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的恩惠与掘墓人

    脍炙人口的思想史著作不多，读来不想放手合页的思想史著作更是凤毛麟角，美国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N.Stromberg 1916～2004）撰写的皇皇巨著《西方现代思想史》无愧为这样的思想史著作。有人把该书称之为此类中的抗鼎力作，因为作者历史的眼光高屋建瓴，文字的表达激越昂扬，哲理的分析透彻犀利。我觉得，能够用如此简约的笔触来对近500年的西方思想史作如此生动的勾勒，并且脉络如此清晰，叙述如此流畅，实在是非天才莫属。

    斯特龙伯格在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848年欧洲各地爆发了革命，但几乎毫无共产主义性质。30岁的马克思回到5年前工作过的科隆主编一份报纸。统治阶级可能发抖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跟快就恢复了元气，利用革命者之间的混乱与矛盾，重新控制了局势。到1849年年中，马克思与燕妮典当了家传的珠宝，逃到伦敦。伦敦是那一年反动时期许多大陆革命者的避难所。马克思夫妇在伦敦度过了他们后来的生活。马克思最初的生活十分艰难，他的6个合法子女中有3个幼年夭折。但是无须掩盖一个事实，即马克思通常的生活是富裕的，能够满足他随意而大方的天性，因为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给他提供津律，而且后来这种支持甚至变得有些过于奢侈了……在这个外国流亡者麇集的伦敦，他为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撰写欧洲报道获得了不菲的收入。有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伟大的资本主义反对者与掘墓人竟然一直被一位资本主义的报业大亨养着。从1851年到1862年，这份报纸发表了署名为马克思的文章共487篇，这个数量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关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报刊挣了许多稿费这件事，我们就暂且不说了。有一件事我在读高中时就感到有些惊诧，并由此断定：被马克思猛烈攻击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至少还不算是太小气。因为马克思那本控诉资本主义罪恶，宣判资本主义死刑的大作《资本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巢——伦敦，免费利用资本主义的出版成果，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写成的。不仅在资本主义的老巢写成了，而且还公开出版了。你不要说，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至少使我相信，在马克思当时生活的英国，著书立说的自由，出版发行的自由肯定不是假的。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生活的城市只有一个图书馆，先不说图书馆之少，藏书量之小，藏书品质之可疑的问题，即使你想进图书馆，那门槛也是很高的，是有等级限制的，进一般借阅室要单位专门的介绍信，进内部借阅部要县团级以上的证明。至于广大农村地区的读者，想要进县市级图书馆几乎就没有门。

    我当时就想，要是有一个人想泡在图书馆写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如果他能进图书馆的话——情况会如何？我当时就想，那个姓马克思的人是幸运的，要是他生活在我读高中的时代与地方，凭他那么高远的理想，那么饱满的热情，岂不老早就患脑溢血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