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观察研究，在中国发展最早，这大约开始于采集和渔猎生产的历史时代。此诚如恩格斯所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天文学。”^①同时，天文研究和历法制定，又是同数学研究、哲学研究紧密相联系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又同天文学研究互为启发、互为促进，使这两者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因为，没有对天文观察、研究和历法制定的探索过程，便不会了解天体运行也存在着客观规律，就不会认识到天体运行规律会给地球造成影响，并且影响到地球上万物生长和人类生活。而不了解这些，自然也就不会有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宇宙观的产生。《易·系辞》对此说得是极为明白的：伏牺氏历史时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此中的“观象于天”，指的就是对天体运行的观察与研究；“观法于地”之指，就是指对地理变化规律的观察与研究；“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就是对植物、动物生长繁育宜于何种自然条件的长期观察、研究、以及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近取诸

 

 

 

 

 

 

身”四个字说得含蓄了些，《黄帝经》中的用语是“稽之于男女”。这说的是在八卦卦画的创造中，用以代表事物阴阳的符号是由何产生联想决定其画法的问题；“远取诸物”指的是“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以此而画出“八经卦”，并确定出“天地定位，风雷相薄，火水相射，泽山通气”立卦原则的问题。由此而再八八相重，则可以贯通于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明白地存在着的客观规律之德（得）了，可以类比于万物变化之情了。

 

所以，《易》经《系辞》中的这几句话，就是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何由产生的一个申明，说明它不是闭着眼睛瞎想出来的，而是从长期地对于天道、地道、人道、时变规律观察、研究、总结，上升为“道”理的。

 

这个哲学理论产生的申明，说明了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其起源是极早的，是超出了现代人所想象的时间的。今有学者估计它应该是在距今的几十万年之前，因为泥河湾古人类与古文化研究业已表明，早在距今一百三十多万年以前，这里的古人类就有着明确的季节变化意识。我们姑且依伏牺氏历史阶段为计，按现代考古学研究中的细石器文化时代为说，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开展，也是在距今三万至一万多年以前的遥远历史上。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又极大地指导和促进了天文历法研究、制定的历史进程。因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很早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早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史记·五帝本纪》及《历书》记载：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设立专门机构，指派专职官员负责“迎日推策”以“顺天地之纪”，“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因此而有我国第一部历法——《黄帝历》的产生。《史记》之载，是依据众多古史，因之它可以和《阴符经》、《管子》、《世本》、《吕氏春秋》、《淮南子》、《新书》等所载的“黄帝命羲、和占日”，“尚仪（常羲）占月”，“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相互印证。

 

自黄帝以来，中国历代都有专职官员负责天文观察和历法修订，并在很长的历史中，其职官都沿用“羲叔”、“和叔”、“常羲”之称。如《尚书·尧典》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中国的哲学理论产生后，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天文观察与历法的制定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最基本观点，就是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根，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只有阴阳平衡、守恒，才能生发万物。所以，中国的历法就既不搞纯阳历，也不制定纯阴历，而是自黄帝之际起，一直制定的是阴阳相合的历法，通称曰“阴阳历”。这就是：年值的测定与计算从阳，月的安排从阴。年度之计，以地球绕行太阳一周天的时间为准；而月的时间按月亮围绕地球旋转一圈数值为准。

 

这种历法的好处是：纪年从地球绕太阳公转，保证了一年二十四个农时节令的准确测定，有利于黎民百姓依时耕作，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这也正是中国历代都特别注意观察太阳沿黄道带运行，经过四象二十八宿的二分二至点准确时间这一问题的深刻原因；纪月从太阴，又保证了朔望之日的准确性，使人们夜晚一望空中的月亮圆缺程度，便可知此月到了那一天。因为，这样的历法，每个月的第一天都是朔日，每个月的十五日都是望日。就连中文里的“望”字之造，都是画一个睁大了眼睛的人仰首望月“ ”之形，这就活灵活现地反映出了历史实际情形。

 

但是，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必有弊，用阴阳相合的历法，就是不仅在天象观察方面要求准确，而且这在年、月之分上就造成了一定的计算上的一些麻烦，要做出精确的、合理的技术性数值调整。因为月球围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是29_·530588日。这样，定一个月为29天则少，定为30天又多。对此，历法的制定中就决定用“大月”、“小月”以作处理，大月定做30天，小月定为29天。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个微小的差数，如此积小而成大，就必然直接影响到朔望日的准确性。所以，这就决定了大月与小月不能够平均地间隔，而是必须依照分月所作的微小差数积累，适时地增加大月或小月进行调整，以便尽量保证朔日与望日的准确程度；再一个问题，就是一年之中置几个月难题亦须做出很好的处理。因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周的时间是365_·24220日，而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十二圈的时间总和，还比一年的实际岁实少了十天又二十一个小时左右，对此又该如何处理呢？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们就想出用每19年中再增加7个月的办法来解决。如此，有的一年之中就会出现13个月，对这个多出来的一个月，就称其为“闰月”。闰月，也同样是不能随便想往哪一年的哪一个月后面加就可以的，而是必须视年与月之间渐次积累的余数而定。这就是《尚书》所载尧语中“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意义。

