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一个地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而是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把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的能力，是一个区域的重要竞争力。
●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说到底是制度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营造经济发展环境，其本质是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政策、政府办事程序和社会习俗。
●新一轮解放思想，湖北需树立三种观念：多种比较优势的项目观、“保姆式服务”的政府职能观和农业优势的新资源观。
一个地区靠什么推动经济增长？
过去我们总认为，只要资源充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就可以发展。
“资源诅咒”颠覆了这一“想当然”。伊拉克、委内瑞拉、苏丹的资源都十分丰富，可经济并不发达。新加坡、日本、香港，资源相对而言要贫乏得多，经济却实现了繁荣。
湖北省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枝江和仙桃的资源并不丰富，却是县域经济的小虎。有一些县市有煤矿、铜矿、铁矿甚至还有金矿、银矿，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丰俭，而是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和配置方式的变化。
资源或者说生产要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要素，如自然资源、一般劳动力等；一类是先进要素或高级要素，如资金、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等。低级生产要素流动性相对较弱，而高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高级生产要素是低级要素由一种单纯的存在转化为商品或服务的催生婆。有资源，但如果没有资金启动、技术开发、管理对市场的驾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资源就不能进入产业链实现增值，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的能力，是一个区域的重要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也是市场主体，也是可以人格化的“理性经济人”，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不过，他们不像企业那样通过出售产品或服务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而是通过创新、设计、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和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要素尤其是先进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最大化，是可以具体化的，比如GDP和财政收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区域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反映了这个区域政府的执政能力。
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从哪里来？
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从哪里来呢？简单地说，从制度安排中来。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政策等宏观面“大制度”；二是政府执行程序，包括政府部门设置、职能分工、工作流程等。它们决定了政府办事的效率；三是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
制度是一种行为框架。观念亦如此。观念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行为规则。它直接支配人们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从事经济活动。比如财富观。如果我们认为储蓄最保险，同时认为它是摸得见、看得着、靠得住的财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储蓄率保持适当的高度当然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因为它提高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但过高也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参与度低会导致银行负担重。但如果人们认为财富应该多样化，可以储蓄也可以购买股票、基金，可以投资创业，那么，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参与度就高，创造财富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因此，前者是一种静态的发展观，后者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财富观。它们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政策法规、政府程序本身也是观念的产物。荷兰建立在北欧海边低洼地上，资源不丰富。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威尼斯向阿姆斯特丹转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荷兰的重商观念主导了重商主义政策，制定了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法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在荷兰与法国处于交战时期，荷兰也允许商人贩卖法国军火。降低税收当然不用说。正是这种经济至上的政策与法规，自由贸易带来了荷兰经济的繁荣，使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成本低，成为“生意人的天堂”，使欧洲的生产要素涌向荷兰，弥补了资源不足的缺陷，迅速超过威尼斯，成为“世界性商场”。
可以这样说，不论一个地区和城市今天多么发达，也都是从贫穷的状态——资金、技术“双缺口”、企业家稀缺的状态发展起来的。“穷”是所有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财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必需前提。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说到底是制度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
