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的悲剧与中国的错误

              胡星斗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经济开放的“洋务运动”之后提出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们联合举子“公车上书”，开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影响深远。变法失败后，康、梁在一片“革命”声中显得思想保守，一味鼓吹改良主义的渐进改革观。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孔教会，支持张勋复辟，“从维新健者倒退为复辟的祖师”；梁启超则为袁世凯效劳，后“倒袁”加入北洋政府，鼓吹走立宪道路。

康、梁一生在政治上少有得意之时，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最大的错误。

康有为、梁启超不仅是大思想家，而且是具有政治远见卓识的人。

康有为根据《春秋公羊传》《礼记》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乱世”到“小康”再到“大同”的进化过程；因此，只能顺应这一历史规律来实行社会变革，“由酋长而渐至君主，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如果搞“骤变”，则只会使社会陷入混乱。故康氏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康有为的“保守”并不像现代许多人的极“左”是由于孤陋寡闻、愚昧无知造成的，相反，他对人类文明、世界潮流有着深刻的洞察，据此作出理性的而非浪漫的道路选择。在他的大同理想世界里，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社会财富异常丰富，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发达，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人出生后由社会抚养，长大后为社会服务，财产共有，消灭家庭，废除国界，没有国家、军队、君主、刑罚，只有“禁懒惰”、“禁独尊”等几条简单的社会规则。康有为同时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指出它是违背“人性”、“人道”的。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能指望一夜间过度到大同社会，只能从君主立宪做起，依靠集权来稳定社会，推行改革。

梁启超堪称中国20世纪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余万字，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传播民主自由、渐进改革的世界观，文章风靡相当长的时期，其影响之大，罕有其匹。他著《开明专制论》《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主张开民智、绅智、官智，倡导人权、民主、科学以及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之说，乃“暗于中国之内情”，“徒取乱耳”；又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次：周朝的革命，汉朝的革命，辛亥革命；他提出公德说、私德说、新民说、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说、万国大同说……。

康、梁伟矣，其语洪钟大吕，振聋发聩，实为中国的治世良方。

可惜的是，现代中国人能听康、梁之语者未几，一些老百姓或者暗昧于世界潮流，不识民主、人权为何物，或者激进于变革，浪漫主义思潮风靡于世，视康、梁为保守的代表，结果，极左的口号充斥人间，社会陷入动乱，辛亥革命、袁世凯盗国、倒袁、张勋复辟、北伐、军阀混战、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次次急剧的变革，使社会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虽然有的事件和运动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采取渐进、温和、理性的方式，则代价可能小得多，效果可能好得多。激进的革命，砸烂一切，可以摧毁旧世界，而不可能在一夜间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风俗、文化和传统，其结果，人们的封建意识依旧，行为方式依旧，只不过，政治词汇变新了、“现代化”了。

回顾、痛悼康有为、梁启超，我该几回掩卷，为中国而哭！

（本文为九十年代旧作。“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