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区域政策的取消和产业政策的加强引起了经济界广泛关注。到底中国的区域政策还要不要?我认为中国的区域政策不但要有,还要不断地去摸索和完善。
一、区域化是全球化的真正体现
最近十几年,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重大改变,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化,原因就在于产业集群的出现。经济要素的全球性流动打通了企业之间的神经脉络,企业的发展也实现了全球性的布局。在全球性布局中,好的商业模式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在地域上是集中的。在一个产业集聚的区域内,技术创新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商业模式创新,经济交易行为的复杂化和相应的组织创新,都有更多的发生和发展机遇。于是有了区域的崛起。全球化与区域化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产业集群是经济全球化在区域上的体现。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教授指出的那样,“集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产业集群也是区域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国家和区域的竞争力表现为对各种流动财富的吸引力和利用这些财富创造新价值的能力,集群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区域参与竞争的核心力量。
二、区域的崛起使世界不再平整
在全球化经济中,新的世界分工不再以国家,而是按照区域的竞争力来进行。全球的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变化着,并越来越向有个性的地区集聚。比如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台湾的新竹和中国大陆的中关村等等。这些区域成为了平整世界的凸点。
硅谷作为美国信息社会“最完美的范例”,“世界微电子之乡”,是美国乃至全球最成功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区。硅谷不但诞生了微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更重要的是开拓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风险投资、孵化器、股份期权、科技园等。也因此,硅谷不仅是美国西部经济第二次开发的典型代表,而且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高技术开发所效仿的对象。硅谷的崛起使美国社会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开创了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先河。
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班加罗尔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语言优势,大力发展软件外包产业,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中,往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并诞生了Wipro、Infosys等软件巨头。班加罗尔已发展成为印度的软件之都,是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
新竹科技园区是中国台湾省的科技产业中心。新竹科技园培育出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整合了当地丰富的研发资源,并通过与跨国企业合作,为台湾省奠定了雄厚的科技实力,带动了台湾省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促使台湾省成为全球第三大计算机生产基地和全球第四大半导体产业基地。
中关村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区之一。20年来,中关村坚持创新发展,不断冲破旧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探索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道路,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高举创新旗帜、融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浪潮、引领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关村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国际化、新经济的跨越!
正如《硅谷指数2007》所说,虽然全球竞争的场地是“扁平”的,但各地区依然可将自身专业化和竞争优势的相对强弱表现出来——在扁平的世界上创造出“尖峰”。并且,在一体化的世界中,专业性和外向性已经使这些“尖峰”变成了全球活动的重要节点。
三、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解析
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决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二者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现阶段,中国是不是到了由区域政策向产业政策转移的时机?答案是否定的。
产业政策是在特定的时期对特定的产业群体的一种扶持措施。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对有效对象的认识,就是政府到底应该扶持什么样的产业,用什么样的方式扶植才更有效?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式和战略需求;同时,也必须遵循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
日本是经济界公认的曾经成功实施产业政策的国家。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全面崩溃。为复兴产业、实现经济自立,日本确立了赶超型的产业政策,优先发展收入弹性大和劳动生产率上升快的重化工业。重化工的产业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大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以及基于知识和技术的新经济迅速崛起,日本的产业政策重心开始转为“知识密集化”产业,积极支持集成电路、电脑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力图促进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业化向知识密集化转变。
回顾日本半个世纪的产业政策可以看出,其早期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但后期的产业政策由于忽略了新兴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尤其对产业组织形态的总结(家族制,终身雇佣制等)不符合新经济的要求,再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衰退。
反观我国,产业政策虽然起步得早,但成熟得晚。直到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我国真正意义上探索和运用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国家的产业政策集中在软件、IC等高技术领域。一方面,这是“补课”行为,从“补课”的角度看,是取得了成效。但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缺乏对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随着新兴产业从孕育、初生到快速成长,其自身规律日渐显现,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很可能步日本的后尘。西方曾经流行一种说法:“政府今天用右手解决的问题,正是昨天政府用左手造成的”。这句话用政策学语言来解释就是:不完备的政策在实施之后往会带来新的问题,后续的政策必须为前者进行补课。
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更多地集中在食品、服装和钢铁等成熟产业领域。一方面依据产业发展规律,成熟产业的产业组织方式变化慢,行业利润率普遍偏低,更需要政策来推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决策能力及对市场和国民经济变化的响应速度看,也有能力推动。而新兴产业存在太多的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产业业态创新,需要新的范式和新的发展方法,对多变且多样化的市场需要更为敏捷、快速的反映能力,因此应更多地由区域的力量去发展,国家政策难以满足其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产业政策在成熟产业领域将会更加有效,而区域政策在新兴产业领域会更加有效,只有区域政策才能使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商业模式更快的成长壮大。中关村为什么能代表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因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区域性政策保证了高技术产业用全新的方式发展。相对于为地方贡献GDP来说,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全新的产业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和商业模式更重要。
区域政策是比产业政策更新的领域。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区域政策基本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区域政策。第二阶段是以开发区和科技园区为代表的区域政策。最近有若干地区开展了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但是这种试验的结果现在还不明朗。
近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10%左右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起了很大作用,而诀窍在于区域的崛起和创新。中国2000-3000个产业集聚区域,有些产生于经济特区、开发区和高新区,有些则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发展形成,它们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也应该是区域政策的主要研究和实施对象。但我们的区域政策,虽然探索了很久,却还很不成熟,尤其是围绕着已有产业集群雏型的开发区和高新区,政策体系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四、区域政策的核心
现阶段,我国的区域创新仍然需要通过政策来推动。而区域政策的核心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要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要突出区域特色。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大的区域发展战略显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彰显区域特色是中国区域崛起和区域政策创新的重要方面。全球化,并非各区域完全地同质化,而是在全球经济文化整合的进程中显现其区域或民族的异质性与特色。意大利的米兰和萨斯索罗、美国的硅谷和底特律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然而,中国有更多的地方拥有很好的发展条件,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经济特色,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寿光的蔬菜、武汉光谷的光机电、杨凌的农业科技、灵武的羊绒等。但是,特色区域仅仅依靠自身发展起来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自然发展过程。因此,国家应该重点扶持一批特色园区,推动专业园的建设,为有条件的区域打造出区域品牌。当然,突出区域特色还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不能违反国家意志。
区域特色有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区域特色要置身于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要体现在全球化中的突出意义和位置。区域特色绝不仅仅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化或者是形成了大量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的经济体系下,有没有其不可或缺的独特性,哪怕是在一个细小的技术领域或产业领域中,只要有这种独特的位置,就会体现区域特色的核心价值。第二,区域特色要具有基础和条件。区域特色不是主观的愿望所能实现的,它在客观上必须要具备能够形成的市场条件和产业发展的基础,要有愿意并且已经为之付出实际行动的人群。第三,区域特色还要有后备资源的支持。这里的重点资源就是指大学、科研机构、专业人才培训机构以及各种商业化和专业化机构等等。这些机构能不断的产生人才,诞生技术和创造市场。世界上的特色区域无一例外的都拥有了这些机构的有力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区域特色一定要注意社会机构的参与。
中国企业多,集聚发展可能性很大,也很有必要。而国外企业相对较少,产业集群发展很难实现。所以,我们的区域政策不是拿外国的来学习,而是要自己去创新,去摸索。除了研究高新区,我们还要研究寿光、义乌等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区域创新来重新优化中国的资源配置。
正因为区域政策是个比较新的领域,同时中国的区域经济特点相当丰富,我相信中国肯定能在区域创新上取得世界性突破。所以,我们的区域政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应该为实施区域政策而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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