我们现存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制度问题、观念问题。如果政府部门不是把自己摆在服务经济的角色定位上，那么，就会摆官架子，就会是“管卡压经济”；如果我们眼红企业家获得了较高收入，那么，就会“均贫富”，办事拖拉，层层设卡，雁过拔毛；如果市场主体之间都捞一把算一把，不讲诚信，那么，就会尔虞我诈、搞一锤子买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与政府的交易、企业与企业的交易、政府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易都非常困难，成本都很高。不仅不能把外部的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相反由于环境恶化，连本地的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挤走。
所以，我们讲营造经济发展的环境，其本质是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政策、政府办事程序和社会习俗。
为什么今天还要强调解放思想？
一切重大的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从人们的思想变革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湖北发展有一个规律，就是，每处于一个历史关节点上，就要进行一轮新的思想解放，冲破一次体制机制的障碍，迎来一次发展高潮。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1992年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摆脱的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今天，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湖北发展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转变为发展型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发生变化，简单地说，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矛盾突出。
湖北有自身的发展起点。一方面，不论是因为改革时序的差异带来的改革滞后也好，还是地处内陆腹地而导致的发展落后也好，都意味着湖北与发达地区比有一个落差。另一方面，历史又赋予湖北面临赶超先行者、实现后来居上者的机遇。这里，简要概括三大历史因素：
其一，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变化，沿海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国对外资的诱因，由过去主要是成本因素（外资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素（占用中国自然资源）向市场因素转变。即外资进入中国是为了开发中国内陆市场，进行战略性投资，这可以从以500强为代表的国际跨国公司进入二线、三线城市得到印证。沿海需要转移的产业，本身是国际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当年全球选择的结果。上述两种资本的转移，为湖北楔入全球生产链、供应链提供了条件。
其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中国经济正从一个外需拉动的经济向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变，从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转移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消费型经济，人口、区位非常关键。经济腹地是企业发展的地理空间，人口密集是消费市场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是大企业，就要有比较大的格局，要靠近一个大的人口密集区，并且尽量往区域中间靠。湖北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处于中国人口密集区的中心。这是国家战略转变为湖北带来的利好因素。
其三，就是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确立，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确立。前者是国家对湖北的战略定位，后者是具体实现形式。它意味着湖北在全国的地位是一个发展极、一个中心、一个示范。并且要在“两型社会”的高标准下实现这个奋斗目标。
显然，响应新的发展要求，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要创造新的发展条件，湖北面临诸多挑战。首要是，如何创造有利的商务环境，吸引、承接国际资本、沿海产业转移。如前所述，制度是影响生产要素聚集、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自然地，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要响应新的发展要求，来推动新的思想解放。
湖北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在哪里？
需要解放的思想当然有许多。以下三点是不能忽略的。
其一、树立多种比较优势的项目观。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招商能力。外来投资是本地要素资源禀赋结构与客商投资项目所需求要素条件相契合的产物。一个地方客观存在着项目的适应性问题。打一个比方，在我省一些地方，即使微软搬过来，我们也不一定承接得了。
现在东部产业向中部、湖北转移，有一个好的特点，就是产业的结构层次不断向高端演进，投资规模趋向大型化。具体表现在：1、在产业上，从附加值低的产品逐步向附加值高和上游产品推进，从单个产品或企业转向整个产业链迁移。以台商投资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早期主要是投资生产机箱、鼠标、键盘，以后发展到主板、芯片、液晶显示器，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电脑生产基地和配套产业集群。此外，还从传统的加工组装、贴牌生产向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拓展。2、在技术上，跨国公司充分利用我国技术人才成本低的特点，将服务外包转移出去。3、在投资方式上，由过去直接投资转向股权投资、整体并购等多种形式。这些特点，有利于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提升产业素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东部转移的产业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要转移来的企业，也主要是“三来一补”的中小型加工企业。这些企业是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的结果。现在它们仍然是国际资本转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从一个地区多种比较优势出发，来吸引不同的项目。
许多地方动不动就想搞一个几十亿、几百亿的大项目来，一口吃个胖子。其实不用这样。德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三强的位置，但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中小企业，它们的营业额在德国企业总营业额中的份额已经超过了40%，成为德国经济的顶梁柱。新加坡中小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过去3年新加坡16万家中小企业的附加值年均增长高达11％，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7.7％的增长率；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创造了33万个就业机会，占新加坡创造的整个就业机会数量的63％，这对于新加坡将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的2.1％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也主要是中小型企业。
