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一统的文化力
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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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前行的推力，是人们经常思考的问题。
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除了尚存的几处遗迹任人凭吊外，早己荡然无存。后世建立的政体或文明与他们已经毫无关联。古印度文明，因雅利安人的入侵，出现史前文明上的文化断层。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形成影响深远的印度文化圈（全盛时几乎大半个亚洲，后世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但诸多学术传承不够完整。至于国体的传承，更是支离破碎，除了短暂的大范围统一（如孔雀王朝），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以至于后来，印度学者为了了解本国的文化学术及政体必须要到周边诸国历史记载上寻找。再加上伊斯兰文化的长期统治，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国体上，传承上的完整性无从谈起。
中国是人类所有文明古国中，自起源始，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文化与国体完整传承，世界的唯一国度。中国文化，在完整传承过程中，不断自我发展完善，形成强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涵盖东亚、东南亚（如越南）广袤的中国文化圈。
在国体上，中国经历风云变幻无数，甚至几近亡国，但屡次的有惊无险，把外来势力与文化消融，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文脉不断，总是能把外力消入无形，融于无声，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有学者所说的文化力。
文化力是同政治力、经济力相对应提出的一个专用概念，是指一种持续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力是软实力，比起军事、资源、经济等硬实力看似柔弱如水，而关键非常之期即可凝水结成冰，坚硬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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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因子。“和合文化”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与社会和谐,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强调“天人共存、人我共存”，以宽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扬着丰富的天道与人间和谐融洽观念，对于消解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冲突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和谐观、和谐思想在西方被称为“东方精神”
道与德是中国文化测量内心与行为的标尺。道是中庸之道,德是中庸之德。道是天道,天道法自然；德是人德,人德法地。天人合一`道德合一`体用合一`知行合一是国人自律的镜鉴。道是第一义.德是第二义.儒学的道统是明明德`亲民`新民`止于至善的中庸之德和中庸之道的道德合一,体用合一的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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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不同的看待和处理，使其结果永远只有两个：生存发展和衰退消亡。丧失生命力者衰退消亡，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藏品文存；适合社会需求，迎合社会发展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者生存发展。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被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
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故步自封，拒绝进步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自然只能裹足不前，不前就是倒退，就是落伍，如同逆水行舟。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国途悲壮和命途多舛？
“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举世无双，以前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往往是批判，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到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了，查找原因，查到了文化上，认为是文化在作祟，于是文化就成了替罪羊，从新文化运动到破四旧，中国文化都成了“吃人的文化”，文字简化不够，甚至还要中国文字的拉丁化，灭掉中国文字。这都是我们认识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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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打通社会文化的理性,世界民族文化的理性,才能够拥有文化的资源,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是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历来重视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营养。要着眼于中华文化的长远发展，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积极同世界各种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华文化不仅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而且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
要创新当下的文化，大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创新，文化就难以传承，更难以繁荣发展。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时代变革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的进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文化的现代化。
文明的发现和文化的拓展对我们民族同样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台海危机的关键问题是台湾本土人民的认同感差。
文化的复兴，能唤起我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依感，促发我们的民族自信，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以华夏民族为荣，我们的台海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一个认知的意义在于恢复了民族自信，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动力、框架、路线。有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谐社会才真正成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末。
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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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表现为人才经济、注意力经济和创造力经济这样三个形态，而这三种形态的经济所共通的地方，在于给人或物，以及人的活动增添魅力，而能够增添这种魅力的就是文化力。
文化要有生命力，必须要与现实社会结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文化才能发扬光大，文化不能关在书房里高，而应该在社会中流转应用，要与整治结合、经济结合、生活结合。
