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九门口之战
正当这一幕幕的大剧在辽宁大地上上演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致为关键的人物，在中后所城（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慢慢地长大成人，他的名字，叫吴三桂。
中后所，全称“中后千户所”，是一座“斗大”的小城，但所处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与山海关相邻，东跑宁远不到百里，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据李治亭：《吴三桂大传》，第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崇祯十三年，明朝皇帝几乎已经输光了自己的棋子，在关外，只剩下大小八座城池：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明朝在这些卫、所中常年驻军。与其他卫、所相似，中后所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一应俱全，包括官舍、民舍、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全城有房舍7000余间，人口约3万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626页。）
吴三桂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他不仅出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而且出生于一个动荡的地点，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只能面对动荡的现实。血淋淋的战场，完成了对这位少年的早期启蒙。广宁战役时，吴三桂只有10岁，我们无法确认那时他在干什么，或许，他目睹过熊廷弼的大义凛然，也目睹过王化贞一退几十里的狼狈相。可以说，他是被血水与泪水滋养大的，而他童年时的玩具，就是死者的骨植——明与后金之间的战争，使无数尸骨散落在辽宁的旷野上。这注定他性格中具有一种凛冽的冷意。
在这样的环境下，尤其在舅父祖大寿的栽培下，吴三桂成为辽东防线上的一名年轻军官。23岁官至前锋右营参将，次年又提升为前锋右营副将，27岁，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成为封疆大吏。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松山战役，明军损失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而被海水淹死的士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为崇祯手中最后的砝码。
吴三桂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1644年风云际会中的山海关。
1644年，几乎是长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的众多政治家当中，至少有三位政治家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山海关，他们是——明朝皇帝朱由检、大顺皇帝李自成，和大清摄政王多尔衮（1636年，明崇祯九年，皇太极在沈阳正式称帝，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1643年8月9日夜，清太宗皇太极端坐在沈阳的寝宫南炕，患中风突然病逝。皇太极病逝后，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称世祖，改年号顺治。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
此时的清兵已如潮水般弥漫了长城北侧。徐达的先见之明在这时起了作用，如果没有山海关和周边的边墙，松山会战之后，清兵就已经可以大举南下了。现在，摆在他们与明王朝之间的，还有最后一道屏障。这是一条坚固的屏障，连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也不能无所顾忌。
大清开始了对吴三桂漫长的劝降过程。松山会战一结束，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并且陆陆续续持续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当时尚健在的皇太极多次给吴三桂写了亲笔信，爱才之意溢于言表。皇太极去世以后，多尔衮继续苦心孤诣地对这位少帅展开招降攻势。此前，皇太极、多尔衮，都曾与吴三桂有过一次谋面的机会，这一面，竟令他们永难忘怀。这一面，是在战场上见到的。那时，吴三桂还只有17岁，但已展现了过人的勇猛。那是在祖大寿督军建昌的时候，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兵出城侦察，竟与数万清军遭遇，并被团团包围，左冲右突，作最后的拼死抵抗。吴三桂跪在舅父祖大寿面前，请求他发兵救援，祖大寿深知其中厉害，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那么，吴三桂似乎只有站在城墙上，目睹父亲战死沙场了。吴三桂显然不甘于此，便带了20个兵丁，杀出城去。杀入重围的吴三桂，立刻成了旋涡的中心，几万名清兵，都向这个旋涡涌来。这是一个血的旋涡，鲜血像一个巨大的喷泉，从这个旋涡里喷薄而出，凡是闯入它的半径的，则必将死亡。在鲜血喷射的间隔中，清兵们看到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冰冷面孔。