中小企业并不意味着低档次、土气。由于产业特点，有些产业适合中小企业发展。根据柏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贝尔恩德·费诺尔的说法，仪器设备、环保技术和垃圾回收、电子工业、服务业、工程技术是所谓“中小企业强项领域”。这些中小企业往往业精于专，拥有正确的专业技能以及将其完全运用于某一领域的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它们是专家，能够指导消费者如何优化产品的使用。”现在，德国有将近1200家中小企业的排头兵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顶尖品牌。新加坡中小企业也更加先进，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政府继续在融资、人力培训、市场国际化拓展及企业实力建设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必要的协助。据中国政协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
原始森林之所以有发展的活力就在于那里不仅有参天的大树，也有茂密的灌木丛，还有贴地的蕨类植物。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一样，只有各个市场主体的充分参与才能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态。坦率地说，江苏也好，浙江也好，大企业并不比湖北强。湖北东风、武船都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江浙企业都比不上。但江浙比湖北经济发达，靠的就是中小企业。
现在从江浙来湖北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不要小看它们。它们给湖北带来了创业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财富意识，同时，它们来也不是单一地来，而是围绕一个产业链“群体性转移”。一个企业可能只有几千万元，但扎堆在一起，就是几十亿元。江苏商会搞了一个“洪湖模式”，围绕水产品，鱼饲料企业、养鱼企业、鱼肉加工企业、鱼皮加工企业、鱼类销售企业等等聚集在一起，四十亿元投下来，一个工业园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就编织好了。
其二、树立“保姆式服务”的政府职能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配置资源。由于政府并不能准确了解每个企业的供需信息，并不能对每个企业加以有效管理，结果是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政府做了企业应该做的事，谓之“越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市场机制引导（价格机制）下配置资源，在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动机下，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全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这时候，政府的责任是营造环境。通俗讲，就是搭建舞台，让企业来演戏，我们谓之“正位”。
社会交易成本是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优劣的标准。交易成本由三个方面形成：一是政府与政府组织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和平级的横向之间；二是企业与政府，包括项目审批、税费等；三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看到，三个方面中，政府直接产生的成本占了60%以上（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在相当程度上也由政府制定的规则决定。比如失信成本的追究等）。因此，服务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是响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应有之义。
所以，湖北的思想解放，要把发展要求与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政府职能创新与经济增长要求对接起来，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降低商务成本，增强整个区域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
其三、树立农业优势的新资源观。
对于资源，我们的习惯看法是矿藏。现在看来，这至少是一种狭隘的资源观。资源的价值在于配置。即使矿藏，如果没有配置也只是一种物质存在，并没有经济意义。只有与其它生产要素配置后创造财富或服务，资源才有意义。
农村工业化有两条路可以遵循。一是工业项目的嵌入式，通过外来项目投资布局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自然演进式。依托本地的要素禀赋发展工业。农产品资源品化，正是实现自然演进式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这种工业化是立足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实际内生的，因此有竞争力。
在短缺经济年代，“以粮为纲”强调的是农产品的生存功能——“吃饱”的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资源品化具有了外部拉力——工业化水平提高对资源品需求量的急剧放大。
以农产品为资源品的工业被称之为“1.5产业”。意指它不单纯属于农业或工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属新型边缘产业。不同的工业生产需求，对农产品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面粉，用途不同要求不一，面包需要含面筋高的“强筋粉”，饼干、蛋糕必须用“低筋粉”。这就要求农业针对不同的工业需求，实行农产品的专用化、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资源与工业需求的对接能力。
虽然对农产品资源品化存在一些争议，比如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但正是从这个价格中可以看到农产品资源品化的价值和利润空间。玉米可以加工2000多种产品，通常加工增值在20倍以上。玉米淀粉的市场平均价是每吨1400元～1800元，玉米油每吨3500元。当今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不是汽车，也不是电子产品，而是食品工业，年营业额近两万亿美元。同时，非食品化也是一个趋势。从油菜籽中提炼化工原料和植物柴油，替代矿物柴油，从粮油及其副产品中提取生物活性物质，用作生物制剂等，都放大了农产品资源品化的空间和前景。农产品的廉价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种新的资源观，不仅开拓了自然演进型的工业化路径，而且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是一种工农齐头并进的工业化，是一种区域经济整体进化性的工业化。它会有效激活一个地区的经济。
