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边之首在辽东
我是在一个雨天前往前所的。前所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城西42公里处，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原来叫急水河堡或中前所，城西有强流河，蜿蜒清澈，绕城而过。
雨水模糊了我的道路，使近在咫尺的前所显得暧昧、遥远和虚渺。泥泞的道路两侧，是各式各样的店铺，业务范围涉及农机修理、汽车配件、香酒糖茶、卡拉OK，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里只有鸡犬之声，嗅不到丝毫的历史气息。寻找前所的过程并不顺利，直到它出现在我面前之前一分钟，我还在怀疑它的存在。
一座坚硬的古代军事建筑就这样隐匿于市井背后了。时代场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时代已经没收了英雄们的兵刃，凡夫俗子成为时代的主角。英雄已经成为遥远的传说，他们只能频繁出现于各种话本传奇里，日常生活越是平庸，他们的业绩就越是光彩照人。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无落脚之处，平安的生活正在抵销他们的价值。这是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代，但就是这个时代，让千千百百平民百姓找到了生活的位置。
前所是在一个偶然的瞬间进入我的视野的。车子从街上开过，我看见一座青灰色的城，在一条垂直的巷中，如幻觉般一闪而过。我几乎要与它失之交臂。我调回车头，钻入那条雨巷。三百年前的前所，出现了。
在拥挤的民宅簇拥下，从远处仅能看见它南门的局部。但是，我走得越近，它的整体，越是清晰地显露出来。仿佛我的靠近不是从空间上，而是从时间上的。斑驳的城墙，在我的视野里一点点延长，直到我走到它的脚下，攀上城台，整个城池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完整无缺，像一个完美的句号。明代在关外曾经建有125座所城，现大都只剩下一片废墟与残骸。这里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明代所城。我过去大多是从史书上，读到它们的名字。现在，我进入了一座所城，这多少令我感到意外。
卫所制度，是明朝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它是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被誉为美国当代汉学之一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先生在谈到这项制度时写道：“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参见[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Frederic Wakeman,Jr.: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ry China,Berkerley and Los Angele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明朝企图通过以兵御边和以屯养兵的基本策略，把蒙古军队困死在大漠中。士兵全部驻守于这些小型城池中，大者为卫（比如在现绥中县前所镇以东，还有一“前卫镇”，就是当年的遗留）；小者为所，它们大多环卫在长城以外，与长城形成战略上的纵深，或者说，它们与长城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系统。在明初统治者的设计中，这些貌似分散的卫、所，如同锁的各个零件一般环环相扣，严丝合缝。但是，如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这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依然没有脱逃被篡改的命运。贪污腐败像疫病一样潜滋暗长，即使像城墙一样坚固的制度，也不可能阻止它发展自己的势力。大明王朝的基业，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被侵蚀的命运。“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同上，第21、22页。）
英雄梦终于隐退了，因为那些潜在的英雄们，在上阵之前就会被自己人折磨致死。后来的事实证明，明朝不乏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像熊廷弼、袁崇焕，但他们不是横尸疆场，而是被自己人所杀。有明一代，杀戮功臣，几乎成为传统，英雄的鲜血，只能养肥权贵们自私的肚肠。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已成为军士们的第一要务。逃亡，在卫、所间大面积地发生。明朝政治中的道德沦落，使军人们心理上的长城率先倒塌了。卫、所的意义，终于被彻底修改。
“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同上，第21、22页。）