 

由于岁差的作用，二分二至点在不断地西移，所以，《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所用上元和岁首就各不相同，《尚书·尧典》、《淮南子·天文训》记载的分至点也都不同，两汉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在研究制定历法之时，常常为此而争论不休。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提出：应在历法的制定中，按黄道计量日月的运动。同时，更明确地指出二分二至点存在着缓慢的西移规律，“谓之日却”。他说：“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则余分稍长，稍得一日”^①。

 

中国自古在历法的制定中，岁实都是以365 日计算，因此，用于观察天象的浑仪，亦沿赤道分圆周为365 日（度）。贾逵说的76年日却一日度，正是岁差较准确数值，可惜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而只是知道二分二至点古今不一，不断以各代的观察实得数据修正历法。到了晋代成帝年间，天文学家虞喜将他观察到的冬至点同《尚书·尧典》作比较：尧时的冬至日，日之所经是西方白虎七宿的昴宿，而他观察到的，则是在北方玄武七宿中的壁宿。于是，他参照《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得出了分至点缓慢西移的结论，并推算出50年西移1度的数值。《宋史·律历志》说：“虞喜云：‘尧时日短星昴，今两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从此，“岁差”一词便被正式引用。然虞喜给出的数值并不精确。此后，何承天、祖冲之、虞邝、刘孝孙、刘焯、张胃玄等历代天文学家，依《尚书·尧典》之载和历代实际观察所得的资料推算，岁差值定到77_·7年，日退1度。《宋史·律历志》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若从虞喜之验昴中，则五十余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验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后《皇极》综两历之率而要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通其意未尽其微。今则别调新率，改立岁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于虚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于今，自帝尧以来，循环考验新历，岁差皆得其中，最为亲近。”事实上，较为准确的岁差值应是71年日退1度。

 

 

 

 

 

 

由于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尚书·尧典》所载的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已被两千多年以来古今中外天文学家、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的历史事实，并且由这一历史记载而发现了岁差和岁差值推算作为重要依据的历史事实，人们硬是不敢正视，不敢承认。硬说《尧典》中的天象资料是“后人伪造”。谁都明白：《尚书》是公元前6世纪，孔子从古史料中选编的，那个时候，在全世界都还不懂“岁差”，更无岁差常数精确的计算。在不懂岁差，不知岁差常数的精确数值、不知道分至点移动及其移动方向的历史情况下，对于尧时二分二至点又如何能够 “伪造”得了？

 

当然，也有人说《尚书·尧典》所记载二分二至点这份资料，也可能是从巴比伦偷来的。这种想当然的猜测，自然也不值得一驳。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如下的历史事实：

⑴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黄帝历》、《颛顼历》、《夏历》一直到明代以前，一直是以365 日的岁实制定历法，并将用之于观察天象的浑仪沿赤道分圆周为365 度；而受到巴比伦影响的世界各国，则其沿赤道圆周分度都是360度。

 

⑵ 公元463年，祖冲之制定《大明历》，推算出的岁实精确到了一年为365_·24281481日，一年的误差只有50秒钟左右！而西方国家从公元前46年到16世纪后期用的《儒略历》，岁实一直是以365_·25日计算，一年实际计算岁实多出0_·0078日，400年就要多出3_·12日，到16世纪后期累差达到10天！

 

⑶ 对于公转周期为76年的那颗彗星，我国历史上发现它是在公元前1057年，并有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其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①。据中国天

 

 

 

 

 

文学家张钰哲推算，这是哈雷彗星回归的记录；公元前的614年7月，中国人又一次发现了它：“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①；“（鲁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书？记异也”^②；“（鲁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孛星入於北斗。孛之为言犹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环域也。”^③此后，几乎是这颗彗星的出现中国古籍都有记载。而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于公元1682年发现它，则比中国晚了2738年，即使是按较晚的鲁文公十四年众籍广记计算，也晚2294年！

 

⑷ 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关于天、地、人以时间过程显示其互为影响，以生祸福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天文学观察只是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目的是研究宇宙天体运行存在着的各种规律，以及它对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各会造成甚么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不仅勤于观察、记录，而且更长于研究、计算天体的运行周期等，以便掌握其必然规律，这就是中国天文学研究上最显著的特点。而巴比伦及受其影响的西方各国。在天文学研究方面，则只是注意天体的发现及其所在位置的测定。《尚书·胤征》记载了一则夏朝仲康元年九月初一日发生日蚀，而当时负责观察日月运行的羲、和两官，由于成天酗酒渎职，没有能够按其职责准确地测定和预报。于是，夏王仲康就派胤侯去依法治他们的罪：“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惟

