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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该谈一些温州人的局限了。这是应几位温州朋友的邀请来谈的。他们希望我以一个局外人的目光来谈谈温州。他们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说，也好。我说了凉州人的许多局限，也该说说温州人的局限了。
温州文化中虽然有一种非常优秀的东西，比如前边谈过的敢于进取、敢于冒险、敢于闯入陌生领域、敢于打破某种传统观念的局限等等，这些都是商业文明带给温州人好的方面。
同时，因为“逐利”是资本的特性，商业文化大多以赢利为目的，功利性很强。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温州人身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强烈的功利色彩，当这种功利心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变成势利。这一点，已渗入了温州的民俗风情、民众心态甚至日常生活，成为温州人的集体无意识。
一个十分功利或势利的人和群体，其汲取和吸纳文化滋养的标准通常会以“实用”为主，就很难用更博大的胸怀去吸纳一些不一定马上见效实用，但对其人格、人生有大滋养的文化养分的。有时，他的功利心甚至会在潜意识里拒绝、排斥这种文化。温州人中，真正有宗教信仰情结者并不多，原因之一就是宗教或是信仰不能马上给他带来看得到的利益。但他们忘了一点：某种东西虽然不能马上带来看得见的短期利益，但它对他们的生命、人生、人格的滋养和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终极利益。所以，功利心让温州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同时，又会导致他们潜意识里拒绝一种无我之我、无私之私、无欲之欲的大智慧、大胸怀、大境界，拒绝一种能破除执着、没有任何功利的“大功利”的智慧。比如，许多温州人，总是不喜欢他们认为“虚”的、人文的东西。而那些为数不多的大师级温州人，正好是走出了温州文化的阴影，既汲取了温州文化中有益的积极营养，又借人文滋养和宗教智慧弥补了其先天的不足，如南怀瑾。
而绝大部分的温州人同样没有逃过那个神秘的悖论：凭啥获益者，也会因啥受制。一个人最擅长的东西，往往也最能制约他。因此，许多时候，成就温州人的，也正是局限他们的。
成功的温州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除了要汲取一些有“用”的营养之外，还应当破除一种用功利、短视、纯实用主义的目光看世界的局限，吸纳一种更大气、更无我的文化，具备一种超越私我功利的大智慧。这样，才可能形成更大的格局，达到更高的境界。
换句话说，温州人善于用“术”，善于造“势”，但在“道”方面还有待于强化和完善。他们只在乎“有用之用”，而不重视“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就是商业上用得着的某种行为、策划或是技巧；“无用之用”就是用商业目光看来也许无用的一些精神和文化，但是对他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却可能有更大滋养的东西。表面看来的那些无用之用，其实往往可能是大用。
在当代温州企业家中，虽然其中不乏成功者，虽然他们在用“术”和造“势”上也可能达到了极致，但在“道”的厚度上却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因为那“功利心”的幽灵总是笼罩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阻碍了他们拥有更高远的目光和更博大的胸襟。这便是有人总怀疑某种商业行为“作秀”的根本原因。因为伴随那行为体现出的，不一定是其人格本身散发出来的大善，反而是一种很容易被人们窥破的商业图谋。功利心既成全了他们，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功利心能使他们及时扑捉到商机，但有时的“有求之求”并不是“大求”。无论在任何领域，初期的成功靠机遇，真正的大成功则取决于人格。当商界人士真正拥有大师的胸襟、涵养、境界时，他的事业必然也会有大的格局。虽然表面看来，这种变化不会产生短期内的所谓效益，但其实那才是最具本质意义的质的突破和提升。
历史上的温州为人类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文化营养，当代的温州人是否亦然？这是需要追问的事。我曾在深圳演讲时讲过一段话，当我将“深圳”换成“温州”，也许就能体现出我的某种期待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城市。黄沙淹没了楼兰古国，淹没了敦煌莫高窟，淹没了许多西部城市，但千年之后，那些被黄沙淹没的所在，还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楼兰文化，留下了莫高窟和敦煌学，留下了凉州贤孝等能承载人类大善的文化，留下了诸多岁月毁不掉的价值。那些黄沙掩埋不了的文化，使人类文明多了一抹亮色和温馨。
试问：当若干年之后，海平面上升，温州进入海底的时候；当发生一场地震，温州变成废墟之后；当经历一场战火，温州毁于战火之后；当这一代温州人被时光之水冲刷得了无踪迹之后；当温州人巨额的财富消解于无常的岁月之中的时候；当温州人修建或是购买的建筑物被岁月摧毁变成一堆灰烬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当代温州，还能为人类留下什么东西？
我们能否因为当代温州人的存在，使人类的生存质量出现相对的提升？
能否因为当代温州人的存在，使人类的生存时间得到相对的延长？”
――2008年4月26日定稿于甘肃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