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选”课文的“审美”尺度
王靖宇，付永红
【摘 要】在《语文》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节选”是控制课文篇幅的一种编辑行为。在文字的数量上，化整为零，属于“技术性”处理；在文字的质量上，去粗取精，也可以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前者以课文的“篇幅适中”为标准，后者以其篇章结构的完美、匀称及语言风格的和谐、统一为尺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只有坚持这两个“审美”的尺度，才能“节选”出“文质兼美”的课文，编写出“适合教学”的教材。
【关键词】语文教材 节选课文 审美尺度 篇章结构 语言风格
节选，作为一种编辑手段，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者根据需要和可能对入选文章或著作的一种“技术性处理”；如果把它提升到“审美”的高度，我们也可以说，节选是一个“去粗取精”的“再创造”的过程。那些“文质兼美”而篇幅稍长的文章或著作，只有“节选”其中的某一片断，才有可能成为《语文》教材中“适合教学”的课文。我们认为，作为学生直接阅读对象的课文，应该是一个文字的“集成块”。把篇幅稍长的文章或著作“节选”为课文，除了篇幅长短要“适中”之外，至少还应该把握两个“审美”的尺度：课文的结构要完美、匀称，其语言风格要和谐、统一。
现行的中等学校《语文》教材，有近四分之一的课文是“节选”。有些篇目──甚至还是“经典”篇目──由于“节选”不当，出现了一些“美中不足”的遗憾。本文举出若干实例，加以说明，谨供教材编写者们参考。
【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以来出版的几个版本的高级中学课本《语文》和1997年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阅读和写作》，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上海市中等专业学校通用教材《语文》，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1999年先后出版的辽宁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统编教材《语文》，都“节选”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些教材的编写者们对作品所作的结构上的“精简”，也都“不约而同”。
据汝龙选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篇小说的中译本全文有一万多字。原著开篇有个交代：“在密洛诺西兹果叶村的村郊，有两个误了时辰的猎人在村长普洛柯菲的堆房里过夜。一个是兽医伊凡·伊凡尼奇，一个是中学教师布尔金。”［1］ 应该指出，两个“猎人”谁也不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借“布尔金”之口，给“伊凡·伊凡尼奇”讲述了“别里科夫”的故事，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艺术典型──布尔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才是主角。脱下原著的“第三人称”的外壳，呈现在学生们眼前的是“第一人称”的课文──从“删繁就简”的意义上说，上述几部教材把它“节选”成四千多字的课文，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上述教材的编写者们的“节选”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别里科夫死后，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安葬仪式。面对原著十分精彩的描写，“节选”者们只在课文中保留了“我们都去送葬”一句话；随后的一个破折号和另外的一些描述，都被他们给“节选”掉了：
──那就是说，两个中学校和神学校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在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似的，他下葬的那天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了雨鞋，打了雨伞。……［2］
我们认为，这段文字是整个作品的“画龙点睛”之笔，无论如何，也万万不该省略了它们；课文篇幅的长短，是否“适合教学”，绝不在乎这一百几十个字。别里科夫有着古怪、孤僻、怕事、多疑的性格，作者曾为他设计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套子”：他住的卧室小得像一只“箱子”，他睡的床经常挂着“帐子”，他坐的马车总要支起“车篷”；晴天里，他却穿着“雨鞋”，打着“雨伞”，在“羊毛衫”外面裹上“棉大衣”，还要把“衣领”竖起来；他喜欢用“黑眼镜”遮上眼睛，用“棉花团”堵住耳朵，睡觉时一定要用“被子”蒙上头；他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怀表装在“套子”里，把削铅笔用的小刀也装在一个“套子”里；连他在学校里所教的课程，都是跟大众格格不入的“古代语言”，而且还是“希腊文”！据此，可以断定：我们从原著里找回来的被“节选”者们忽略了的那口“棺材”，正是作者为别里科夫准备的最后一个“套子”，用来证明他的落后和守旧是死心塌地的，其深刻的讽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时“阴沉”的“天色”，又是一个最大的“套子”，它足以把故事里的“我们”完全笼罩其中，谁都无法逃避。作品暗示读者：一具“棺材”，宣告了专制制度和旧思想的卫道士别里科夫的灭亡；而“天色阴沉”，正是19世纪沙皇统治下白色恐怖的俄国的社会环境的艺术写照。
此外，原著里还有一句话，似乎也有必要保留下来并且作为课文的开头：“世界上有不少人性情孤僻，跟寄生虾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壳里去”。［3］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别里科夫”们的性格特征，用以开宗明义，不是又多了一个像醒目的标签一样的“套子”吗？
【例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以来出版的几个版本的高级中学课本《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994年先后出版的中等专业学校通用教材《语文》和中等专业学校通用的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语文》都有《明湖居听书》一课，课文“节选”自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第二回。遗憾的是，不同教材的编写者们的“节选”又是“英雄所见略同”。
作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通过一位江湖医生“老残”在山东行医的所见所闻，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对所谓“清官”的批判尤其深刻。全书二十回，自始至终都有“老残”的影子，但他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一个“线索”人物。该书第二回以“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为题，叙述了两件事：一是老残游览“大明湖”，二是他在“明湖居”听白妞“说鼓书”。本来，这两个情节在小说中并不特别重要；大概是由于描写的出色，这两段文字先后成为“经典”课文：小学生读《大明湖》，中学生读《明湖居听书》，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就开始了。
