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海津：“知青40年”的纪念层次应在反思上
“知青40年”的纪念层次应在反思上
口钮海津
“文革知青”当中，不少人自称这段历史是光荣的，伟大的。我的认识与此相反。
“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年，四处都有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出书、集图、聚诉、晚会、寻访、重游，联欢等等愉悦喜庆这都无可厚非；使用“魂牵梦萦”、“激情之旅”、“缅怀旧地”、“爱意永留”、“依依不舍”、“青春无悔”等等顶级用辞表达纪念心情也都无可指责。只是想说，已经21世纪00年代了，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只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次上。
事实上，40年前作为一场席卷中国大陆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非常地得不偿失，非常地教训深刻。
“文革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在城镇，以大部分“老三届”（1966届、1967届、1968届）为主的初中、高中“毕业”的1647万（一说1650万）青年学生。我们当时是新中国第三拨上山下乡的新一代知识青年，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那场规模宏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社会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本来只受过初中或高中最基本教育而已的同学，由于“停课闹革命”、“军训”、“学工”、“学农”了多年，绝大多数同学并没有完成相应的学历教育。
其时，当局开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三个方面的动机：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城乡差别。但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未公开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建设边疆）；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解决城市就业）。
无论是出于何种动因，最能代表真实用意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求他们实现“彻底的农民化”。当时把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十七年”，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造人的运动。原本有着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原因之一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并制造成为“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部署。
可是，为防止下一代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和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一而再而三地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并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学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并因此耗费了多年的宝贵青春，这对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具体讲，“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政府付给知青上山下乡的“安家费”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杯水车薪，还加重了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据估算，国家实际支出人民币70亿元，城市单位实际支出70多亿元，总额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下乡子女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末期，据传邓小平（一说出自李先念之口）曾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不满意）。
大批知青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趋向退化。与知青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了，其中很大一部份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从而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中国大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甚至是破坏生态平衡的。由于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各地基层的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所获不丰，甚至有害。
知青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什么呢？知青下乡能做的大多是原始低下、简单重复的劳作，遏制了他们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提高。“广阔天地”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等于提供了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的条件。当时的农村并不真正需要大量的知青，知青成了当地的负担，给农民的困难雪上加霜。在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中国农村，连亿万农民都被捆住手脚而不能有所作为，知青又何能“大有作为”。
“读书无用论”泛滥于各阶层。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学校“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还正在上学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与他们的深造前途割裂开来，而与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大量可造人才的浪费。同样，整个社会轻读书重技艺，比如城镇家长早早就教子女吹小号、拉提琴、练弹琴、跳芭蕾、吊嗓子，祈望子女能进入各种艺术团体，以逃避上山下乡。
在西北地区，知青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成为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开荒团队将大片大片的不可复制的热带原始深林砍平烧尽，造成不可挽回、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重罪。据统计，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投资了人民币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
在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许多知青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当时受到的歧视乃至迫害至今令他们心怀隐痛。生产建设兵团强调政治挂帅，“与人斗其乐无穷”，系列地推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政治运动，连年进行、月月布置、班组开展，造成学生整学生、同学斗同学，农友打农友，那些体能或精神支持不住者有逃亡的，有自杀的，有抗争的，有患病的，还有发疯的。
农村和兵团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知青不可胜数。由于害怕失去回城的机会而拒绝在农村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在城市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成千上万的知青采取了请假不归、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多年。
在广东省东莞县和宝安县，据传有80%以上的下乡知青偷渡到香港。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也有许多知青偷渡香港，一些被遣返者惨遭公开批斗和罚劳重役。在边疆地区，一些知青甚至要冒生命危险非法越境进入缅甸、苏联，这意味着这些知青将永久流亡在国外。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或兵团的干部发生性关系。
整个社会对上山下乡运动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而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由于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上山下乡志愿者，因此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为寻找出路而做出种种努力，或积极表现，或消极对抗。未能融入农村社会的部份知青的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言行，对整个社会颇具破坏力。虽然在招工、招生、招干的时候，人人都会在表格上首先把“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填到表决心的栏目上去，但其目的恰恰是为了不愿意在农村再接受“再教育”。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知青必须公开宣誓自己永远扎根农村，并不厌其烦地向上级以及身边的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念，导致所有人包括知青自己对理想主义的说辞予以普遍怀疑。
“回城”为任何恶劣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诸如消极怠工、扒车往返、路店白食、乘车逃票、无病称病、装疯卖傻等等。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到代替了原地方政府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并由此涉及各个领域。为获得离开农村而不择手段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可共同交流经验的社会运作。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来虽然被划上了一个句号，留下的这种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回到城市没有住房；许多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知青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苦生活。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了对劳动效率非常有害的顶替制度（在职的父母中年退休，返城的知青入厂顶职）。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多年来，始终仍有一些老知青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
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失败了，知青下乡的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学会了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学会了只相信自己。
知青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因为政府为他们描述的美好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知青这一代人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因为他们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于他们的损失就更加惨重。知青中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成为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大学生（其中1973级参加了统考，也就是张铁生罢考的那一年），另一部分则在1977-1978年考上了恢复统考的大学（1979年以后基本上不再招收超龄考生，至此知青基本与高考无缘），还有一部份知青在1979-1989年间在城市上了业余大学，但他们毕竟在知青群中仍属少数。大多数知青因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早早地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们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发生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时，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事因学历劣势，更因年龄劣势，使他们成为最不醒目的一群、最先下岗的一群。舆论中人们时常听到和看到功成名就的知青讲述劫后辉煌，然而最不容易听到的是知青中的利益受损者述说不幸。他们，是没有媒介的沉默者，并且是知青中的绝大多数。
今天我们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不能总是回忆那些劳作磨难予以我们的体魄，不能总是赞美那些苦教磨炼予以我们的毅力。时至今日，那种“青春无悔”的感叹，说过十几二十年就罢了吧。现时最应纪念“知青40年”的有益作为，当是理性地、科学地总结和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经动脉，当是从制度上、方式上去研究和提出今后如何缩小城乡差别的实用建议和可行性方案，推动政府和有关部门运用科学发展观在上山进城互利、规模人群迁移、保护环境生态、意识形态建设、民主人权维护诸方面更理性、更人性、更怡性地向前拓展。我以为这才是我们知青对“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
2008-3-16-星期天
（4849字）
（作者钮海津1969年至1973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黑八类子弟身份，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五团第七连，主要从事建营、开荒、种树的体力劳动，担任过副班长、班长、武装排排长、《兵团战士报》通讯员，获得两次团部“连队嘉奖”、优秀“可教子女”。1973年考上大学。二十年前发表过《知青年代》系列纪实小说：《红糖水，尿汽水》《池塘上的茅房》《狐狸狐狸几点钟》《你拍二，我拍二，哥哥弟弟开荒乐》《清清小溪十八弯》《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乌溜溜的黑眼珠》等。现在是某杂志总编辑总经理，MBA/DBA（工商管理硕士/博士）。这是他为“知青40周年”写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