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新京报》记者武云溥 摄影/《新京报》郭延冰
《数字化生存》与互联网启蒙
今年元宵节，胡泳在第八届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说，中国互联网主流用户已完全发生变化，今天主导中国互联网的是18-24岁的年轻人，不能继续用精英思维来看互联网。这样的判断，是胡泳始料未及的。
《数字化生存》是尼葛洛庞
帝这个技术专家写的关于未来学的书，他的描述是基于自己在MI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整天玩的那些东西，比如多媒体电脑，比如图形化界面。促使我一眼就看上这本书的关键是他提出的“比特和原子”的关系。尼葛洛庞帝讲了个故事，说他过海关，带了一张光盘。海关的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他包里的其他东西，但对这张光盘视而不见。他说其实海关的人不知道光盘是什么，光盘里装的内容反而可能比那些爆炸物更危险。由此说明比特可以穿越原子构成的物质障碍，建构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将由原子变成比特。而原子的世界又会拼命限制比特世界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互联网的立法非常荒谬，这就是原子世界相对于比特世界的滞后。尼葛洛庞帝有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法律就像被捞上岸拼命扑腾的鱼，离开了水，再怎么扑腾也没有生命力。
1996年在版权代理公司看到这本《Being Digital》的英文样书时，我的直觉就是，这本书会成为九十年代的《第三次浪潮》。恰好在中国需要互联网启蒙的时候出现了这本书，这种历史的转折点不是轻易会有的。当时我正在写作《网络为王》，但立刻决定停下自己的写作来翻译它。出版社开始要仿效台湾的译法叫它《数位革命》，我坚持用《数字化生存》。
这本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最后变成一个“羊群效应”，人们觉得好像不看这个书就落后于时代了，但我估计很多人买了也没有真正看下去。
中国企业家的“野蛮生长”
胡泳做过很多工作，除了互联网，他的另一个关注领域是企业管理，而这两者又有很多相通之处。他最近在读的书里有不少是关于华尔街的内幕剖析，揭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之间的互动和对抗关系。
聊起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中国企业家们，胡泳随手扔过来一本书———冯仑的《野蛮生长》。
改革开放30年，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果是，中国的确出现了企业家阶层，但这个阶层仍然不够独立。无论你看到多少富豪上榜，多么风光无限，他们还是需要身份认同。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在推动良好的政商关系上，他们能够发挥作用。现在出现的断裂在于，很多企业家认为自己是社会中坚，拉动就业、纳税，为社会创造价值。但是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民众对于企业家的反感也是汹涌澎湃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很迷茫，很冤，这是因为中国这么古老的官商共谋的体制始终没有打破，经济无法摆脱对政治的依赖。
比如这本《野蛮生长》，它所讲述的基本还是所谓有“原罪”的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转型期的成长过程。为什么说“野蛮”？这里边充满了江湖的东西。你怎么当老大，是要遵守江湖规矩的。江湖的特点是你无法退出，要么你被别人“杀”了，完成暴力更替；要么就是你对自己的门派高度忠诚，最后上升到某个位置。
我以前研究海尔，从企业家的代际来说，张瑞敏和冯仑就不是一代。张瑞敏，包括柳传志，是典型的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而冯仑他们基本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的另一拨，面临的环境全都不一样。即便海尔和联想相比，成长过程也完全不同。联想是中科院直接来做的，而海尔就很奇特，它最初是集体所有制，这个产权的确跟国家没有多大关系。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两个人想开个小作坊，我可能有点闲钱，你没有钱，但是有打铁的工具，你可以用工具入股，咱俩就合伙开了一个手工合作社。一开始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允许这种企业存在的，但是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开始赎买，等于说国家花钱把你这个作坊买回去。买回去也不是全民所有，而是集体所有，无非是把一个有主的资产变成公有的，只是名义上这个资产还是我们俩的，但我们俩谁也动不了它。当你简单谈论海尔的所有制改造和联想的所有制改造，这其实是两回事。这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只能在改革中摸索，既不能离开中国国情，又要让价值创造者确实有所收获。
《第三次浪潮》振聋发聩
时光闪回十年前，刚刚接触互联网这个神奇的东西，激动得两眼放光的胡泳，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他一下子理解了当年读大学时曾让他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一本书———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我的成长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第三次浪潮》卖出了一百多万本，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的热烈追捧。核心的原因就是，在刚刚打开国门的年代，之前有那么久的封闭状态，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西方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本书对我影响深远，它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当时发展阶段之上提出的一个预测，托夫勒对所谓整个历史的长线做了一些归纳，提出三次浪潮的说法。任何未来学都必须建筑在现实之上，不可能天马行空，否则那就是科幻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是振聋发聩的。我突然一下子就意识到，中国的社会发展现状和西方的反差是巨大的，无法想象。记得托夫勒当时已经提出“prosumer”这个生造的词，即“产销合一”的概念。如果你注意到托夫勒去年写的新书《财富的革命》，会发现他把这部分内容扩大了，这本书前面有汪丁丁写的一个导读，在导读里，汪丁丁做了一个统计，说这书名为财富的革命，但“财富革命”出现的次数远远没有“产销合一”多。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看起来是很难理解的，可今天你会发现它是天经地义的，甚至不需要解释———所谓Web2.0不就是这样吗？
这是一个从未来逐渐接近现实的过程。八十年代我看托夫勒的书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看到尼葛洛庞帝的时候，我的震惊已经大为减轻了。这与互联网有关，有了互联网，无论是托夫勒还是尼葛洛庞帝，他们描述的所有东西都不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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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野蛮生长》 冯仑 著
5.《语义的文化变迁》 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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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阁楼里的女人：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 （德）莎乐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