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图扶贫的“中医疗法”
一个穷乡僻壤的“药引”与自我调理
左车轮上边是峭壁，右车轮下边是悬崖，一颠一颠地，慢慢接近了记者去寻访的白族山民。要搁去年通车前，就只有连走带爬去了。赶上雨天，还有蚂蟥缠脚。
山叫千柏山，乡叫象图乡，都殊无名气，静静处在滇西一隅，行政上隶属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八九年前，省扶贫办和香港乐施会找准了它，“因为它最穷”。穷中更有穷中者，江头、沽泥盆两村便选为最终的合作扶贫项目点。
在这个穷乡僻壤，城里的“坐堂大夫”和外来“游医”开出了怎样的扶贫“药方”？这些贫困的人们，如何在“药引”的帮助下自我调理、固本培元？通过实地采访，记者似乎看到了一场颇可玩味的“中医式扶贫”。
修路：成长的烦恼
入乡先问俗。在到象图之前，县乡干部告诉记者，象图乡以白族人为主，白族人互助互爱，性格温和。一个山坳的自然村往往有如大家庭。时逢白族农家开始轮流杀年猪，一家杀猪，全村帮忙，然后请全村同吃，对腿脚不便的老人，则送上门去。
藉亲缘和地缘形成的互助民情，或许就是现在社区合作精神的原初形态。社区，是乐施会项目给这里带来的新名词。白石登社区的杨应梅指着她家和周围的57户邻居，对记者进行“本土化”解释：“社区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两个行政村共分四个社区。每月召开一次社区农户会议，决定社区公共事务。连县政府专设的乐施会项目办和乡政府的项目小组也不能包办代替。
“我们只是协助者，农户才是发展的主体。”乐施会昆明办负责农村生计的项目统筹张松说。
大满山红社区于2003年成立后，农户民主决定的首件大事就是修一条通往乡政府的公路。社区管理（或称“发展”）委员会主任何继松介绍，以前建房买料，都要去乡政府那边人背马驮，很不方便，有人因此受伤。还有村民生病，等抬过去已抢救不及了。
农户对修路的强烈意愿并非一朝一夕，只到乐施会项目提供资金后，才得以实现。在剑川象图乐施会03-06年度项目资金中，乐施会拨款273万多，政府配套433万多。
所有具体项目的确定，正如大满山红公路一样，都以农民意愿为据，乐施会项目办为协助者，并负责向省扶贫办和乐施会昆明办申请。
13.8公里的大满山红公路共得到103万资金，四十多户村民投工投劳，从决策、招标、定路线、施工、监督一直到后期维护，参与了全过程。
由于义务投工投劳，再加上当成自家事一样节省、并对施工队进行贴身监督，农户普遍认为，社区公共设施相比以前政府主导的项目成本要低、质量要好。
不过，通向共同目标并非一帆风顺。在修路前期，社区农户也经常吵架，甚至打架。“互助互爱、性格温和”的村民们，“逼急了也会激烈反对。”如修路时挖到某家的承包地，地是命根子，非肉可比。最后农户协商的对策是，共同摊派，以补偿被挖的地。
在意见不一致时，四个社区都遵循多数决，举手表决，大约六到七成同意就通过。只是，“有时共同的少数派会拉帮结伙，会坏事。”何继松说，他们的对策就是按制度办事，把一点点形成的制度写出贴在墙上，“开会时对着制度讲”，“这几年也争过，但不会吵架了。”
CDF：智慧与人情
社区会议更经常的议题是CDF（社区发展基金），村民现在对CDF就像对麦子、云豆一样熟悉。
此前多年，深山里的象图乡，金融服务几乎空白，原有一家农信社早在2001年就撤并到60多公里外的弥沙乡。白石登社区的杨奇茂曾跑上一天去借钱，结果空手而归。
对此，乐施会项目办早先曾设计了小额信贷项目，满足了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如购买牲畜、医疗、子女教育等。但放款、收款都由县乡项目办人士来做，工作量大，管理成本高，效率低，尤其是，农户和放贷方只是一种单纯的借贷关系，缺少拥有感。
经与农户讨论、协商，并借鉴云南禄劝的经验，在2003年开始的第二轮扶贫周期中，小额信贷便被改造为CDF，由社区农户自己管理。项目办在旁协助，具体的管理办法、运行机制、积累分配、监督制度、利率、周期和额度等，都由社区农户会议决定，并在运行中不断修订和完善。
CDF以社区为限，选出会计、出纳、监督小组长等，下分中心，中心下再分互助小组，每小组由5-7户自愿结成。目前尚无“不带他玩”的情况。
由于本金有限，四个社区总共才37.2万元，项目官员启发农户，利率是增加公共积累的必要方式，月月还款是增加流动性的重要手段。
四个社区各选择了5-7%不等的利率，月月还款也无统一的强制规定，但都要求一年还清。最高贷款额度，因地因人而异，从1000元到5000元都有。
正式启动两三年来，九成多的社区农户都曾受益于CDF。CDF账目公开透明，每月更新一次，细到哪个人哪个月还了多少钱都让每个人心中有数。