吴三桂创造了一个奇迹，区区20骑，居然从数万清兵中，救出了父亲。他或许没有想到，甚至，他可能至死都不知道，有两个人，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的举动，这两个人，就是皇太极和多尔衮。吴三桂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定让熟读《三国》的他们联想到一个人，就是常山赵子龙。皇太极说：“好汉子！吾得此人，何忧天下？”（《清世祖实录》。）我们可以猜测，吴三桂当时之所以能从数万敌军中生还，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皇太极下达了不要伤害吴三桂的军令。或许，当时他就已就产生了招降吴三桂的意图。那么，他们日后对吴三桂的劝降行动，不仅仅是因为吴三桂的地位举足轻重，而是出于对他才能的爱惜。
无独有偶，刚刚杀入北京的闯王李自成，也向吴三桂展开劝降攻势。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3月21日，李自成召见因松山失利而被捕下狱的明臣张若麒等人，任命他为山海关防御史，劝降吴三桂；3月底，李自成又派唐通率部，携四万两白银，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将领与官吏各一个，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赐吴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
此时的吴三桂承担了太多的重压。他出现在历史的关键点上，这或许非他所愿，尽管这使吴三桂成为当时被受瞩目的人物，但是，吴三桂或许不愿承受这番重压，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经受着内心的撕裂与煎熬，与此相比，战死疆场显得更加容易和轻松。但他无法违拗上天的意志。吴三桂虽然掌握着四万军队，但南北两面，都是数倍于自己的敌人，黑压压地向自己涌来，如双方联手，自己更是死无葬身之地。（所幸，李自成没有想到这一点，因而，他从未与多尔衮进行过谈判。）他感到一阵恐慌和战栗，历经血雨腥风的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一种濒于泯灭的感觉。
投降，在一向自视颇高的吴三桂看来，无疑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字眼儿，但是，崇祯已死，这使他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再进行一场血战，即使作为一场表演，也没有多大意义。在吴三桂看来，自己已经无须表演忠诚了。况且，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命运，已经对这种所谓“忠诚”进行了否决。而那些背叛皇帝的人，恰恰是皇帝自己培养出来的。祖大寿、祖大乐，这两位将军的牌坊，还伫立在宁远的街头。他们却同时投降了清军。于是，这两座牌坊便成了最大的讽刺。作为继任者的吴三桂，每次看到它们，心都可能为之抖动。投降。除了投降，已经别无选择。现在的问题只是：谁是自己投靠的对象？
在吴三桂看来，投降李自成更可接受，原因很简单，他是汉人，而多尔衮则是外族。下定决心之后，吴三桂迅速命使者，向李自成表达了归降的意图。这令李自成大喜过望，现在，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李自成手中了。
然而，形势的急转，还是发生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任何的意外都可能发生，一次轻微的碰撞，就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有趣的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对这种可能性都估计不足。
得意忘形的闯王军队开始在京城胡作非为。有两个与吴三桂有关重要人物被裹携其中，一个是他的父亲吴襄，另一个是他的爱妾陈圆圆。前者被拘押拷打，摧索家产；后者则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强占。
此时的吴三桂已经判定自己为一出悲剧的主角：“他不但失去了国家，也失去了家族，同时，还有最心爱的女人。在这个条理分明的世界上，他丧失了经度和纬度，找不到自己的坐标。”（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这次事件使吴三桂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并在瞬间之内完成了一次剧烈的蜕变，任何动听的政治道德在他面前都被撕去了伪装，他的目光在一瞬间洞穿了人性的残酷虚伪冰冷自私，在仇恨的煽动下，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冷酷被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现在，他失去了一切，他再也不需要为什么人负责了。他感到一种摆脱道德约束的轻松感。如果说此时他心底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复仇。在当时，他的复仇对象的明确的，那就是李自成，所以，他斩杀了李自成的使臣，在九门口摆开战场，在清兵入关后，像一条猎犬一样死咬、追杀李自成，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自成死后，他胸中的怒火并没有熄灭，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燃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敌人，包括他曾经最爱的陈圆圆——陈圆圆从此再没有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过从前的柔情，而是充满铁血与冷酷，出于对刘宗敏或者李自成曾经强占陈圆圆的妒恨之心，吴三桂甚至想杀掉陈圆圆，圆圆得悉后，黯然出走，削发为尼；包括他的前主——他用逮捕并用残忍的手法绞杀了朱明王朝最后的骨血、南明皇帝朱由榔和他的儿子；也包括他的新任老板：大清国，他于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3月1日在云南称帝，掀起一场军事大乱，直到8月18日暴死于衡州，他这颗被痛苦所煎熬的内心，才得到宁静。
