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研究》2006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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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资本流入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资本流出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减少，更重要的是，它会加剧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外资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直接地避免了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外资流入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这又起到了避免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的作用。对于转轨国家来说，资本流入具有增量调整之功效，有助于克服转轨经济之两难困境。

关键词：经济转轨  资本流动  产出结构  产出水平

 

资本流入弥补了资金短缺的两缺口；资本流入（主要是直接融资）促进了流入国的资本形成，带来了新技术、新管理知识和销售网络，促进了竞争，促进了流入国的制成品出口，因而促进了流入国的经济增长。此外，资本流入分散了所有权结构，提高了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引入了市场导向的制度框架，便利了国有企业改制，因而有利于经济转轨的顺利进行（Zhang, 2001; Zhang, 1993; Pomfret, 1997; Zhang and Song, 2000）。资本流出降低了流出国的资本形成，减少了财政收入，加剧了通货膨胀，因而恶化了经济形势（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 1998, P.675-676）[①]。

资本流入（主要是直接融资）确实促进了经济转轨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除此之外，既有的分析并没有指出资本流动对于转轨经济意义特别在什么地方——资本流动的其余的那些作用无论对于转轨经济还是对于普通经济都是一样的。本文关心的是，资本流动对于转轨经济还有什么别的特殊的意义吗？本文证明：资本流入可以避免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资本流出则会加剧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资本流入具有增量调整之功效，有助于克服转轨经济之两难困境。

我们要考察的转轨经济为如下的简单经济：

（1）经济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一种是资本（K），另一种是劳动（L）；经济中的一切生产活动也只使用这两种要素。

（2）经济中只有两类产品，一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特别地，我们假设经济中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因此，不妨设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函数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函数为（，，）[②]。它们的等产量线分别如图1、2所示。

          K                                    K           B斜率=c/d

 

                           A斜率=a/b

 

图1 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                 图2   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

（3）经济中只有两个企业，企业1和企业2。企业1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2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③]。

（4）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④]。

（5）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曲线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曲线为，其中e、f、g、h为正常数。

（6）。即：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下劳动的“边际产量”适当地大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下劳动的“边际产量”，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下资本的“边际产量”适当地小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下资本的“边际产量”。或者反过来说，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下资本的“边际产量”适当地大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下资本的“边际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下劳动的“边际产量”适当地小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下劳动的“边际产量”。何谓“适当”，标准取决于两种产品需求曲线斜率的比率。

（7）要素价格是外生决定的。

（8）资本国际间自由流动，劳动国际间不流动[⑤]。

我们分两步来考察资本流动与产出结构和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首先确定资本国际间不流动情况下经济之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然后考察资本流动对于产出结构和产出水平的影响。

根据模型假设，企业1、企业2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它们的等产量线分别如图1、2所示。

因为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企业1一定沿直线OA扩张和收缩生产，企业2一定沿直线OB扩张和收缩生产。就是说，企业1的要素投入一定满足：；企业2的要素投入一定满足：。

首先考虑资本国际间不流动的情况。假设资本国际间不流动情况下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分别为、，那么企业1、企业2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 = ，

= = 。

企业1、企业2的利润最大化产量分别为：

，                         （1）

。                         （2）

由于我们的简单经济只有两个企业，所以它们也分别是整个经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二者之和即为整个经济的总产量：

             （3）

现在，假设资本国际间自由流动。资本国际间自由流动必使资本价格发生变化。假设新的资本价格为。由于劳动国际间不流动，劳动价格仍为。资本国际间自由流动后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量、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和总产量分别为：

，

，

。

对比式（1）、（2）、（3），易知：资本国际间自由流动引起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变化的效应为，引起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变化的效应为，引起总产量变化的效应为。

如果是资本流入，那么，，，；如果是资本流出，那么，，，。显然，   。

我们有如下的命题1。

命题1     假设其它因素不变，并且要素可以自由地无成本地流动，那么ⅰ）资本流入将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都增加，从而总产量也增加；特别地，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之增加幅度将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之增加幅度。ⅱ）资本流出将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都减少，从而总产量也减少；特别地，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之减少幅度将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之减少幅度。

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谈起。

关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林毅夫等（1994）有过精辟的论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与当时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协调，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就形成了。进一步，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的流向、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有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呢？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并剥夺微观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相应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绩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所内生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一种浪费的制度。

正因为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一种浪费的制度，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经济迟早都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根据林毅夫等人的分析逻辑，转轨国家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一定过度发展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了[⑥]。即使以封闭的市场经济来看，也是过度发展了；进一步，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比较劣势产业根本就不会有竞争力（谢作诗、崔万田，2002）。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将引发结构调整，即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会下降。然而，结构调整是要承担成本的。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转产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这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处境：要么进行结构调整，将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但这样就得承担专用性资产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高额的沉淀成本；要么继续维持原产业的生产，但这样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因为原产业过度发展了，并且是比较劣势产业，没有竞争优势。

可不可以避免这样的两难困境呢？如果市场化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并且重工业也不是极度地过度发展了，又没有达到充分就业，那么是可以避免的。就是通过增量的方式进行调整。维持存量资源不变，而将新增资源配置到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从而实现结构的调整（谢作诗，2002）。中国的案例也支持了这一点（张军，1997）。

