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政策调整的意义，是保障农民不会因耕地被开发商或地方政府侵占，而沦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每年中国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半数就是因农民土地被侵占所致。要是新政策允许农民抵押土地的经营权，以此来进行融资或获得财产性收益，将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就呼吁实行土地“永包制”，即在土地权的基础上，宣布农民承包权永远不变，承包权可以转让、抵押、继承，农民还可以凭土地自组合作社。

　　新政策对于有效鼓励农民种地，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解决土地规模经营难题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尽管这与私有制仍有很大区别，因为没有私有权，意味着农民还是不能签订合同，不能在上面盖房子，不能自己开放房地产。但毕竟这一举措令人看到一丝的体制上松动希望，也是经济发展治本和国民幸福增长的希望。

　　陈志武教授的文章对于土地私有化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阐述得很明确，部分摘录如下。（笔者非常同意并认为这一问题确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因为90年代初小平同志所进行的体制改革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刺激作用的红利效果进入本世纪后已逐渐消退。）

　　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才是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最好方法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越艰巨，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就显得越迫切。在推行各种调控措施之际必须同时治本。只要中国经济还以资产国有、土地国有为主体，投资而不是居民消费就将继续主导中国经济，转型也就难以实现。

　　国有资产和土地产权必须私有，否则，消费难以增长，投资和出口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在目前这种制度下，经济增长速度再快，民众也只能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途径分享好处，享受不到太多资产增值的财富效应，也就无法产生太多的消费需求。资产国有从根本上抑制民间的消费增长。没有消费需求，第三产业当然难以发展。

　　国有制仍然是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障碍。

　　民间家庭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拥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财富很少。据国家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元。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88万亿元国有资产与土地的三分之一。

　　这样，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约115.6万亿元，其中，国家拥有约76％，而民间才占24％。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性财富升值中，政府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3倍！这种财富结构，决定了财富增值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只能是有限的。

　　如果这些国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内需和第三产业就更有动力增长，因为在那88万亿元资产都是私有的情况下，今年8.8万亿元的资产性增值分到13亿人身上，每个公民今年的收入就会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这些资产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里之后，必然会转换成对消费品、对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能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给服务业带来大的需求。

　　所以，在资产私有的制度之下，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的不只是劳动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会有资产财富增值，这两者合在一起，当然成为消费需求增长的强劲动力。说到底，财富和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对产业结构、对内需有着决定性作用。

　　──只有私有化才能改良中国的财富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

　　 中共十七大强调要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这是相当好的政策方向，让普通家庭拥有私人财产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之基础。但是，只要国家继续拥有76％的资产性财富，而不是将国有资产和土地人均一份地私有化到公民个人，那么，不仅居民消费需求难增长、中国经济模式难转型，而且普通大众很难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该有的一份，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的目标也只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由国家独享资产性财富增值的时代该结束了，私有化才是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的最好方式。■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