但无论怎样，这些卫、所的存在，透露了当年如临大敌的景象。它是一项与血、生命与忠诚相关的事物。在它的背后，曾经有一套强大的信仰系统支撑着它。这使这些卫、所，在血泊中屹立了几百年，直到有一天，它走向了它的反面。清代学者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写道：“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在努尔哈赤兴兵（万历十一年）至明朝灭亡（崇祯十七年）的60多年间，仅辽东地区的军费开支，就足以使明朝财政彻底崩溃。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从建朝伊始就陷入一场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是明朝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敌人。与帝王们的愿望相反，厚重的边墙什么也捍卫不了，明朝的几位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努尔哈赤，都是从边防军士或者边民中脱颖而出的，这一点，一定令帝国的主人们感到措手不及。
十一、天下英雄谁敌手
犹如下棋，明朝皇帝在辽东布下几个关键性的棋子：山海关、前所、前卫、沙后所、宁远（兴城）、锦州、沈阳……它们依海岸线向东北排列，形成辽东军事防御的整体链条。努尔哈赤试图入主中国，必须找到打开这条锁链的钥匙。他们的工作必须从打破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开始。从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开始，努尔哈赤开始一步步摆下他的棋子，向明朝在关外的据点围拢过来。自此之后，明朝的城池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最先倒掉的是抚顺，尔后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在今辽宁省抚顺市东，浑河上游与苏子河合流处，西距抚顺70里，东距赫图阿拉百余里）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接下来，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相继失陷，努尔哈赤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曾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避。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明熹宗实录》卷十五，第19页。）
越来越多的明军归顺努尔哈赤。沈阳的降将中，有一个中卫指挥使，名叫曹锡远。他的家族命运，从此与清王朝的命运紧紧相连。数十年后，他的五世孙曹雪芹，写下一部旷世奇书——《红楼梦》。
长城内外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终于暴发了，边墙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它的设计极限。它是在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强大势能，这种强大的力量，先是令大明朝廷上昏聩的君臣们大吃一惊，继尔吓破了胆，那些在党争中冲锋陷阵的官僚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失掉了指点江山的本领。当然，国家兴亡之际，从来不缺乏真正的英雄，然而一旦他们挺身而出，他们会立即成为整个朝廷整治的对象，你死我活的百官们会在一瞬间统一立场，配合默契，联手向英雄发出明枪暗箭。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英雄血来祭奠朝廷的光辉旗帜。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就先后成为他们祭坛上的牺牲。
萨尔浒之战明军的惨败，把一个已被罢黜的忠臣良将再度推向前台，此人就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省武昌）人，史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善左右骑射，性刚烈。关于性格，《明史》的评语是“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尽管他有勇有谋，但这种不堪趋附的性格，注定他走不出多远。
攻取辽阳之后，努尔哈赤将这里定为他新的首都。他被他的巨大胜利所鼓舞，开始大宴群臣。总兵以下，备御以上各级将帅，左右分班列坐，亲赐的金樽美酒成为对他们流血流汗的补偿。与此同时，明熹宗，也在为刚刚复职的熊廷弼赐宴饯行。明熹宗亲自为熊廷弼以前所受冤案平反，说他过去在辽东一年“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并且自责，因受流言蜚语的煽惑，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回籍，现在想来，非常后悔，劝他不忘皇祖重用之恩，看在君臣大义分上，为消除边患，筹划安攘。