●一个地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而是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把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的能力，是一个区域的重要竞争力。
●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说到底是制度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营造经济发展环境，其本质是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政策、政府办事程序和社会习俗。
●新一轮解放思想，湖北需树立三种观念：多种比较优势的项目观、“保姆式服务”的政府职能观和农业优势的新资源观。
一个地区靠什么推动经济增长？
过去我们总认为，只要资源充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就可以发展。
“资源诅咒”颠覆了这一“想当然”。伊拉克、委内瑞拉、苏丹的资源都十分丰富，可经济并不发达。新加坡、日本、香港，资源相对而言要贫乏得多，经济却实现了繁荣。
湖北省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枝江和仙桃的资源并不丰富，却是县域经济的小虎。有一些县市有煤矿、铜矿、铁矿甚至还有金矿、银矿，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丰俭，而是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和配置方式的变化。
资源或者说生产要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要素，如自然资源、一般劳动力等；一类是先进要素或高级要素，如资金、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等。低级生产要素流动性相对较弱，而高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高级生产要素是低级要素由一种单纯的存在转化为商品或服务的催生婆。有资源，但如果没有资金启动、技术开发、管理对市场的驾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资源就不能进入产业链实现增值，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的能力，是一个区域的重要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也是市场主体，也是可以人格化的“理性经济人”，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不过，他们不像企业那样通过出售产品或服务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而是通过创新、设计、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和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要素尤其是先进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最大化，是可以具体化的，比如GDP和财政收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区域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反映了这个区域政府的执政能力。
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从哪里来？
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从哪里来呢？简单地说，从制度安排中来。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政策等宏观面“大制度”；二是政府执行程序，包括政府部门设置、职能分工、工作流程等。它们决定了政府办事的效率；三是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
制度是一种行为框架。观念亦如此。观念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行为规则。它直接支配人们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从事经济活动。比如财富观。如果我们认为储蓄最保险，同时认为它是摸得见、看得着、靠得住的财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储蓄率保持适当的高度当然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因为它提高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但过高也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参与度低会导致银行负担重。但如果人们认为财富应该多样化，可以储蓄也可以购买股票、基金，可以投资创业，那么，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参与度就高，创造财富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因此，前者是一种静态的发展观，后者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财富观。它们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政策法规、政府程序本身也是观念的产物。荷兰建立在北欧海边低洼地上，资源不丰富。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威尼斯向阿姆斯特丹转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荷兰的重商观念主导了重商主义政策，制定了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法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在荷兰与法国处于交战时期，荷兰也允许商人贩卖法国军火。降低税收当然不用说。正是这种经济至上的政策与法规，自由贸易带来了荷兰经济的繁荣，使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成本低，成为“生意人的天堂”，使欧洲的生产要素涌向荷兰，弥补了资源不足的缺陷，迅速超过威尼斯，成为“世界性商场”。
可以这样说，不论一个地区和城市今天多么发达，也都是从贫穷的状态——资金、技术“双缺口”、企业家稀缺的状态发展起来的。“穷”是所有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财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必需前提。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说到底是制度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
我们现存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制度问题、观念问题。如果政府部门不是把自己摆在服务经济的角色定位上，那么，就会摆官架子，就会是“管卡压经济”；如果我们眼红企业家获得了较高收入，那么，就会“均贫富”，办事拖拉，层层设卡，雁过拔毛；如果市场主体之间都捞一把算一把，不讲诚信，那么，就会尔虞我诈、搞一锤子买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与政府的交易、企业与企业的交易、政府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易都非常困难，成本都很高。不仅不能把外部的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相反由于环境恶化，连本地的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挤走。
