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作为嘉宾参加了央视的《小崔会客》，在小崔的“会客室”里见到了三位农民工代表，并在节目中间和前后了解到一些信息，倍感振奋。
总以为一个理性的社会是应该建立在以对话、交流、互动、协商、沟通、妥协等方式进行博弈基础上的，而“民主的本质是利益的诉求”。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所写的时评多以此为主题。
从小崔和农民工代表的对话中可以感觉到，农民工群体对工资和社会保障问题最为关心。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的美好愿景呢？时下农民工也并不是没有对策——工资太少、待遇不好，就“跳槽”！以前只在多年打工的工作地跳来跳去，现在则成了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通过与广东的人大代表胡小燕聊天，了解到珠江三角洲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的主要背景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改换门庭、另栖高枝，分流的趋向是长江三角洲——江苏、上海、浙江或者干脆回家乡。去长江三角洲的原因是工资更高、待遇更好，至少在那里他们被称为“新市民”；回家乡的理由是家里也照样有工可打（东部沿海部分企业内迁），工资虽少一点，但开销却少得多。这种“对策”姑且称之为农民工“用脚投票”吧。
还有一种策略是，在工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谈判，以实现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的目标。原先以为在目前这可能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但实际上却早有实践。在节目中来自上海的朱雪芹代表自述，她去年被选为工会副主席，今年年初代表劳方与日方（合资企业）谈判，几经协商，终于达成了协议，使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提高了工资。这种对策可以称为“集体谈判”。
两种争取工资福利待遇的策略有无高低之分呢？应该说是有的。“用脚投票”基本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个人的、自发的抗争。频繁跳槽甚至转换工作地，当然是对雇主“吝啬”的一种惩罚。但常言道：“伤人三千，自损八百”，“炒老板鱿鱼”痛快是痛快了，但自己也可能因此有所损失，最常见的是，以前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全部丧失，要在一个陌生的工作场所从头开始，等等。
“集体谈判”是一种更为现代的集体的、自觉的维权方式。通过工人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与老板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譬如工人的生活状况——物价大幅上涨，企业的经营状况——利润逐年增加，等等，希望资方能够认识到工人的生活不易，从而增加工资福利。事实上，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同舟共济的关系。朱雪芹代表说得好，工人如果不积极工作，企业的产品产量和质量上不去，企业受损，但工人的收入也不得提高。所以一般来说，双方最终都会采取明智的态度和衷共济，以达到双赢的目标。
在这种情势之下，地方政府干什么？有位同事最近从南方调查回来，说有基层的政府官员感叹，以前见到工人有集体行动就很紧张，怕影响社会安定。但是深入实际调研，发现工人的行动是针对老板和企业的种种不合理行为的，包括长期不长工资。政府为什么怕工人对此表示不满呢？所以，对于工人的行动，该同情的给予同情，该支持的给予支持；在此基础上，该调控的就调控，该劝阻的就劝阻。劳资关系搞好了，地方上更安定团结了，结果是经济也蒸蒸日上。
总以为一个理性的社会是应该建立在以对话、交流、互动、协商、沟通、妥协等方式进行博弈基础上的，而“民主的本质是利益的诉求”。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所写的时评多以此为主题。
从小崔和农民工代表的对话中可以感觉到，农民工群体对工资和社会保障问题最为关心。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的美好愿景呢？时下农民工也并不是没有对策——工资太少、待遇不好，就“跳槽”！以前只在多年打工的工作地跳来跳去，现在则成了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通过与广东的人大代表胡小燕聊天，了解到珠江三角洲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的主要背景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改换门庭、另栖高枝，分流的趋向是长江三角洲——江苏、上海、浙江或者干脆回家乡。去长江三角洲的原因是工资更高、待遇更好，至少在那里他们被称为“新市民”；回家乡的理由是家里也照样有工可打（东部沿海部分企业内迁），工资虽少一点，但开销却少得多。这种“对策”姑且称之为农民工“用脚投票”吧。
还有一种策略是，在工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谈判，以实现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的目标。原先以为在目前这可能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但实际上却早有实践。在节目中来自上海的朱雪芹代表自述，她去年被选为工会副主席，今年年初代表劳方与日方（合资企业）谈判，几经协商，终于达成了协议，使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提高了工资。这种对策可以称为“集体谈判”。
两种争取工资福利待遇的策略有无高低之分呢？应该说是有的。“用脚投票”基本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个人的、自发的抗争。频繁跳槽甚至转换工作地，当然是对雇主“吝啬”的一种惩罚。但常言道：“伤人三千，自损八百”，“炒老板鱿鱼”痛快是痛快了，但自己也可能因此有所损失，最常见的是，以前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全部丧失，要在一个陌生的工作场所从头开始，等等。
“集体谈判”是一种更为现代的集体的、自觉的维权方式。通过工人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与老板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譬如工人的生活状况——物价大幅上涨，企业的经营状况——利润逐年增加，等等，希望资方能够认识到工人的生活不易，从而增加工资福利。事实上，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同舟共济的关系。朱雪芹代表说得好，工人如果不积极工作，企业的产品产量和质量上不去，企业受损，但工人的收入也不得提高。所以一般来说，双方最终都会采取明智的态度和衷共济，以达到双赢的目标。
在这种情势之下，地方政府干什么？有位同事最近从南方调查回来，说有基层的政府官员感叹，以前见到工人有集体行动就很紧张，怕影响社会安定。但是深入实际调研，发现工人的行动是针对老板和企业的种种不合理行为的，包括长期不长工资。政府为什么怕工人对此表示不满呢？所以，对于工人的行动，该同情的给予同情，该支持的给予支持；在此基础上，该调控的就调控，该劝阻的就劝阻。劳资关系搞好了，地方上更安定团结了，结果是经济也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