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华投资的部分韩资企业采取非正常手段撤离。韩资企业的投资人在没有清算企业在华债务以及申报破产的情况下，秘密返回韩国，结束在华投资，只留下厂房和设备。实际上，此种现象在山东及其他一些地区一直存在，只不过近一段时期有所加剧。据韩国进出口银行在2月份发表的一份《青岛地区投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调查》报告说，在过去五年中，青岛地区有206家韩资企业采取非正常手续撤离当地，其中近半数撤离的时间集中在去年。这一数据从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和山东省外经贸委也得到了证实，从2000年到2007年间，采取非正常手续撤离青岛的韩资企业有206家，平均每年约25家，其中2007年最多，为80多家。
据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三分之一在山东，青岛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超过10万，这里是韩国中小企业老板的天堂。而此次韩资企业的“集体逃逸”也主要从山东开始，影响最重的便是青岛市。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事后有烟台网友发帖说，数十名高管分乘三辆大巴从国内三个机场分别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韩国高管更是嘱咐他的中国司机，“明天不必上班，我们要一起坐车去打高尔夫球。”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金融分析】
在这些“擅自撤退”的韩国企业中，首饰生产厂家最多，为63家，其余依次是服装厂33家、皮革厂28家、箱包厂14家、制鞋厂13家，这些企业资金实力普遍不高，利润来源主要是低廉的加工费，抗风险能力较差，而目前，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正逐步摆脱原来所处的低端生产链的环节，产业升级必然使一些低附加值产业受到冲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前来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主要是为了避开韩国的高生产成本，看中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投资政策，而近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上涨较快，尤其是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工人要求提高待遇的呼声很高，更愿意到高工资的企业打工。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10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由5.7元/小时涨至6.7元/小时以上。
2、环境成本提高。主要包括土地成本提高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1999年青岛城阳区（韩资企业集中地）还只是一个小村庄，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十分紧张，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而从去年开始，中国将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韩资企业需补缴土地使用费及减免的税款，也将增加了约1倍成本。另外，《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取消了对外资企业“免二减三”的优惠，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高出此前实行的15%的优惠税率10个百分点。
3、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变化，据韩方统计，在华韩资企业80%是出口型企业，市场在国外，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削减了企业出口利润；以纺织行业为例，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而2008年1月2日，新年外汇市场开盘第一天，美元对人民币尾盘报7.2952元，跌破7.3元关口，自汇改以来已经升值10%，这意味着纺织行业利润仅因人民币升值因素就已下将20%。2008年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至今无消除迹象。
4、进出口政策调整。去年以来针对我国贸易顺差增长较快和“两高一资”行业的限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贸易政策，如出口退税率调整、进口关税及限制加工贸易名单。据青岛世正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南范洙说，中国将钢琴、吉他的出口退税率从17%降到了13%，听说还有可能再降，甚至取消，使他这个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利润明显减少，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已由10%降到了0.3%。
【风险预警】
百家韩资企业的“非正常撤离”留下的是1.6亿元的工资欠款和近7亿元的银行债务，而这些企业仅剩的厂房和设备成了当地政府和银行救命稻草，遗憾的是即便以最高价卖掉所有资产也不足以偿还所欠债务，更遗憾的是当地政府为保证社会稳定，均按照职工工资、银行贷款、加工费用、厂房租金的顺序进行清偿，银行理所当然的成为最终受害者。
其实外资撤离现象并不鲜见，仅去年广东就有244家外资企业撤离，东莞、深圳、广州、佛山等外资较为集中的地方均出现过外资企业撤离现象，而去年陆渡外企德威的逃离更是让人记忆犹新，无数的信息表明，外企“非正常撤离”事件绝非偶然，应引起银行的高度警惕，作为长三角产业群组成部分的太仓，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劳动密集型企业必将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一旦超越企业自身所能承受的程度，逃离将是无奈之举。
在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诸多利空消息早已为人所熟知，然而这些影响尚停留在定性认识阶段，如何从微观层面定量把握各种利空的影响才是银行信贷工作人员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所在），这就要求信贷人员除了贷前周密、详实的实地调查外，还需及时、深入的贷后监督，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贷后监管应重视以下2个指标：
1、关注企业利润指标。企业利润下降有正常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信贷人员在贷后监管中应摸清企业真实利润率，仔细分析出口退税、汇率、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企业利润率影响的具体程度及整体影响程度，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一个成熟的企业不可能在较低利润率下经营，如果发现某企业利润率下降较多且无改变迹象，则应高度关注，必要时应提出风险预警。
2、关注企业应付工资科目。尽管新《破产法》规定有担保物权债务优先受偿，似乎不必担心企业利用劳动债权逃避银行债务，但从青岛市政府的做法看，仍采取优先清偿劳动债务原则，也就是说一旦企业发生“非正常撤离”，政府不一定选择正常破产程序处理，因此即便企业已将资产抵押银行，仍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这就要求信贷人员在贷后监管过程中，需关注企业劳动债务情况，主要关注应付工资科目，如果企业出现应付工资长期较大，则应搞清处这笔账务是因拖欠工资所致，还是企业有意超额计提，以冲减企业利润。必要时可在适当场合询问员工。