所以，我们讲营造经济发展的环境，其本质是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政策、政府办事程序和社会习俗。
为什么今天还要强调解放思想？
一切重大的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从人们的思想变革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湖北发展有一个规律，就是，每处于一个历史关节点上，就要进行一轮新的思想解放，冲破一次体制机制的障碍，迎来一次发展高潮。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1992年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摆脱的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今天，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湖北发展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转变为发展型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发生变化，简单地说，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矛盾突出。
湖北有自身的发展起点。一方面，不论是因为改革时序的差异带来的改革滞后也好，还是地处内陆腹地而导致的发展落后也好，都意味着湖北与发达地区比有一个落差。另一方面，历史又赋予湖北面临赶超先行者、实现后来居上者的机遇。这里，简要概括三大历史因素：
其一，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变化，沿海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国对外资的诱因，由过去主要是成本因素（外资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素（占用中国自然资源）向市场因素转变。即外资进入中国是为了开发中国内陆市场，进行战略性投资，这可以从以500强为代表的国际跨国公司进入二线、三线城市得到印证。沿海需要转移的产业，本身是国际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当年全球选择的结果。上述两种资本的转移，为湖北楔入全球生产链、供应链提供了条件。
其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中国经济正从一个外需拉动的经济向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变，从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转移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消费型经济，人口、区位非常关键。经济腹地是企业发展的地理空间，人口密集是消费市场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是大企业，就要有比较大的格局，要靠近一个大的人口密集区，并且尽量往区域中间靠。湖北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处于中国人口密集区的中心。这是国家战略转变为湖北带来的利好因素。
其三，就是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确立，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确立。前者是国家对湖北的战略定位，后者是具体实现形式。它意味着湖北在全国的地位是一个发展极、一个中心、一个示范。并且要在“两型社会”的高标准下实现这个奋斗目标。
显然，响应新的发展要求，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要创造新的发展条件，湖北面临诸多挑战。首要是，如何创造有利的商务环境，吸引、承接国际资本、沿海产业转移。如前所述，制度是影响生产要素聚集、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自然地，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要响应新的发展要求，来推动新的思想解放。
湖北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在哪里？
需要解放的思想当然有许多。以下三点是不能忽略的。
其一、树立多种比较优势的项目观。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招商能力。外来投资是本地要素资源禀赋结构与客商投资项目所需求要素条件相契合的产物。一个地方客观存在着项目的适应性问题。打一个比方，在我省一些地方，即使微软搬过来，我们也不一定承接得了。
现在东部产业向中部、湖北转移，有一个好的特点，就是产业的结构层次不断向高端演进，投资规模趋向大型化。具体表现在：1、在产业上，从附加值低的产品逐步向附加值高和上游产品推进，从单个产品或企业转向整个产业链迁移。以台商投资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早期主要是投资生产机箱、鼠标、键盘，以后发展到主板、芯片、液晶显示器，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电脑生产基地和配套产业集群。此外，还从传统的加工组装、贴牌生产向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拓展。2、在技术上，跨国公司充分利用我国技术人才成本低的特点，将服务外包转移出去。3、在投资方式上，由过去直接投资转向股权投资、整体并购等多种形式。这些特点，有利于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提升产业素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东部转移的产业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要转移来的企业，也主要是“三来一补”的中小型加工企业。这些企业是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的结果。现在它们仍然是国际资本转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从一个地区多种比较优势出发，来吸引不同的项目。
许多地方动不动就想搞一个几十亿、几百亿的大项目来，一口吃个胖子。其实不用这样。德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三强的位置，但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中小企业，它们的营业额在德国企业总营业额中的份额已经超过了40%，成为德国经济的顶梁柱。新加坡中小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过去3年新加坡16万家中小企业的附加值年均增长高达11％，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7.7％的增长率；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创造了33万个就业机会，占新加坡创造的整个就业机会数量的63％，这对于新加坡将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的2.1％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也主要是中小型企业。
