式”是什么呢？宋先生没有给以定义，但纵观宋先生以及与之类似观点的其它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持这类观点的人，其实崇尚的是“国家至上”的威权主义政体（或威权政体、威权政治、威权主义），这种政体或曰“模式”一般是指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手段取得或执掌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民主政体，也有别于独裁政体，既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出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和国家，但它一般是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的一种政治上的过渡形态，即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以亚洲后起的民主国家如泰国等之“乱象”为论据，诟病民主的实际价值和对民主的选择。然而，笔者认为这是对所用论据浮光掠影取其所需的采集，并没有涉及这些国家所谓“乱象”的深层次症结所在。笔者将在日后撰文专论，在次暂不赘述。这里主要还是立足于铺呈式的“述评”。
鉴于上述的价值追求，所以宋先生坦言“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是，将一种历史上曾经出现而最终还是大多过渡到其它政体的“模式”视为完美的政治体制，并因而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这无疑难逃片面、短视之嫌。当笔者以中共对民主的一贯诉求为依据论述民主之价值时，宋先生语惊四座地明确表示：那是中共为了获取民众支持而开的“支票”，事实证明中共并没有实践它。此说被网友戏称为“支票论”（参见笔者文《休言“民主不适合中国”（一）》及其后网友评论）。足见宋先生对于民主价值的彻底否定。而近日在网络上竟然出现为希特勒歌功颂德的文章，这可视为崇尚威权政治的一种注脚。（见本博拙文《这是一种怎样的危险倾向？》）
同样崇尚威权政体但立论却特立独行、独辟蹊径的还有一位学者，这就是“让人为难的”康晓光教授。“儒化中国”、“儒化中共”“威权（+）仁政”是康晓光教授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开出的一帖大胆的“济世良方”，自称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对政治领袖的更替甚至提出了“禅让”之道……说他保守，他鞭笞中国政治现状之激进的态度语惊四座，有些直接令人瞠目以对，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权益的捍卫也凸显其同情心和道德感，令人感动；说他激进，他又竭力论证“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只有选择“儒化”。康晓光关于文化民族主义，从理念、功用到操作，都有系统设想，他说：“文化民族主义的要旨是复兴中华文化，并通过文化复兴实现全球华人的整合。这一文化复兴运动必先起于大陆，然后汇合海外力量，最终达到全球规模，成就文化中国”。康晓光与“新左派”和“自由派”都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注定了他在“民间”，乃至”学界”的孤独，被一些人诙谐地称为“让人为难的康晓光”。
尽管康晓光教授之主张似乎与当今的“国学热”、与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之旋风有相互呼应之态势，然而笔者还是认为，康晓光教授的第三条道路是一帖无法济世的“济世良方”。对此，笔者日后可以专文论述，不赘。
-----------------------------------------------------
本文在此发布后，在留言的评论中发现了还有这样一种观点，特补充如下，即——
抽象肯定民主的政治价值，认为中国也需要民主观念，笼统地说也应扩大民主的政治实践。但从民主实践的具体层面上又给予否定，论据是文革也是“民主实践”，民主也是可以这么“玩”的；当今直选村官出现贿选，还有选出了黑老大的；泰国等亚洲后起民主国家乱象横生——至于结论嘛，那由各位看官自己考虑了……（见吴宏《民主三段论》以及本博反驳文章《民主是不可以这么“玩”的》）
笔者认为这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从实际上否定以后则对于民主价值的肯定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从这类观点的实质出发，还是姑且归于“民主不适合中国”一类吧。（2009.1.25.补充）
-----------------------------------------------------
第三种观点：不明言反对民主，但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西方价值体系”，否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实际还是坚持威权政治模式
持这一观点者，他们回避民主是中共历史上一贯的价值追求这一事实，以反对“三权分立”为旗帜，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视为“西方价值体系”或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如《求是》杂志载文《三权分立是不可能普世的》开宗明义，并未论述三权分立为何在中国不可行，而是否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近来，学术界有些人宣扬‘普世价值’。他们说，‘国际通行’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就是‘普世价值’，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有必要区分历史、阶级和社会属性，中国不应强调特殊性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其实，至少说这种论述方式是不明智的，因为在逻辑上给自己挖了个陷坑。为此，笔者曾撰文《“普世价值”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与之探讨，在此不赘述。
此外，还有“西方普世价值”一说。但此说明显不合逻辑。因为如果确为“普世”的，就无法称之为“西方”的；如果确为“西方”的，就不能称之为“普世”的（顶多也只能说“西方所称的‘普世价值’”）。笔者曾撰文《“西方普世价值”：一个逻辑荒谬的概念》与之探讨。
持这种观点的，一般不明言反民主，对目前中国的政治模式是肯定的，但对于所存在的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设性的主张，应当可以视为坚持威权政治模式，在这一点上与上述第二种观点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
第四种观点：肯定民主的价值追求，主张中国应加快民主政治的改革与建设
持这种观点者，对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和取得的成就是肯定的，对于存在的一系列有碍于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消极因素，如官员严重贪污腐败现象、公民权利遭到不法侵害、执法违法等一系列社会不公现象、权大于法的特权难以制约问题等等，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是当前政治体制中民主的缺失和经济体制上推进市场经济的矛盾所致，亦即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不配套所致，这两种体制相互矛盾。唯有确立民主的价值追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落实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公民的人权”才能克服消极因素，使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认同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承诺的“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认同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当中，对于加快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试行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包括我国的香港特区和台湾）所运行的三权分立体制，使权力得到制衡，使民主得以实现。另一种主张则是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走渐进式民主道路，逐步实现民主化，避免因体制的突然改变而带来的不适应乃至致社会动荡而使国家和人民付出太多代价。
经过一番梳理，我们似乎可以大致纵览我国有关民主的对话现状，可以进一步“聚焦”民主的讨论，可以做出我们自己的 思考和价值选择。更欢迎有关人士、朋友给予补充和雅正。□
--------------------------------------
【相关链接】难道文革不应该彻底否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