这种两难困境还可以通过资本流入来得到避免。根据命题1，资本流入不仅仅是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都增加，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增加程度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增加程度。资本流入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可以避免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

当然，资本流出的意义正好相反。资本流出不仅仅是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都减少，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减少程度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出之减少程度。资本流出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减少，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会加剧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

转轨两难困境意味着：那些具备增量调整条件，能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的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天然地要好一些；那些不具备增量调整条件，又不能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甚至还发生资本外流的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天然地要差一些。

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资本流动的意义决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增长效应上。

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命题1是局部均衡分析的结果，不仅假定其它因素不变，而且暗含了初始产出处于均衡水平的假定。考虑到转轨初始点上产业结构扭曲——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低于均衡水平，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高于均衡水平——的事实，即使资本流入国内，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真实产量也未必增加。反过来，即使资本流出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真实产量也未必减少。其二，正因为初始产出处于非均衡水平，所以外资并不是对称地流入两个产业，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大量外资流入了转轨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⑦]。其三，外资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直接地避免了转轨初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外资流入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这又起到了避免转轨初期之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是命题1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对于转轨国家来说，没有外资流入和有外资流入相比较，资本密集型产业之收缩会更甚；资本流出和没有外资流入相比较，资本密集型产业之收缩会更甚。

我们有如下的命题2和命题3。

命题2     资本流入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资本流出不仅仅是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减少，更重要的是，它会加剧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

命题3     对于转轨国家来说，资本流入具有增量调整之功效[⑧]。

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资本流动的意义决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增长效应上，还体现在资本流动的结构效应以及与此相联的间接增长效应上。资本流入具有增量调整的功效，资本流出则加剧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这是需要我们细察的。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相反，1992～1994三年中，俄罗斯的外债增加了260多亿美元，并且俄罗斯还吸引了20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然而，如果将这些外债数字与经常项目数字做一比较，令人疑惑的不一致便产生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余额之和应该为零。一个有资本项目盈余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同样大小的经常项目赤字，反之反是。但是在俄罗斯，资本流入比经常项目赤字要大得多。1992～1994三年中，俄罗斯只有很小的24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仅吸引的20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能抵消经常项目赤字，更不要说那增加的264亿美元外债了。

表1               俄罗斯国家外债          单位：亿美元

1991          1992         1993          1994  670           777           837           934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95.

表2            俄罗斯经常项目收支         单位：亿美元

1992            1993              1994  -42             28                -10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95.

那么，那些流入的资本到那里去了呢？

一些借款以资本外逃的方式又离开了俄罗斯。资金外逃的原因可能与阻碍外国投资的原因一样，都是由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外逃还反映了俄罗斯人在以令人怀疑甚至完全不合法的途径获得财富后，希望将财富转移到本国司法权控制不到的地方去——苏联体系的瓦解不幸带来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泛滥！

表3                    俄罗斯资本外逃估计               单位：亿美元

年    分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资本外逃         ---         ---       148.14      69.20      362.46      424.16

资料来源：杨海珍、陈金贤，2000。

是的，俄罗斯资本外逃是极其严重的；俄罗斯是世界上资本外逃最严重的国家（杨海珍、陈金贤，2000）。

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大量资本流入与接近平衡的经常项目之间的明显不一致还与俄罗斯国内外国货币的大量积累有关。这些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

据估计，到1995年，大约有200亿美元的外国货币在俄罗斯被用来储藏财富和作为交换媒介。在俄罗斯，流通的外国货币比起国内的基础货币还要大得多，可能要大一倍[⑨]（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 1998, P.674）。

美元在俄罗斯被广泛持有和使用这也是资本流出的一种形式。

设想一个俄罗斯居民持有10000美元美钞，或者在纽约开立银行帐户，存入10000美元。这意味着这个俄罗斯居民拥有对10000美元美国资产的要求权。然而这些要求权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要增加对美国资产的要求权，不管是美钞还是银行存款，俄罗斯居民都必须卖出相同价值的财物。这就是为什么美元化是资本流出的一种形式之原因所在。

资本外逃和美元化导致了俄罗斯严重的净资本流出。事实上，仅仅资本外逃一项就远远超过了其利用外资的数目。

资本流出不仅直接导致俄罗斯产出下降，还加剧转轨初期的结构调整。转轨国家转轨初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别的结构调整，而是降低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结构调整将产生高额沉淀成本，这又间接地导致产出下降。资本流出尽管不是俄罗斯经济困难的中心原因，但肯定是一个原因[⑩]。

与俄罗斯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外资流入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直接投资为例，1984～1998年，中国累计吸引外国直接额投资达261.75亿美元，其中：1984～1988年，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76亿美元；1989～1993年，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9.26亿美元；1994～1998年，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05.73亿美元[11]（Zhang, 2001）。如表4所示，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作用，并且，从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外资流入的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断增强[12]。