中小企业并不意味着低档次、土气。由于产业特点，有些产业适合中小企业发展。根据柏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贝尔恩德·费诺尔的说法，仪器设备、环保技术和垃圾回收、电子工业、服务业、工程技术是所谓“中小企业强项领域”。这些中小企业往往业精于专，拥有正确的专业技能以及将其完全运用于某一领域的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它们是专家，能够指导消费者如何优化产品的使用。”现在，德国有将近1200家中小企业的排头兵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顶尖品牌。新加坡中小企业也更加先进，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政府继续在融资、人力培训、市场国际化拓展及企业实力建设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必要的协助。据中国政协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
原始森林之所以有发展的活力就在于那里不仅有参天的大树，也有茂密的灌木丛，还有贴地的蕨类植物。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一样，只有各个市场主体的充分参与才能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态。坦率地说，江苏也好，浙江也好，大企业并不比湖北强。湖北东风、武船都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江浙企业都比不上。但江浙比湖北经济发达，靠的就是中小企业。
现在从江浙来湖北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不要小看它们。它们给湖北带来了创业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财富意识，同时，它们来也不是单一地来，而是围绕一个产业链“群体性转移”。一个企业可能只有几千万元，但扎堆在一起，就是几十亿元。江苏商会搞了一个“洪湖模式”，围绕水产品，鱼饲料企业、养鱼企业、鱼肉加工企业、鱼皮加工企业、鱼类销售企业等等聚集在一起，四十亿元投下来，一个工业园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就编织好了。
其二、树立“保姆式服务”的政府职能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配置资源。由于政府并不能准确了解每个企业的供需信息，并不能对每个企业加以有效管理，结果是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政府做了企业应该做的事，谓之“越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市场机制引导（价格机制）下配置资源，在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动机下，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全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这时候，政府的责任是营造环境。通俗讲，就是搭建舞台，让企业来演戏，我们谓之“正位”。
社会交易成本是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优劣的标准。交易成本由三个方面形成：一是政府与政府组织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和平级的横向之间；二是企业与政府，包括项目审批、税费等；三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看到，三个方面中，政府直接产生的成本占了60%以上（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在相当程度上也由政府制定的规则决定。比如失信成本的追究等）。因此，服务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是响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应有之义。
所以，湖北的思想解放，要把发展要求与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政府职能创新与经济增长要求对接起来，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降低商务成本，增强整个区域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
其三、树立农业优势的新资源观。
对于资源，我们的习惯看法是矿藏。现在看来，这至少是一种狭隘的资源观。资源的价值在于配置。即使矿藏，如果没有配置也只是一种物质存在，并没有经济意义。只有与其它生产要素配置后创造财富或服务，资源才有意义。
农村工业化有两条路可以遵循。一是工业项目的嵌入式，通过外来项目投资布局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自然演进式。依托本地的要素禀赋发展工业。农产品资源品化，正是实现自然演进式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这种工业化是立足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实际内生的，因此有竞争力。
在短缺经济年代，“以粮为纲”强调的是农产品的生存功能——“吃饱”的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资源品化具有了外部拉力——工业化水平提高对资源品需求量的急剧放大。
以农产品为资源品的工业被称之为“1.5产业”。意指它不单纯属于农业或工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属新型边缘产业。不同的工业生产需求，对农产品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面粉，用途不同要求不一，面包需要含面筋高的“强筋粉”，饼干、蛋糕必须用“低筋粉”。这就要求农业针对不同的工业需求，实行农产品的专用化、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资源与工业需求的对接能力。
虽然对农产品资源品化存在一些争议，比如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但正是从这个价格中可以看到农产品资源品化的价值和利润空间。玉米可以加工2000多种产品，通常加工增值在20倍以上。玉米淀粉的市场平均价是每吨1400元～1800元，玉米油每吨3500元。当今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不是汽车，也不是电子产品，而是食品工业，年营业额近两万亿美元。同时，非食品化也是一个趋势。从油菜籽中提炼化工原料和植物柴油，替代矿物柴油，从粮油及其副产品中提取生物活性物质，用作生物制剂等，都放大了农产品资源品化的空间和前景。农产品的廉价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种新的资源观，不仅开拓了自然演进型的工业化路径，而且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是一种工农齐头并进的工业化，是一种区域经济整体进化性的工业化。它会有效激活一个地区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