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浩然的最后一个元宵节,比他的生命整整提早了一年——2008年2月20日,他终于没有等来2008年的元宵节就去世了。生命于天下苍生是一个奇迹,而浩然作为文革中“八大样板戏,一个作家”中,苦难的中国唯一的“一个作家”,也更是一个民族痛苦记忆。他为罪恶的文革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死难者的森森白骨,也有他的一份“贡献”。他的死,不值得我们有丝毫的怀念。
经过了那个时代的人,对他往往有着深刻的印象。他的小说《艳阳天》受到江青追捧,并在文革中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这个电影里,一个个苦大仇深的人物,渲泄着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文革理念。他的小说《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高大泉,概念化地塑造了一个没有感情,没有个性,只有阶级仇恨的怪物,以致成为江青的“高大全”的代表。有了这个“高大全”形象范式,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如果不如此写人、如此安排情节,则会被人揪了辫子、打起棍子,受到冲击;就要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也不得翻身”。从而形成了文革时期特有的“假大空套”的盛行。
其实浩然的小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人物要成为“高大全”,在情节的安排上,就需要“面面俱到”、“滴水不漏”。这种“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恶劣的流氓文风,对我们的文学界、新闻界及至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其流毒至今犹存。
还是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那时我还刚开始学新闻,一些前辈就曾告诫:写一个人做好事,也要考虑旁人,要大家都是积极的、向上的;一个灾难报道,则必得以抢救事故现场为着力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规则到现在都是新闻界的一个“金科玉律”,以致形成了“灾难不算新闻,只有领导重视积极抢险才算新闻”了。
这种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流氓新闻文风,还曾达到了精确的程度。现在官员容不下批评,甚至还容不得表扬:因为表扬了一个,必然就会带出存在的问题。因此,新闻作假,倒成了我们新闻界的一个普遍的现状了。
前不久,管电影电视的广电总局插手互联网管理时,搬出了北京十二岁的张殊凡出来造势,由此引发了网络“很黄很暴力”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也有一个很相似的细节:十二岁的张殊凡看到“跳”出来的“很黄很暴力”网页后,“我一下子就把它关了”即是一个例子。
一个十二岁不谙世事的小孩,竟然看到黄色网页,一下子就关掉了——这到底可信吗?但是,不管你可不可信,甚至就是达到了荒唐的程度,同样不会妨碍其作为广电总局加油打气的工具,公然在全国的新闻联播的宝贵的黄金时间播出。
这种荒唐的“滴水不漏”,即是来自那个荒唐的文革时代。在那个时代,不怕荒唐,不怕不可信,不怕不符合逻辑,但是只要是极左,只要是走极端,那就是最革命,最伟大,最正确。而现在终于死了的浩然,则最擅长此道。
同时,要达到“高大全”形象,人物就必然要概念化。要概念化就必然是那种人见人厌的帮八股腔调。在浩然的作品中,充斥着一个个对富人、对阶级敌人捏紧着拳头,咬着牙的刻骨仇恨的形象。文革时期的一些鼓吹阶级仇恨的宣传画,就是其笔下人物的真实写照。至今人们还记得在《西沙儿女》的连环画中,一个个女民兵嘴角含着一绺头发,咬着牙,横着一对仇恨的双眼的傻相。这种人物形象,即使在当时都无法打动人,只不过是文革份子的赤裸裸的强奸工具而已。
有了这些固有的条条框框,这些人物的故事往往极为可笑,甚至可笑到荒唐的程度。往往是一看到开头就知道结尾;看到卖的“关子”,就能猜出后面要丢的“包袱”的可笑程度。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曾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杨小亮》,就曾收集了这方面的可笑概念化故事作为笑料,成为当时的很热门的电视连续剧,受到大众的追捧。
而作为文革的遗老的浩然,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忏悔过。1994年,在文革已经过去16年,“粉碎四人帮”18年之后,他还在出版他的文革小说《金光大道》。在作品中,还在鼓吹文革时期的所谓“路线斗争”,公然为文革理念张目。
正如杨扬说的:《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假如浩然真正对社会生活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想他应看到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幸。作为一位作家,竟连这种基本的历史感与艺术感都缺乏,实在让人怀疑浩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否还有诚意。《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否则,这部小说决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在改革20年之际,这位文革遗老,还不想闲着。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问记。这篇长文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直到2000年,他还出版《浩然口述自传》,声称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其中对昔日辉煌的留念(小说发行350万册),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肯定性评价(称“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其对他在文革中的作为没有丝毫忏悔。
丧尽天良就是浩然的性格特征。不爱人,而专害人,根本就谈不上人,而只能是兽。他就是那种没天良的人:你尽管对他如何谦让,都不会妨碍他对你的不义;尽管如何的行善,都无法使他感动而放弃他的恶行。数千万大跃进和文革的冤魂,并没有唤起浩然丝毫的良知。在文革时期,他迫害老舍,而在此之后,他又肆意编造谎言,伤害起老舍的后人也同样不遗余力。
“死者为大”,应是对生命的尊重,对国家民族和传统的尊重。对于这样的一个死有余辜,丧尽天良的死者浩然,我们根本就不值得尊重,他的死是自然的法则,只能说是“好人命不长,祸害76”。他的死,是对文革时期冤魂的慰藉,是对没天良的他自己的报应。
浩然之死,不值得怀念!
浩然:不爱人不值得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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