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中的无聊，荒凉中的难堪

    现代法国小说，至少有两本可以找来一读。一本是米歇尔的《圣诞树》，写核威胁下的恐怖世界，以及在这种恐怖氛围中凡人的爱；另一本是贝格伯德的《19.99元》，算得上是一份卧底密探报告，不认皇地揭了现代广告业的老底。它们的语言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前者优美、雅典，具有一种非同凡响的悲悯激情；后者辛辣、幽默，但语言的狂肆中又不失某种严肃的思考与智性的深沉。

    反正读了这两本小说，你会觉得两位作者的那些前辈同胞——比如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等——仿佛没有死，好像有一种类似拟子的传递，在现代人身上一一复活。使我们再次惊叹法国文学强大而深厚的伟大传统，再次坚信文学的血脉是有传承，有积累的，没有以前的种，就开不出以后的花，更结不出之后的果。而不像我们，当代文学，根本就无颜于去回忆。

    贝格伯德在《19.99元》的第三章中这样写道：“现代人的问题不是他们恶毒。相反，总体来说，为了一些实际原因，他们还是更希望表示友善。他们只是憎恨无聊。无聊让他们诚惶诚恐，然而，若能独自或和别人一起享受那些停滞的时间、讨厌的片刻，或者因为烦恼而发一阵呆、犯会儿傻、做一下鬼脸，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具建设性，更伟大的了。奥克特夫明白了：无聊才是真正的享受主义。只有无聊才能让人享受现在，可是人们似乎都奔往相反的方向。为了逃避无聊，西方人求助于电视、电影、互联网、电话、电脑游戏，直至一本简单的杂志。他们从来不把精力集中在他们该做的事上，他们只是间接地活着，就好像满足于此时此地的生息是件可耻的事情。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在网上，或拿着手机说话时，我们并不在我们身处的地方，我们在别处。我们也许并没有死，但肯定也并没有活。计算一下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在别处度过的，这倒满有意思。”计算一下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与自己安然相处的，更是必要。

    相比而言，我们这里的无聊堪称无聊中的无聊，是一种纯粹的无聊，几乎已达无聊的极限。能够证明这种无聊的事物俯首皆是，比如：春晚、作协、奥秀，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那三分钟过后的狂呼乱叫，癔病爆发。毫无疑问，贝格伯德对现代西方人的生活作了残酷的鞭挞，无情的嘲讽，但能够表达这种鞭挞、这种嘲讽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无聊的尝试，是一种不想让无聊冲刺极限的努力。再说了，有众多大教堂、神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垫底，有无数哲学、文学、音乐、绘画经典配衬，这种背景下的无聊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有限无聊。陆蜉曾言：正如他们在启蒙中浪漫，在自然中象征一样，他们也是在有聊中无聊，在有神中无神，在古典中现代，在皈依中反叛。而不像我们，在“浪漫”中“浪漫”，在“象征”中“象征”，在无聊中无聊，在无神中无神，在“现代”中“现代”，在反叛中反叛，在混乱中混乱。

    所以，这是一种位于沙漠中的无聊，是一种置身荒凉中的难堪。原因也许不是别的，就在于我们解除了生命中的三维：（1）我们与终极的关联；（2）我们与自己的关联；（3）我们与自然的关联。我们终其一生在其中折腾、交错、耽误、耗费的仅仅是一个相对浅显的二维世界：人-人，人-物的世界。殊不知，剪去了（1）、（2）、（3）的世界，生活就成了没有水的孤岛，人就成了没有键的原子。这实际上是一块掐头去尾的飞地，是一片切根断源的焦土。貌似实在的人-人，人-物，实质上是虚无的，肯定也是无聊的，因为它杜绝了生的效素，存的魂核；铲除了命的滋养，运的善能。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春晚，要作协，要奥秀，要三分钟后狂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