CDF的还款率之高可令正规金融机构相形见拙。村民称，谁有钱，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不可能赖帐。如在大满山红社区，目前仅有一户拖欠，因该户借款当年，一对儿女分别考上高中和大学，两口子出去打工，加起来收入才每月一千块左右，供儿女上学尚且吃力，实在不能按时还完。
江头村的老支书
在白石登社区，则有另一番情况。该社区的CDF的滞纳金多达上千元，但目前无一拖欠。社区村民对此有所避讳，县乐施会项目办人士对记者道出一些隐情：
原社区发委会主任为乡干部亲戚，自己在一些农户看来也算是干部，进而认为干部往往利用权力给自己好处，可能出于两相猜忌，“干群”都拖欠贷款。直至今年6月，农户选出新主任，又逐渐理顺了关系，还清了贷款。
在项目办人士看来，这一事件，反倒成为更加凝聚人心、完善社区运转机制的转折点，他们笑称，白石登农户至少自发启动了罢免、换届机制。作为项目指导的张松也说，农户不会一开始就把制度定得尽善尽美，预防各种问题，一旦问题发生，解决问题的契机也就到来了。
在社区内的碰撞与交流中，靠亲缘和地缘维系的简单私人关系，升华为公共精神。他们选择日常管理人员的一些朴素做法是：首先都要公道正派；会计要文化水平较高的——初中毕业；出纳倾向于由细心的女性来当。
有外来考察者曾断言，管理人员不拿报酬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但象图四个社区的管理人员从未要求报酬，一直无偿干了两三年，倒是其他农户不好意思了，主动提出给30-60元不等的“误工费”。
“中医式扶贫”
在象图的白族方言中，“zaihui”既指大牲畜，也指钱财。大满山河社区以前平均每家只有一两头大牲畜，受惠于CDF、生计系统改善等项目，现在已超过十头。村民李珍美说，今年卖出一头羊、一头牛，再加上三亩云豆的收成，年收入已近万元。她家在社区和村里算一般条件。
垛木房变成砖瓦房，新小学、新卫生室建起来，电视、电话开始普及，自来水也大都装上……这一切还都只是外在的变化。从外面看来，这里也仍然贫穷，路还坑坑洼洼，有的社区小孩仍在危房上学。
“他们是不是从心里觉得松口气了？有没有螺旋向上自我发展的基础？”张松认为，这才是更重要的。
“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的理念和参与式手法，很容易就流于形式，如简单的投工投劳往往反成负担。县乡项目办人员起先带着政府机关的惯性做法，以让社区组织和农户执行其决定，完成项目为目标。通过两年三次重组，理念和手法的培训，以及后来的实际操作，才明白，“项目是载体不是目的”。
CDF作为核心项目，按乐施会的构想，正是培育社区机制和农户能力建设的主要载体。扶贫者的放权激发了贫穷者的智慧，释放出扶贫者意想不到的能力。
在象图，中年人读过初中差不多就是最高学历，老年人中还有很多没去过县城，但这些文化水平较低与视野局限的人，主导修建了比政府一手操办更省钱的路、质量更高的学校。
据张松介绍，在禄劝，有的CDF管理人员去银行取钱，三个人各按两个密码。在记者到访的剑川，有社区农户酝酿出资入股做大CDF规模，要办成“社区自己的信用社”。
剑川县乐施会项目办的王周发说，这些年来，看到伴随生计改善而自信、自强的村民们，让他也觉得自豪。
“赋权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象图乡党委书记马占全感慨，这不仅要求将权放手，还需要大量时间深入调研，真正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他称，象图乡党委政府近年开展的“借羊还羊”、发展泡核桃规划也借鉴了乐施会项目的参与式手法。
作为一个概念，“参与式扶贫”并不新鲜。实践表现深浅不一，如简单的投工投劳往往反成农民的负担，与以农户为发展主体的扶贫方式大相径庭。
而象图乡的扶贫，在记者看来，还具有更丰富的意味，神合了中医学的一些看法和做法，如，整体观，辩证治疗；同样的病征，要根据个体身体状况乃至性格选择合适的疗法；是病留三分，急不得，需慢慢观察、改进；生活方式、精神面貌会影响肌体健康；尤其是，药只能救急和起引导作用，固本培元还得靠自身调理。
象图的农户们知道，政府和乐施会项目迟早是要撤出的，特殊优待不会太久。展望未来，合用两位村民的话来说，“翅膀还不够硬”，但至少“学会了走路”。
一般而言，“渔”胜于“鱼”，但在这个穷乡僻壤，若无多少鱼可打，空有一身打鱼的本事还是不够的。问题并不简单。
而对扶贫者而言，扶持一个地方不仅仅是为了当下，也不仅仅是为了特定地方的未来。农民还有多大潜力可挖？政府还有多少责任应尽？民间组织还有多少资源可用？在仍有三千万贫困人口的中国，类似象图扶贫的案例，将溢出越来越多的启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