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应当知道”例谈

　　

　　去年8月份，我在价值中国网访谈中评论张五常对马克思的批判：“严格的说，马克思理论不是过时，而是从未对过”“马克思是最蠢的”“马克思已经奄奄一息”时指出：张五常的这些说法远离了学术问题，但张五常政治上敏感性极高，很注意看什么人说什么话，非一般人所能及，所以他几乎总是混得开，即使在美国被追着打很没有脸面的官司，似乎也还是脱身了。

　　我所讲张五常的美国官司，是指他的美国古董店涉嫌卖假古董案和涉嫌逃税案。由张五常在中国大陆能自由行动，那时的判断，他大约是从案子脱身了吧。

　　巧得很，访谈发表后几个月，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看到谈张五常的古董案，其中讲到，当事人与美国司法当局达成协议，该古董店向顾客等赔偿50万美元。——我在此重点要讲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解释中，在我看来有一个情节是关键性的。

　　该古董店卖给顾客的所谓古代瓷器，销售价格是1000多美元一件。电视节目在解释中指出，该类古代瓷器存世量极少、极珍贵，因而远在几十年前价格就异常高昂。换言之，如果该店卖给顾客的真的是这一类型的古代瓷器真品，绝不可能是这样低的销售价格。

　　通常，卖假者被执法者抓住的时候，往往会辩解：我不知道这是假货，我卖的是真货。这篇短文动笔时，在网上查了一查有关信息，才知道张五常也这样辩解过，并且他还极度自信：“我的考古方法自成一家，前无古人。”但是，这样的辩解恰恰成了大问题。因为，如果该古董店真的确信是真品，它卖得高昂的市场价格将是顺理成章的事，又怎么可能以1000多美元一件的价格卖给顾客呢？一般人可以说，我不知道、不清楚这种类型古代瓷器的基本市场价格，专业的古董店怎么可以说不知道呢？古董店“应当知道”！

　　由此可知，该古董店是有意贩卖假古董，它已经难以摆脱故意贩卖假古董的罪责。这就是它与美国司法当局达成赔偿协议的直接原因。如果该古董店坚持把官司打到底，最终输掉官司的可能性极大，洗脱罪责的可能性极小。它在经济上的损失也将更大。

　　从另一角度讲，张五常的古董店也无法推卸责任说：当时就知道这类瓷器可能属于赝品，或者卖的就是赝品价格——如果是那样，岂不等于预先就承认自己是卖假古董吗？

　　从上面的例子可知，法律意义上的“应当知道”，是受具体的社会条件制约的，而不是无条件的。

　　无论那一时代、那个国家的法律，“应当知道”，总是不少法律条文的重要立法基础。一旦人们真的成了被告，中国大陆的某些人，则企图以不懂法作为托词。但这样的辩解通常是无效的，法庭不会采信。原因在于，不少重要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上也必须遵守，不得违犯。例如，除了正当防卫或制止犯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情节严重，应追究刑事责任。企图以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来辩解，是无效的。范围较窄一点的如某行业执业者必须遵守的法律，是他“应当知道”的。上面讲的古董店贩假，难以作有效的辩解，原因实际是一样的。

　　至于张五常在中国大陆常常发表高度引人注目言论的原因。下面的看法可以作为一家之言：

　　丁学良教授2008年初在深圳演讲，有听众提问，“最近香港的张五常教授频频在大陆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比如说新《劳动合同法》会把中国经济搞垮、反对给农民福利待遇、政府征地不需要给农民太多赔偿金、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比《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上写的好得多、政府不应该向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等等，请问丁教授有什么看法？”

　　丁学良回答：“张五常说这些话，我没有亲耳听到，所以我不敢肯定到底是他真的这样说过，还是报道有误。（周筱赟按，张五常这些言论，都可以在他本人开设的多个博客上找到，可证是其本人的言论。）但我知道，有些人在美国是通缉犯，在美国待不下去，就逃到大陆来，怕大陆把他遣送回去，就发表一些讨好政府的言论。”（摘自周筱赟《丁学良怒斥张五常是美国通缉犯》）

　　我的看法是，迎合极少数富人、献媚于有权者、灵动机变、极度自负，本来就是其人一贯特色。但我也实在难以理解他连香港已经证明的对于低收入者相当重要，中国内地试图成为住房政策重要方面的廉租房也要反对。莫非真是为了迎合少数富人的眼前利益，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么？其实，如果要认真回顾一下前些年中国大陆的住房政策有无重大不当之处，轻视廉租房建设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投入的财力实在太少，就是一个很大失误。

　　                     2008-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