表4                         中国GDP增长率回归估计

独立 变量	1984～88	1989～93	1994～98
	没有FDI 有FDI	没有FDI 有FDI	没有FDI 有FDI
I/Y   y0   H   D   IF/Y   △(F/Y)   H△(F/Y)	0.73*    0.77** (1.88)    (2.33) 0.12**    0.13** (2.87)    (2.28) -0.16*   -0.14* (-1.79)   (-1.85)  0.01     0.008 (1.20)    (1.17)  0.16*    0.18** (1.80)    (2.22) 0.21          (1.63) 0.16**          (2.24) 0.06          (1.14)	0.71**    0.69* (2.26)    (1.84)  0.14*     0.12* (1.77)    (1.88)  -0.12     -0.11 (-1.50)   (-1.58)  0.009     0.01 (1.35)    (1.35)  0.17**    0.21*** (2.34)    (3.35)           0.25**          (2.66)          0.20***          (4.25)           0.07*          (1.87)	0.68     0.63 (1.49)    (1.67) 0.12*    0.13* (1.72)    (1.91)  -0.09    -0.08 (-1.25)   (-1.47) 0.01    0.01* (1.60)    (1.79)  0.20**   0.27*** (2.51)    (3.97) 0.28** (2.46) 0.23*** (4.05) 0.08** (2.48)
R2 F-检验	0.59    0.73  12.89    9.46	0.60     0.74  11.56    16.13	0.58     0.73  12.45    15.78

注：代表劳动投入的增长率，Y代表GDP，I代表国内投资，I_F代表FDI的流动，F代表FDI的存量，y₀代表人均GDP，H代表人力资本，D是地区虚拟变量；^*、^**和^***分别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Zhang, 200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80年代外资流入规模有限，然而外资流入对于当时的经济增长仍有着显著的作用。这可能与当时GDP的基数不是很大有关系。进入90年代，尤其是94年以后，外资大规模流入中国。外资大规模地流入，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相应地增强，但是这种影响的增强不如外资流入的增长。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的基数变大了；二是进入90年代，尤其是94年后，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据估计，相当于当时实际利用外资数额的60%的资本流出国内了[13]（杨海珍、陈金贤，2000）。

为什么外国直接投资有力地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呢？前人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流入国的资本形成，带来了新技术、新管理知识和销售网络，促进了竞争，促进了流入国的制成品出口，因而促进了流入国的经济增长。此外，外国直接投资还分散了所有权结构，提高了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引入了市场导向的制度框架，便利了国有企业改制，因而有利于经济转轨的顺利进行（Zhang, 2001; Zhang, 1993; Pomfret, 1997; Zhang and Song, 2000）。

然而，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这些。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资本流入可以避免转轨初期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资本流入具有增量调整的功效[14]。第一，外资直接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直接在增量上调整了产业结构[15]；第二，外资流入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客观上又避免转轨初期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

那么，大量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增量上调整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吗？

如表6所示，外资主要在轻工业方面承担分工。进入90年代，外资企业销售收入中轻工业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外资主要在轻工业方面承担分工的事实仍然没有改变[16]。

表6                         三资企业专门化指数及其变化

行业               年份	1985年	1995年
轻工业	1.43	1.40
以农产品为原料	0.68	1.28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3.10	1.64
重工业	0.65	0.71
采掘工业	0.05	0.06
原料工业	0.20	0.43
加工工业	1.15	1.13

注：专门化指数SDI=[FDIGIP(i)/FDIGIP]/[GIG(i)/GIP]。其中：FDIGIP(i)为三资企业i行业的产值，FDIGIP为三资企业制造业的总产值；GIP(i)为全国工业i行业的产值，GIP为全国制造业的总产值。SDI＞1表示三资企业该行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三资企业该行业在全国同类行业中具有专门化特征，当SDI≥2时，表示承担了显著分工，1＜SDI≤2表示承担一般分工。

资料来源：王岳平，2001，P.120。

外资流入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客观上又避免了转轨初期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从经验上对此给出证明。但事情可以这样来看：如果我们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积累，经济的产业结构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那么反过来，由于外资的流入提高了经济中资本的比重，原来扭曲的产业结构因此而变得不那么扭曲了[17]，从而客观上避免了转轨初期产业结构的存量调整。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军，1997，《“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岳平，2001，《中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理论、实证和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

杜江、高建文，2002，“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世界经济文汇》（1）。

杨海珍、陈金贤，2000，“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世界经济》（1）。

谢作诗，2001，“关于利润最大化假设：理论、经验及评论”，《经济评论》（4）。

谢作诗，2002，“中俄两国经济绩效差异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4）。

谢作诗、崔万田，2002，“关于比较利益理论的再思考”，《经济评论》（2）。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1998，《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672-677。

Chen, E., T. Wong and P. W. Wong, 1991, “South China Economic Zone: It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Mimeo.

Pomfret, Richard, 1997, “Growth and Transition: Why has China’s Performance been so Differ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5, p.422-440.

Zhang, K. H. and Sh. F. Song, 2000, “Promoting Exports: The Role of Inward FDI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1(4), p.285-496.

Zhang, K. H., 2001,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of Transition, 9(3): p.67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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