既然《明湖居听书》这个片断的“一号”人物是姓王名小玉的鼓书艺人“白妞”，课文的起点似乎也应该再往前提一提──白妞在原著里的“戏”，比她在课文里的“戏”只多了一点儿。如果在课文《明湖居听书》之前，再保留下面两个段落和一个句子，学生们便可领略《老残游记》中“白妞”故事的全貌了：
老残从鹊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说鼓书”三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纸还未十分干，心知是方才贴的，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盘算。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做生意，来听书罢。”又走到街上，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明儿的书，应该我告假了。”一路行来，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话，心里诧异道：“白妞是何许人？说的是何等样书？为甚一纸招贴，便举国若狂如此？”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已到高升店口。
进得店去，茶房便来回道：“客人，用什么夜膳？”老残一一说过，就顺便问道：“你们此地说鼓书是个什么顽意儿？何以惊动这么许多的人？”茶房说：“客人，你不知道。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简，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没甚稀奇。自从王家出了这个白妞黑妞姊妹两个，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他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他就常到戏院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黄、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什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人的调子，他一听也就会唱。仗着他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他又把那南方的什么昆腔、小曲，种种的腔调，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现在已有招子，明儿就唱。你不信，去听一听就知道了。只是要听还要早去，他虽是一点钟开唱，若到十点钟去，便没有坐位的。”老残听了，也不甚相信。
［次日］六点钟起，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又出南门，到历山脚下，看看相传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点钟的光景］……［4］
“补充”或者说“还原”了上述文字之后，我们再来“修改”课文的标题：“老残”既然不是这段故事的主角，还不如索性换一个角度──把被动式的“明湖居［老残］听书”转换成主动式的“［明湖居］白妞说书”──干脆就叫《白妞说书》或者《王小玉说书》，岂不更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试用修订本）《语文》“节选”这个片断时，就把课题改成了《绝唱》，是“主动式”。但是，该书还删去了“到了十一点钟……也不去管他”一段，忽略了观众（听众）们“高谈阔论，说笑自如”的“铺垫”作用。
张世骏主编的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函授大专教材《大学语文》，是真正在“节选”上动了脑筋的。该书的《王小玉说书》一课，起于“老残从鹊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段，先用老残“抬头”所见的“一纸招帖”和老残“一路”所闻的“街谈巷议”，作为第一层铺垫；然后，店里的“茶房”向老残介绍“梨花大鼓”和“白妞、黑妞姊妹两个”，是第二层铺垫；然后，表现老残在“明湖居”书场“落脚”之艰难，第三层铺垫；接下来，是面貌“丑陋”的琴师出场，作为第一个陪衬人物；然后，令人“以为观止”的黑妞出场，是第二个陪衬人物；经过如此这般的“炒作”，白妞王小玉终于“闪亮登场”，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欣赏“大腕儿”的表演，谈何容易！曲艺的妙处全凭听觉得之，以文字表达则很难奏效；作者用人们所熟悉的事物、情景、感觉和一切所能想象得出的效果，构成了一系列“通感”式的比喻，使读者可以借助自己耳朵以外的其他感官来体会“说书”的韵味，真是惟妙惟肖。最后，作者借“梦湘先生”之口，引用《孟子·梁惠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名句，现场“点评”，并就此打住，戛然而止！［5］这一课，成功地再现了白妞王小玉精湛无比的说书技巧，堪称侧面描写与正面描写相结合的“绝活儿”。
此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文库”丛书中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选讲》，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只是做得“过”了──“过”犹“不及”──因此算不得“成功”的先例。该书的最后一篇，是汪德斌选讲的《老残游记》片断，题为《白妞说书》。
此后，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试用课本《阅读》第六册第七单元“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初步欣赏”的“单元练习”里，也有一篇《王小玉说书》，倒是真的“简练”。该文的起点退到了“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一位姑娘”那一段──白妞王小玉不打“广告”，就直接抛头露面，把一切用于“铺垫”和“陪衬”的文字，全都一笔勾销。［7］其结果只能是人物形象苍白，故事情节简单，学生们如何体会得出作者的“艺术匠心”呢？
我们认为，“节选”课文至少应该有两个“尺度”：从不同的学段或年级的教学需要出发，课文篇幅的长短要有分寸，这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标准，一个“量”的概念；从不同的文章或著作的写作特点出发，课文内容的主次也要有分寸，这是一个用来“审美”的标准，一个“质”的概念。上述教材在《装在套子里的人》和《明湖居听书》两篇课文的“节选”上的失误，已经损害了原著的结构和典型形象的完美，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去解释，无法令人接受。
【例三】
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