文化产业化就是比较好的方式，既保留了文化的精髓又增添了文化的活力，还能让文化成为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源，可谓一举多的。
文化产业必须有学术的支持，北大为此专门成立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基地同时也设在了北大，为此北京大学为文化产业的研究设立多个课题并取得取得一定成绩。
就是在前天的3月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合作，联合举办了“中国首届黄河文化产业发展论坛”，我是论坛的具体负责人。4月6日我们和山东省政府在国务院新闻版新闻发布厅联合启动了黄河文化传播工程，全面推进黄河文化产业战略。
十七大明确提出文化发展战略，并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崇高使命，我们的新一届政府，的确高屋建瓴，因为在文化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也是从未有过的高度。
文化产业必须有学术的支持，北大为此专门成立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基地同时也设在了北大，为此北京大学为文化产业的研究设立多个课题并取得取得一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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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我谈点管理文化。
我是研究管理学的，我们教管理的，研究管理的所用的理论、方法、工具和模型全部是西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高校所有的管理体系都是从西方泊来的，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学。
在学校和社会上讲管理的课程，我经常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型在中国不实用，不解决企业的现实问题。
中国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矛盾却越来越多，影响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强，其表现在：劳资矛盾加大，企业文化缺失，管理模式机械，资源消耗严重，发展环保对立，核心竞争力疲软，组织生态恶化……
这一切都说明西方的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中国企业的发展，再不能把西方的管理当成灵丹妙药了，中国的管理必须另寻出路。
为什么科学十足的西方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呐？
西方管理的政治背景是民主宪政的，讲究的是自由、平等，而中国的政治是中央集权，讲究的一统和权威。
西方管理的经济基础是一元制的市场经济，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中国的经济是城乡二元经济，推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经济特色模式。
西方管理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文化，信奉上帝万能，而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杂合文化，不信上帝存在，信奉权力万能。
作为实践的社会科学必须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上，社会核心元素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所以西方的管理不可能在中国长久成功。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农耕文明的代表，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天然地排斥贸易和流通，而追求稳定和小富即安。
中国很重视家庭，因为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小农经济，同时还是消费单位，衣食住行都有家庭提供，所以中国有家国天下之说，也就说家庭稳定了，社会和国家也就平安无虞，治家齐国平天下嘛！
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也要求人民安分守己，各尽本分，并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加以维护这种关系和状态。
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用于管理有先天的不足。
所以中国既没有管理学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那么我们有建立自己管理学文化基础吗？
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涵盖一切的功能并最终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间发展，实践性越来越弱，逐步行而上为心学，而管理却要求行而下，要求身体力行；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抽象，很难量化，这也有悖于管理上精确和具体；要创立中国自己管理学需要通识现代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中国管理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国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的学科，这样的人才我们还不具备。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兵家以及各种形式的百家都是强调经验型的农耕文化的一个角度，缺乏实证和科学性，均难以担当企业管理的重责。
但中国的管理学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寻找出路，其原因是我们别无选择。
而今西方管理理论开始逐步显示出“人本化”的倾向，无论是所谓的“管理人”思想，还是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而诞生的种种管理方法，都呈现了西方管理思想向人本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其理论实质在于，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去展开一切管理活动。这一趋向与东方人本管理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是实现了向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
这将是中国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学者认为将人看作是主体人，提出了管理主体是人，并明确“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观点，并以此作为管理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石。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就是一位致力于从中国深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现代管理思想的人。
“我们生长的东方，并不是一个管理思想贫瘠的土地。身处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底蕴和丰富历史内涵国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该考虑如何一方面开掘我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时，体现东方文化的特点，进而形成整合东西方思想的新的管理文化。”苏东水教授说。
这是中国另辟奚径而又恰逢其实的聪明之举。
21世纪管理学的发展主题将是科学主义理性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管理的深化，其中社会学方法论以及人类社会存在客观性的关注无疑成为管理学的巨大推动力，从泰罗制到文化管理，管理学就在这种理性管理中不断震荡发展，其深层内因反映了经济学理性和社会学非理性两种观念的对立，中国非理性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重视自我修养和内心世界的平衡，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和社会稳定，强调情感，潜意识和感觉，追求人人为社会做贡献的价值关系，行为准则。
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优势。
（2008年4月6日 中国新郑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