国事不堪，为国尽忠是所有忠臣良将的惟一选择，尽管在整个朝廷上，他们显得有些形单影孤。他们以皇帝的名义而死。他们全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护一个新兴的帝王，一个被众多美女和佞臣阉官所簇拥着的怪物与以他的姓氏所命名的王朝社稷。皇帝实质上是被飞龙盘绕和锦衣包裹着的空洞的概念，却成为勇士们赴死的原由。只有皇帝的座位是真实的，它只供王朝里的尸位素餐的权贵围绕，像嗡嗡营营的苍蝇在腐尸上抽取穷奢极欲的生活。勇士们从不思考这一点，他们仅以生命的代价实现那些骗子们的阴谋。他们被苍蝇和虫子的苟生之计推到正义与忠烈的崇高位置，然后坠入深渊。实际上，他们的面前弥漫着云雾，他们所能穿越的只能是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这是极其可怕的，因为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天险可以据守。他们挥起刀剑时已踏入漆黑的陷阱——一个先知曾说，那拿起剑的必死于剑下。他们便受到帝王与剑的双重支配，忠贞地执行来自黑暗中心的肮脏卑污的死亡命令。（张锐锋：《古战场》，见《蝴蝶的翅膀》，第193、194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熊廷弼的兴奋很快就被黑暗所包裹。他抵达山海关的时候，那里刚好被一场大雪所覆盖。战无不胜的长城，此时也沉默不语。它的神经，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喊杀之后，已经脆弱不堪。兵士们中朔风中瑟瑟发抖，整个边塞，正处于无饷无粮的状态中。更大的陷阱，正对熊廷弼虚位以待。这个陷阱，就是党争。它使熊廷弼出师未捷，就遭弹赅。片刻之间还满怀深情厚意的皇帝，眨眼间就板起了面孔，在百官的呼吁下，对熊廷弼下诏免官。熊廷弼第二次去职。大敌当前，书生出身的袁应泰仓促应战，辽沈失陷，其间70余城，竟不战而下，方圆百里，逃得空无一人。
熊廷弼第三次复任时，党争仍在继续。此时，对于身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努尔哈赤，而是他的同僚们。朝廷的党争此时已经一条大河，波澜壮阔，支岔纵横。它的支流，渗入王朝的每一个细小的局部，即使走到天边，也无法逃脱它的纠缠。广宁巡抚王化贞，就是熊廷弼身边最大的绊脚石。
“经抚不和”的苗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熊廷弼根据辽东战事的经验教训总结出：在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之前，明军是无法与精锐的后金军在一马平川的辽河平原上野战的。为此，他提出“以守为战”的方针，进而提出“三方布置策”的战略思想。
“三方布置策”的精髓是：以广宁为主，重点布防，抵挡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在天津、登州、莱州置舟师（即建设海军）袭扰敌军侧后；经略驻节山海关，节制三方，徐图进取。显然，这是一个稳妥有序的战略。但是，在善于纸上谈兵，急功近利的阁臣们看来，防守从来就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作为阁臣的代理人，王化贞与熊廷弼大唱反调，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要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作内应，借察哈尔林丹汗蒙古兵40万，夸海口曰：“愿以6万兵进战，一举荡平！”“仲秋之月可高枕无忧而听捷音”。（据《明史》卷259《王化贞传》；《帝国雄关》，第32、3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军事观点的不同，应当说无足为怪，然而，王化贞的分庭抗礼，则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而非为军事本身。这位心高气傲的巡抚，是投靠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门下的，而叶向高的后台，正是阉党首领魏忠贤。这种局面，已经让熊廷弼寸步难行了。广宁兵13万，熊廷弼关上却没有一兵一卒，辽东经略，已成光杆司令。
正当明朝主将议战议和守无定策，兵士怯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严重时刻，后金开始了他攻取广宁的步骤。在经过了认真的休整和充分的备战之后，努尔哈赤留下少部分军队驻守辽阳，他亲自统帅主力部队，在皇太极等贝勒、大臣的协助下，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 正月18日出发，经鞍山等地，夜宿于牛庄。辽河西岸，明朝在西兴堡、西平堡和镇武堡均有驻兵，他们是防守广宁的前哨。20日清晨，后金军拔营，几小时后，到达辽河。明朝的防河士兵见势不妙，急忙逃走。后金的前哨部队追击至20里外的西平堡。西平堡和镇武堡于是成为后金进攻广宁的战斗中最为惨烈的战场。（据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第12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王化贞的牛皮，在西平堡的刀光剑影中显然不堪一击。他的盲目自大，把熊廷弼，连同广宁的百姓一起，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熊廷弼从此再无机会东山再起。在这场激战中，王化贞听信宠将孙得功，调集所有兵力倾巢而出，集中狙击努尔哈赤。在平阳桥上刚一交锋，孙德功领头便跑，口中大呼：“败了！败了！”对于失去了精神支撑的明军而言，溃散是在一分钟之内发生的。这种溃散一旦发生，就无可救药。士兵们无心恋战，然而他们溃逃的速度终于抵不过后金军队箭矢飞行的速度，他们的逃命实际上是在奔向死亡。