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8］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等专业学校通用教材《语文》，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出版的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统编教材《语文》，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1999年先后出版的辽宁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统编教材《语文》，把上述文字“节选”掉了，我们称之为“节本”系统。
属于“全本”系统的，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等专业学校通用的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阅读和写作》和2000年新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试验修订本）《语文》。──前两种教材，在课文中保留了上述文字（其他地方“略有”删节），可视为“准全本”；只有刚刚投入使用的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选”的才是不打折扣的“全本”。
我们认为，作为中等学校《语文》教材中的一篇课文，《荷塘月色》不应保留引自《采莲赋》的那段文字。过于艰深的“韵文”穿插在“散文”之中，教学时很容易喧宾夺主；引文和正文的语言风格大相径庭，读起来也显得不够和谐。但把其他的相关文字一并删去，我们却不敢苟同。其实，折中一下，删去关于《采莲赋》的引文而保留其他语句──把“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一句改为“［读］梁元帝《采莲赋》”，然后再与“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一句对接──前增一字，后删四字，也算是天衣无缝！
早在1934年，开明函授学校和开明书店就曾经出版过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该书第一册就有《荷塘月色》一课，“节”去了原文篇首的第一段和篇末的第七、八段，“选”取了属于核心部分的第二、三、四、五、六段，算是“节本”中的“节本”。这篇课文，读起来还真有一种很“纯正”的味道。如果把它放在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初中一、二年级的课本里，也未尝不可。
【例四】
结伴游黄山，良晨值暮春。美景层层出，眼界日日新。
奇峰高万丈，飞瀑泻千寻。云海脚下流，苍松石上生。
入山虽甚深，世事依然闻。息足听广播，都城传好音。
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飞船绕地球，勇哉加加林！
客中逢双喜，游兴忽然增。掀髯上天都，不让少年人。［9］
应该说，这首诗写得还不错。但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等专业学校通用的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课外阅读文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1999年先后出版的辽宁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统编教材《语文》，在把《上天都》确定为一篇课文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忍痛割爱”，删去了这首五言诗和它前面的“一句话说明”。我们非常赞同上述教材编写者的做法，并且很佩服他们的眼力和魄力。
这种情形，使我们联想起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同一作者的两篇“题材”相同而“体裁”不同的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将《桃花源记［并诗］》列入“散文”单元，文在前而诗在后，兼收并蓄。［10］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妥当──散文《桃花源记》之后“拐带”着一首五言诗，算“附录”吗？不得要领，莫名其妙，甚至有些不伦不类。其实，真的舍不得《桃花源诗》也没关系，完全可以放在“诗歌”单元、记在“陶渊明”的名下嘛！相比之下，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中的《汉魏南北朝诗选注》，也是文在前而诗在后，题为《桃花源诗［并记］》，就好多了。该书把《桃花源记》排印在“题”下“诗”前的“序文”位置上，使《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互相表里，各得其所。［11］
综上所述，“节选”课文的“审美”尺度，在《装在套子里的人》和《明湖居听书》两篇课文中体现了“多”和“少”的差别，该“多”用笔墨的地方用“少”了，课文的结构就显得不完美；在《荷塘月色》和《上天都》两篇课文中则表现为“有”和“无”的对立，课文一旦出现违背作品的体裁规则和行文风格的语句，就会给学生带来一种不和谐的感觉。与【例三】的“文白相间”截然相反的是，【例四】中提到的另一些教材，非常果断地割掉了《上天都》的“尾巴”，保证了课文的语体风格的统一。两种做法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八个字去解释，也同样难以让人心服口服。
我们认为，编写中等学校的《语文》教材，不仅要“选”一些“文质兼美”的典范文章或著作，而且要在“节”上花大力气、下苦工夫，把“节选”课文当作编写教材的一个课题来研究。教材的编写者在“节选”课文时，不能停留在把握篇幅长短的“测量”标准的水平上，而必须坚持“审美”的尺度，充分考虑文章或著作的写作特点，以保持课文结构的完美和语言风格的统一。
【参考文献】
［1］［2］［3］周煦良等．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刘鹗．老残游记（严薇青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1．
［5］张世骏，王靖宇，冼殊存等．大学语文［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6］种明章，翁德森等．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选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7］欧阳代娜等．阅读（第六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8］吴为公，李树平．朱自清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9］丰一吟．丰子恺随笔精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10］朱东润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邓魁英，韩兆琦等．汉魏南北朝诗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说明】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学校美育系统与美育心理发展的实验研究"的子课题"普通中专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审美化促进学生审美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原辽宁省锦州畜牧兽医学校）的获奖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