产业升级，必然逼迫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生战略转移，对一国的政府而言，无疑是长期的利好消息，但对于与企业共存亡的银行来说，产业升级是个危险的信号，如不能顺势调整信贷思路，将可能会被“半夜逃离”的企业无情的伤害。因此，作为信贷工作人员，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华投资的部分韩资企业采取非正常手段撤离。韩资企业的投资人在没有清算企业在华债务以及申报破产的情况下，秘密返回韩国，结束在华投资，只留下厂房和设备。实际上，此种现象在山东及其他一些地区一直存在，只不过近一段时期有所加剧。据韩国进出口银行在2月份发表的一份《青岛地区投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调查》报告说，在过去五年中，青岛地区有206家韩资企业采取非正常手续撤离当地，其中近半数撤离的时间集中在去年。这一数据从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和山东省外经贸委也得到了证实，从2000年到2007年间，采取非正常手续撤离青岛的韩资企业有206家，平均每年约25家，其中2007年最多，为80多家。
据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三分之一在山东，青岛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超过10万，这里是韩国中小企业老板的天堂。而此次韩资企业的“集体逃逸”也主要从山东开始，影响最重的便是青岛市。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事后有烟台网友发帖说，数十名高管分乘三辆大巴从国内三个机场分别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韩国高管更是嘱咐他的中国司机，“明天不必上班，我们要一起坐车去打高尔夫球。”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金融分析】
在这些“擅自撤退”的韩国企业中，首饰生产厂家最多，为63家，其余依次是服装厂33家、皮革厂28家、箱包厂14家、制鞋厂13家，这些企业资金实力普遍不高，利润来源主要是低廉的加工费，抗风险能力较差，而目前，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正逐步摆脱原来所处的低端生产链的环节，产业升级必然使一些低附加值产业受到冲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前来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主要是为了避开韩国的高生产成本，看中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投资政策，而近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上涨较快，尤其是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工人要求提高待遇的呼声很高，更愿意到高工资的企业打工。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10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由5.7元/小时涨至6.7元/小时以上。
2、环境成本提高。主要包括土地成本提高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1999年青岛城阳区（韩资企业集中地）还只是一个小村庄，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十分紧张，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而从去年开始，中国将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韩资企业需补缴土地使用费及减免的税款，也将增加了约1倍成本。另外，《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取消了对外资企业“免二减三”的优惠，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高出此前实行的15%的优惠税率10个百分点。
3、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变化，据韩方统计，在华韩资企业80%是出口型企业，市场在国外，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削减了企业出口利润；以纺织行业为例，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而2008年1月2日，新年外汇市场开盘第一天，美元对人民币尾盘报7.2952元，跌破7.3元关口，自汇改以来已经升值10%，这意味着纺织行业利润仅因人民币升值因素就已下将20%。2008年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至今无消除迹象。
4、进出口政策调整。去年以来针对我国贸易顺差增长较快和“两高一资”行业的限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贸易政策，如出口退税率调整、进口关税及限制加工贸易名单。据青岛世正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南范洙说，中国将钢琴、吉他的出口退税率从17%降到了13%，听说还有可能再降，甚至取消，使他这个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利润明显减少，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已由10%降到了0.3%。
【风险预警】
百家韩资企业的“非正常撤离”留下的是1.6亿元的工资欠款和近7亿元的银行债务，而这些企业仅剩的厂房和设备成了当地政府和银行救命稻草，遗憾的是即便以最高价卖掉所有资产也不足以偿还所欠债务，更遗憾的是当地政府为保证社会稳定，均按照职工工资、银行贷款、加工费用、厂房租金的顺序进行清偿，银行理所当然的成为最终受害者。
其实外资撤离现象并不鲜见，仅去年广东就有244家外资企业撤离，东莞、深圳、广州、佛山等外资较为集中的地方均出现过外资企业撤离现象，而去年陆渡外企德威的逃离更是让人记忆犹新，无数的信息表明，外企“非正常撤离”事件绝非偶然，应引起银行的高度警惕，作为长三角产业群组成部分的太仓，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劳动密集型企业必将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一旦超越企业自身所能承受的程度，逃离将是无奈之举。
在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诸多利空消息早已为人所熟知，然而这些影响尚停留在定性认识阶段，如何从微观层面定量把握各种利空的影响才是银行信贷工作人员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所在），这就要求信贷人员除了贷前周密、详实的实地调查外，还需及时、深入的贷后监督，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贷后监管应重视以下2个指标：
1、关注企业利润指标。企业利润下降有正常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信贷人员在贷后监管中应摸清企业真实利润率，仔细分析出口退税、汇率、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企业利润率影响的具体程度及整体影响程度，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一个成熟的企业不可能在较低利润率下经营，如果发现某企业利润率下降较多且无改变迹象，则应高度关注，必要时应提出风险预警。
2、关注企业应付工资科目。尽管新《破产法》规定有担保物权债务优先受偿，似乎不必担心企业利用劳动债权逃避银行债务，但从青岛市政府的做法看，仍采取优先清偿劳动债务原则，也就是说一旦企业发生“非正常撤离”，政府不一定选择正常破产程序处理，因此即便企业已将资产抵押银行，仍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这就要求信贷人员在贷后监管过程中，需关注企业劳动债务情况，主要关注应付工资科目，如果企业出现应付工资长期较大，则应搞清处这笔账务是因拖欠工资所致，还是企业有意超额计提，以冲减企业利润。必要时可在适当场合询问员工。
产业升级，必然逼迫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生战略转移，对一国的政府而言，无疑是长期的利好消息，但对于与企业共存亡的银行来说，产业升级是个危险的信号，如不能顺势调整信贷思路，将可能会被“半夜逃离”的企业无情的伤害。因此，作为信贷工作人员，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