西平堡和镇武堡的失利，并没有让王化贞醒来。也许战斗伊始，他的大脑就陷入一片空白。孙德功逃回广宁，到处向军民宣扬剃发投降，还命令手下封锁府库，以待后金军。整个城池都乱了阵脚，人流向城门涌动，企图夺门而出。王化贞对此竟毫无察觉，他像平日里一样，早起后慢腾腾地展开文书。这时，他卧室的门被突然撞开，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手下参将江朝栋。江朝栋的声音已带着几许哭腔：“大事不好，快走！”
王化贞只带着少数随从，向闾阳驿逃奔，遇到从右屯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熊廷弼悲愤地问他：“你不是说6万军队，可以一举荡平努尔哈赤，现在怎么样？”王化贞的嘴张了半天，却说不出一个字。（据《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王化贞传》。）
广宁失守，几乎已将大明王朝推向绝路。这一历史责任，应当由王化贞和他背后的阉党担负，然而，由于当时阉党正处猖獗之时，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审理熊王一案，结论是：“宜用重典，以儆将来”，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论处。如果熊廷弼此时没有对魏忠贤的索贿要求置之不理，他或许还有生还机会，然而，这正是他所不齿的勾当。当时恰逢与熊廷弼交好的东林党六君子也都入狱，于是，阉党以极佳的想象力，虚构了六君子之首杨涟收受熊廷弼贿赂的案情，在阉党徐大化、崔呈秀的主持下，“追赃”审讯开始以残酷的方式进行。熊廷弼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的长子也在“追赃”的压力下，自杀身亡。
熊廷弼死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8月二十八。那天天亮时分，熊廷弼起床后，从容地把脸洗得干干净净。那时他已透过狱卒的举动，感觉到自己死期到了，只是还不知道，自己的头颅，将在被斩掉之后，被心理失衡变态的皇帝，下诏“传首九边”，即在前面所说的九边，传来传去，供人欣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王化贞，却在熊廷弼死后，又苛活了5年。
来自朝廷的血色恐怖并没有阻挡英雄的道路。他们的固执，在江河日下的明朝，堪称一道风景。在明朝，特别是明末的历史上，从中央到地方，不知有多少义士，履行着他们飞蛾扑火的义务。他们在血泊中站立的事实可谓耸人听闻，令人感到敬佩、晕眩和不解。熊廷弼尸骨未寒，熊廷弼的继任者孙承宗，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庞大计划。萎靡不振的长城，开始在北国凛冽的风中苏醒，并再次像武士一样挺立起来。这是长城历史上的又一个值得记忆的时期。厌战的士兵们，此时看到一个面孔儒雅而身姿挺拔的新统领，迎风站立在关城的垛口边上。他们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与刚刚死去的熊廷弼大人相似的表情——明朝的全军将士已经通过那颗传边的首级，对熊大人的面孔了如指掌。那颗带血的头颅传达着死亡的讯息，而士兵们，却从它上面看到了生的希望。现在，这样的希望再次从孙承宗的脸上浮现出来。
孙承宗一到任，马上精简京师部队，抽调兵力，开始修筑蓟镇长城，巩固山海关老龙头长城。与明初的大修长城相比，这一工程并不巨大，但它是关键性的。它的使命，是保住明朝生存的最后底线。孙承宗毫不客气地处罚了若干庸碌无为的大臣，包括那位指出辽东“四坏”的王在晋，使辽东军备焕然一新。他起用了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等一批卓越将领，收复了大量失地，至天启五年，由山海关、宁远至锦州的宁锦防线正式形成，长城的防卫系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此，《明史》的评价是：“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明史》《孙承宗传》。）然而，如同熊廷弼命运的翻版，他还是败了，并且，还是败在魏忠贤的手下。与魏忠贤的交锋，使他的宏伟大业中途夭折，无疾而终。
孙承宗曾任天启帝朱由校的老师，又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看透了魏忠贤的不忠不贤，对魏忠贤既厌恶又不齿，这令魏忠贤如坐针毡。魏忠贤数次向这一实权人物摇橄榄枝，孙承宗非但不上贼船，反而下定了扳倒魏忠贤的决心。天启二年，孙承宗试图借给明熹宗上寿之际，面陈天启帝，废掉魏忠贤。不幸的是，他走漏了风声，这一关键性的情报，被魏忠贤掌握。孙承宗还在路上，魏忠贤就已跪倒在天启帝的龙袍之下，泪雨滂沱地表白自己，并且轻而易举地打动了天启帝。天启帝于是下诏，以边关重将不得擅离防地为名，阻止孙承宗进京。弹赅魏阉的行动，还未开始，就结束了。