 

 

 

 

 

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犹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失）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至于商代，由于甲骨文字的发现，其记载日蚀、月蚀的史料就更多了。如武乙时期预测日蚀的记录：“癸酉贞：日夕有食，唯若？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①

 

武丁时期月蚀发生的记录：“癸丑卜，贞：旬无祸，七日乙未壹，庚申月有食”^②；“癸未卜，争贞：旬无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③

 

祖庚、祖甲时期日食的记录：“庚辰贞：日又 ，其于父丁告”^④；在这一时期的月蚀记录有：“壬寅贞：月又，其又土大牢。壬寅贞：月又，王不于一人。”^⑤

 

以上这些日蚀、月蚀的预测和实际记录，无论哪一条都比巴比伦可靠的记录早。所以有人怀疑中国古代人偷过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研究资料之说，是一种对历史无知的主观瞎猜。

 

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与历法制定上的先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的建立。因为有了这个天文观察研究体系，就好像在地球上观察宇宙之际，在茫茫的视周天上有了一个准确的“刻度”为标志，因此就能精确地观察到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等不同天体的运行周期，由

 

 

 

 

 

此而能够通过运用数学计算，预知未来的天象，历法就是一种对地球绕太阳、月亮绕地球运行周期的准确预报。

二十八宿也称二十八舍，其按日、月运动的方向，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的顺序是：

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就是依这些星座为标志，依黄道带在赤道附近划分出二十八个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称其为一宿。将一周天划分为365 度，依这二十八宿实际天区所处，各宿又划出不同的度数，二十八宿的度数总和为365 度，“二十八宿的界限一经划定，不论群星离开赤道的远近如何，中国人都能够知道它们的准确位置。甚至当群星在地平线以下时，只要观察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在头顶的拱极星，就可知道了。”^①因为，紧挨北极星极的拱极星，不论在任何季节，它都不会落到地平线下去。

 

由于宇宙中的一切天体都存在着旋转运动，不变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一种相对，而变化则是绝对的。因此，各宿宿距之间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古今二十八宿距星也不一致。因此，每过一段历史时期，对宿距度数就需要进行重新测定。其距星也有所变动。

 

二十八宿按其在东西南北四方天空中的分布，分为四组，每一组七宿，并以四方的代表色：青、赤、白、黑，以及四组星宿在天空中的分布之形命名而称作“四象”：东方代表色为青色，其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在空中分布看上去

 

 

 

 

 

 

像条龙，故称此七宿组成之象曰：东方青龙；西方的代表色为白色，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其空中分布很像只老虎，故称此象为：西方白虎；南方的代表色是赤色，其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在空中的分布，像只飞鸟，故称此象做：南方朱雀；北方代表色为黑，其天空分布的斗、牛、女、虚、危、室、毕七宿很像蛇缠龟之形，龟有甲，甲示武，黑称玄，所以此象就叫做：北方玄武。

 

中国的四象二十八宿的天文观察恒星标志体系建立很早，大约在距今五千多年以前。这已为中外科学家应用岁差常数，按《尚书·尧典》所载进行计算所证明。

 

正因为有了一个科学的天文观察体系，轩辕黄帝制历授时，教民依时耕作，这就产生了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二十四个农时节令，人们在长期应用之中为了便于记忆，还形成了一首七言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此附二十四节气表于621页。

 

中国天文学观察、研究，以及历法的制定，在古老的唯物辨证哲学理论指导下，有过长期的辉煌历史成就，这是任何疑古者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则是：自夏禹建立为一家私利服务的君主独裁政治制度以后，为愚民而治，就神道设教，使迷信思想泛滥成灾。虽然，始借鬼神以愚民者是耍了滑头，然正因为骗人的人不敢说出其内心的肮脏真意，其子孙们后来在愚弄人民的同时，也愚化了自己，商王们将利用科学研究手段预测出来的天文现象，作为占卜吉凶的因由，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在这种迷信思潮的煽动之下，中国从五帝时代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天文学研究，也就逐渐演变为“占星术”，就连天文学上四象二十八宿名称，也变成了勘舆者、占卜者指山石、山脉、水泽、地形、不同天神轮流值日以主吉凶的一套套说辞。也正是由此，不仅中国的天

 

 

 

文学研究越变越落后，一切科学技术也都伴随着这种独裁政治制度的延续，不断的神鬼迷信思想鼓吹、泛滥，而不断地走向了腐朽没落的下坡路。

 

欲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独裁政治制度所造成的神学迷信思想，肃清其流毒，倡导唯物论，发展天文学和一切科学研究事业。崇洋媚外，不分优劣，不辨香臭，全面批判与否定中华文化，主张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否定自己的文明历史，不仅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且有害于民族思想精神，对国家、对民族都十分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