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风暴”让哪些问责事项更值得重视？
问责风暴之后期待官员行政作为，也就是问责为了让人民的公仆更好的守责。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更是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为“引咎辞职”从“风暴”走向“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引咎辞职”等官员问责制的出台，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的体现，是建设民主政治和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它的正当性在于“权为民所授”———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当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不满意时，有权要求负责的官员做出明确交代并承担责任，“问责制度”是打胜食品安全保卫战的“防毒墙”。
当前，“问责风暴”不仅仅是让那些不作为的官员向人民“谢罪”，还要在推进和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进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更应值得重视：
一是谁来监督我们的问责制度执行程序？在问责的过程当中，处理过程当中能不能做到公开、公平、透明化，要向社会有个明确交代，还要向百姓有个交代，防止在整个从干部任用到问责过程当中是一个暗箱操作，别让有些地方干部的问责和追究变成了带薪休假，其实民众的眼睛时刻在盯着被免职干部背后是否还会异地为官。
二、要建立健全问责制的体系。问责制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等同于引咎辞职。一般而言，官员的责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刑事责任，这是最严厉的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此时官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第二层次为行政责任，官员的行为虽然还没有触犯刑律，但已经违反了有关行政法，因此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第三层次为政治责任，官员虽然没有违法，但违反了党章的规定或者纪律的规定，要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罢免职务；第四层次是道义责任，官员虽然够不上前面三种情况，但由于其属下工作不力或者工作错误，老百姓不满意，基于道义层次，主动辞去职务，即所谓的引咎辞职，现在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引咎辞职范围和力度，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三是要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和问责对象。综观备受关注的几起问责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才能促成相关责任人被动辞职，至于那些隐瞒事故者，是不会引咎辞职的。而且总的看，目前“引咎辞职”还锁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
四是要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正当程序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以谁来启动问责程序为例，要使长期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们学会“对下负责”，就应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逐步扩大官员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问责权。在这方面，现行宪法和法律已经提供了一定的文本资源，如人大常委会可就特定问题组成调查委员会，可依法提出罢免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