许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巨大转机时，都归因于陈圆圆。吴梅村写：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首《圆圆曲》，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西方学者认为：“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Frederic Wakeman,Jr.: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ry China,Berkerley and Los Angele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美女陈圆圆因出现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而倍受关注，仿佛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真的具有操纵历史的能力。
前面已经说过，当时有能力操控中国政治形势的，只有崇祯、李自成、多尔衮，以及夹在他们当中的吴三桂。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在当时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其中李自成是老大哥，年39岁，而崇祯、多尔衮和吴三桂，都是三十三四岁。中国的命运，竟然握在几十意气风发的同龄人手中。实际上，在崇祯、李自成、多尔衮三位执政者中，存在着某种合作的可能。有可能形成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或者三国时期孙刘抗曹的政治格局，至少崇祯动过这样的念头，但他因自己的优柔寡断而错过了机会。既然角逐已无可避免，那么，对他们的政治智慧进行比较，就是非常必要的了，毕竟，在这种历史较量中，仅依靠运气，胜算的机率会很小。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这些政治智慧，而不是陈圆圆的容貌。
崇祯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道德上的优势——他是大明王朝的正宗皇帝，他的背后，有一整套儒家纲常学说作为思想后盾，这一点，作为反叛者的李自成和皇太极/多尔衮是不具备的。如果不是他大开杀戒，杀光了朝廷中的有用之臣，他的中兴之梦，或许还有实现的可能。他是一个真正的叛徒，背叛了大明王朝，也背叛自己的叛徒，他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敌人的最大支持，所有叛徒的危害加起来也无法超过他，所有的背叛行为，也都是由他一手炮制的。只是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而已。有人不禁发问：要是这些名将都在皇太极手下，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比这更可怕的，是由于土地政策的失败，大明财政已经破产，流民四起，帝国的向心力已土崩瓦解。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一向自信刚愎的崇祯帝走出十分难堪的一步，即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公开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但这个诏书并非表明皇帝要真心悔过，因为他的错误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它拢络人心的意图更加明显。只是，崇祯帝收买人心的技术并不及格，9年后，玉碎宫倾，他投缳而死，下葬时，竟无一名旧臣相伴，说明君臣关系，已降至冰点，倒是他的心腹大患李自成，为他进行了厚葬。
李自成在众多起义领袖中脱颖而出，在高迎祥被杀后，高举“闯王”大旗，一路杀入大明帝国的首都，表明他并非平庸之辈。可惜的是，与他的军事才能相比，他的政治韬略实在逊色。他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部将李岩（即李信），是他，为李闯王提出“均田免粮”的政治口号，李自成也因此而成为人间正义的代言人，并因此而不断壮大。但是，李自成在功成名就之后抛弃了李岩。是李岩最早看出骄纵的闯王军队在京城中埋下的凶兆，并上书李自成，要求停止在京城的暴行，因为他们在多年苦战中积累起来的民意基础，正在这些暴行中丧失殆尽。李自成没有听从李岩的劝告，从而错过了拯救自身的最后机会。等他醒悟过来，已经成为天下公敌，大势已去。
