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Douglass.C.North),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42年和1952年分别获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他在华盛顿大学相继担任助教、讲师和教授,担任过《经济史杂志》的副主编、经济史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和美国东部、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职。1993年,他与罗伯特·福格尔一道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对经济分析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不仅适用于经济史,而且也适用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就因其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而授予他这一经济学领域的巨奖。

诺思是新经济史的主要缔造人之一。在其早期的著作中,诺思的研究重点是美国经济史。196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被公认为计量经济史即新经济史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该书重点研究新古典因素（如出口和区域专门化等）对美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1968年10月,诺思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通过多方的统计分析,证明了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

1971年，诺思与兰斯·戴维斯合著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这是他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制度作用的早期著作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在应用上,多视产权、制度和经济博弈规则为已知。诺思和戴维斯则要证明,要从交易中获得利益,常常非得改变产权和设计种种新的制度安排与经济组织不可。由此,他们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要素积累一类的新古典条件所致,而且也是制度变迁互补过程的结果。

欧洲经济史也是诺思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1973年,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新著《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提出了有关西方过去几百年间之所以形成巨大财富积聚的根源的基本问题。诸如1000年以前,中国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而2000年前,罗马是欧洲权力与财富的中心,这些强国的兴衰,原因何在?今日欧洲已经历如此长期而稳定的发展,乃至西方多数国家所有阶层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这是如何开始的?为什么恰在此时开始?等等。传统解释把答案归结为蒸汽机和旧式纺纱机的偶然发明。

诺思则以制度安排理论作为其解释的工具,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经济的有效组织,其中特别是创造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今天,西方国家找到了某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这就是它财富愈积愈多的原因。

1981年,诺思发表了《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提出了他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国家提供种种基本服务,基本经济博弈规则和政治制度,国家以提供保护和公正形式的服务换取收入，在此对其“朴素产权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他还认为制度理论必须有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作为补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有“搭便车”的心理,为了克服这种现象,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力量使社会得到稳定。而简单的成本—收益方法无法解释克服“搭便车”行为,因而也就无法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

诺思对新古典的理性假设在其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制度竞争”并不一定产生“有效的”制度选择,这是因为正式的制度选择是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政治体系中作出的,而政治体系中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