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闻舆论自由献出生命的还有素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为立身之本的史量才。他于1908年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任《申报》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打理上海“申报”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罗致在他的门下。据说，蒋介石曾在南京专门召见史量才，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蒋说，‘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也不甘示弱，冷冷地说：‘我们《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也有几百万吧！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又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回答：‘委员长！你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客气’”。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与亲属共6人乘自备汽车由杭州返沪，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狙击，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其子逃脱。

　　美国人魏斐德分析史量才的死因， 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史的被刺，与朱的上台有直接关系。

     追求言论自由的“铁肩辣手”还有张季鸾和胡适。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次日，张季鸾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就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抓住蒋本人关于“婚姻与革命”的文章和言论方面的矛盾与破绽，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奇怪的是，蒋介石看后，竟然大为叹服，主动与张季鸾缔交。“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积极主张共同抗日，连续报道红军长征，揭露日汪伪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提起胡适，人们过去总说他与国民党是妥协的，其实，胡适一生与政府的直接冲突很多，我们不能因为他曾和政府合作过，就不相信他的人格，总体上看，也可以说胡适的骨头是硬的。30年代初，《新月》因为发表了罗隆基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为此胡适和国民党据理力争。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写道：“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胡适有一次“一鸣惊人”，让马相伯先生大为叹服，马先生在他的《一日一谈》中这样写道：“胡适之此次在北平，当该地长官邀集北平各大学教职员及地方教育界领袖商谈国事时，某官长告诉他们说，某国交一个名单给他们，要他们立即逮捕；这个名单一共有二十几个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领袖，有反对某方嫌疑的。其用意是在一方表示好意，‘你看！我们如何能做这件事！’ 但一方也是对这些教育家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些。胡适之声色俱厉地答复道：‘我们到你这来，就是准备使你们逮捕的，并且准备你们把我们送到某国司令部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国家的领土！’”因了此事，马相伯对胡适很有好感。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敢对国民党要员和蒋介石说这些话，如果没有无畏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胡适敢这样做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些“铁肩辣手”虽然已成了历史，但榜样的激励作用是无穷的，更多的有志之士将会踏着他们的足迹，去为中国的舆论自由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