他们二人手里都有一副好牌，但他们实在不是出牌高手，糊里糊涂之间，输掉了大好江山。相比之下，多尔衮是最成熟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兄长皇太极——他们的家族，似乎具有政治家的遗传基因。他总能透过纷乱的表象，看穿政局的走势，无论在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显示出极强的控制力。比如，李自成捷足先登，进了北京，多尔衮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慌乱，相反，他已透过密探，了解了北京的一切详情，并且预见李自成必将败走。更重要的是，如他的父兄一样，他有着宽阔的胸怀，信任并且倚重汉臣，包括投降的洪承畴、范文程、祖大寿、祖大乐等，都用之不移。如同李岩之于李自成，范文程也向多尔衮提出了“非安百姓不可”的政治理念，与李自成不同的是，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多尔衮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理念。当他一再重复“严禁军卒，秋毫无犯”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挡住他的胜利了。
1644初夏，英国的马斯顿荒原十分闷热，不时走阵雨，从草原上掠过。这样的气候，给人一种绝望感。议会的军队，就是在难捱的闷热中，杀入国王军的马队。后来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马斯顿荒原战役成为英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克伦威尔因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被称作“铁人”，而他的部队，被称作“铁骑军”。这一年农历4月初九，多尔衮的大军也从沈阳出发，穿越广袤的辽河平原，向山海关的方向行进。初春的辽河平原是寂静的，复苏的土地疏松柔软，马蹄踏进去，瞬时就陷没了。这使整个队伍的行进，没有一丝声息。婴儿们的梦境，依旧在襁褓中延续。而多尔衮的内心，应该是无比兴奋的，离山海关越近，他的心就跳得越厉害。那是他的生父努尔哈赤、兄长皇太极，穷其一生无法逾越的关隘，现在，就要在女真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了。一种巨大的自信，从他的心中升起。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正在从相反的方向，向山海关的南面压来。在他的号令下，清军的动作突然加快，为争取时间，不作任何休息，逆着大风沙，穿过宁远城，直奔山海关。多尔衮全副武装，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接近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15日，多尔衮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吴三桂表示正式归降。
现在我们需要收拢自己的目光，回到辽东的长城沿线，回到九门口。此时，李自成和吴三桂，都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的一场血战，已经在所难免了。从中后所到九门口，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但这段路程几乎凝聚了吴三桂一生的悲喜。此时的九门口如同一支弯曲到了最大限度的弓，等待着箭矢飞出的一刹。在吴三桂的操纵下，九门口长城执行了它自建立以来的最后一次使命，只是这次它的敌人，不是关外的铁骑，而是来自关中的一支强大的农民队伍。
九门口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乡境内，南距山海关13公里，东距绥中县城55• 5公里，号称“京东首关”，建于明洪武十四年，是明代长城的重要关隘之一。这里南有角山，北有群峰，九江河与响水河在此汇合，有意思的是，长城通常是遇水而断，而在这里，长城却从九江河上横跨而过，从而封堵了清兵在冰冻时节，从水上突破长城关口的可能，所以，九门口长城，也是整个长城体系中，惟一的“水上长城”——在百余米宽的九江河上，纵行铺就了7000平方米的漫水条石，边缘与桥墩周围均用铁水浇铸成银锭扣，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片石”。在一片石上，筑有九座泄水的城门，关口因此得名。河边的山脊上，有蜿蜒的长城，与这座“九门口”相连。在城墙之上，有各种敌楼、哨楼、烽火台、战台、信台等设施，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现在，这里的一切还像当年一样，像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悲壮的往事守口如瓶。
李自成的军队还夹带着攻克北京的威风，从山谷深处，像一阵风一样刮出来，马蹄踩着松软的黑土的重浊声响与折断庄稼的清脆声响对比鲜明地混杂在一起。吴三桂被他们不可阻挡的气势折磨得十分恼火，复仇的力量使他像当年单骑救父一样奋不顾身，而他的军队，在他的激励之下，拚出全力。顷刻之间，死尸就堆满了半个山谷。许多死尸倒在河里，血红色的泡沫如同春天里的巨大花朵在河面上绽放。李自成是为了截断吴三桂的退路，才向九门口发起攻击的。但他的行动却为吴三桂找到了真正的后路——多尔衮目睹吴三桂与李自成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终止打消了对吴三桂的最后一点疑虑，二者的合作，只剩下技术性问题了。
终于，吴三桂开始剃发。他低下高贵的头颅，他的一绺绺长发，随风飘落。
山海关的东门，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无数次扣关，这扇关门都岿然不动，现在，它竟然如此轻易地开启了。多尔衮的军队鱼贯而入。多尔衮登上镇东楼顶，望着关内的苍茫大道，突然升起一种江山在握的快感。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的《康熙帝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事实上，鞑靼人（女真人）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