皇帝的宽宏，给了魏忠贤反击的时间。孙承宗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火力，现在，他和孙承宗之间的对决已经明朗化了。开弓没有回头箭，魏忠贤只有置他于死地，才能换回自己的生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历来是他的长项，这次，他再度将这一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一直将孙先生称为“吾师”而从不敢直呼其名的天启皇帝下谕，免除孙承宗的一切职务，由高第——魏忠贤的党羽接任。孙承宗在辽东的多年经营，被怯懦无能的高第很快挥霍一空，把山海关外所有防务一律撤除，因此辽西一线，只有宁远城孑然仅存。（《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是座不大的古城，边长只有800多米，十字街道将城内分成四块，每面城墙正中设有城门，上面建有砖木结构的城楼。每座城门外侧均有半圆形瓮城，它的中心是一座钟鼓楼，白天报时，遇到敌情时报警，现在它仍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城内还有诸多庙宇、牌坊。从各个角度上讲，这都是一座精致的小城。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大明王朝在关外的本钱丧失迨尽之后，宁远，已成为辽东这个巨大棋盘上剩下的最后一粒棋子。
新的炮灰应运而生，袁崇焕出场了，企图重振长城的雄风，遗憾的是，他的出现，成就了长城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他的命运，远比熊廷弼、孙承宗更加惨烈。
就在孙承宗下台后的第二年，即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统领13万大军，号称20万，开始向宁远发起总攻。密集的剑戟如同粘稠的冰河般缓缓流淌，在北方的原野上，发出巨大的光芒。这条宽阔的冰河寻找着可以冲破长城的豁口，宁远，此时成为它不可回避的阻碍。
坚冰与城墙的撞击，势必产生巨大的震荡。总攻于24日发起，小小的宁远城，在隆隆的炮火中战栗。后金军队以战车覆盖生牛皮，下伏勇士，用斧椎凿城。有的披双重铁铠，推双轮车进攻。袁崇焕指挥城内守军，以炮火猛轰敌阵，投掷药罐、雷石，放火烧战车。技术含量的提高，使得战斗更加惨烈。血液与脑浆在城的上方飞溅，把城墙染红白蓝绿，异常鲜艳。城墙仿佛有了神奇的再生能力，每被炸开一个口子，它的伤口都会立刻愈合——是士兵们的尸体堵了上去。古城的骨头，似乎都被枪炮声震酥了，但两天后，当飞扬的尘土渐渐落定，人们发现，它依然无好，安然无恙。无奈之中，努尔哈赤只好留下500具尸体，黯然撤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第9页。）
这是明军一次久违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它的荣誉归于它的指挥者袁崇焕。明熹宗这一次兑现了他的承诺，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而一世英雄努尔哈赤，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明军的红夷大炮击伤，“大怀愤恨而回”（同上），在宁远战后8个月，不治而死。（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七引《春坡堂日月录》。）
宁远标明了后金人的限度。与长城近在咫尺的宁远，从此成为后金军队无法逾越的界线。宁远大捷后和第二年，努尔哈赤的汗位继承者皇太极，统领十万大军再度南下，仍然止步于此，并送给袁崇焕一个“宁锦大捷”。
但是上帝还是给了皇太极机会。1627年，明朝更换了皇帝。新登基的皇帝是崇祯。与明神宗万历皇帝与明熹宗天启皇帝不同，这位崇祯皇帝上台后十分勤政，生活简朴，励精图治，一再下诏减膳，可惜，他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对于大明王朝而言，来得太晚了。“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张宏杰：《无处收留》，见《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与崇祯皇帝的美德相比，他的一个缺点对于大明王朝而言更加重要，那就是他的生性多疑，而王朝的危境，又恰恰助长了这份多疑，使它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崇祯的所有努力都抵不过这一缺点造成的伤害。而皇太极，正是利用了崇祯的这一性格，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照搬了其中“蒋干盗书”的计谋，在他们围攻北京其中，故意把袁宗焕与皇太极内中勾结的“内幕”透露给明朝俘虏，一个姓杨的太监，并故意放跑他。杨太监回宫后，立即向崇祯秉报了他这一重要发现，崇祯果然中计，将袁崇焕从前线召回，缉拿入狱。温文尔雅的崇祯，转瞬间就露出凶恶的毒牙。在巨大的愤怒面前，他显然失去了理性，把大兵压境的恐惧和江山危急的挫败感全部发泄到袁崇焕身上。他居然为这位卫国功臣处以最残酷的刑罚——凌迟。他要行刑者的刀片，一寸一寸地剐完英雄的血肉。这就是袁崇焕出生入死为国效忠得到的全部奖赏，而那些贪生怕死之徒，正躲在角落里窃笑。但崇祯的恶毒并没有到此而止，他甚至将这位英雄的肉标价出售，由京城百姓论价购买。受到蒙蔽的百姓们，果真把袁崇焕当作可耻的卖国贼，在押送袁崇焕赴法场的途中，就开始撕咬他的身体，“咬穿肚腹，直达内脏”（《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同上。）《明史》虽然是由清朝人编篡的，但它的执笔者写到这里，仍然一嘘三叹。
皇太极的计策并不高明，但它打中了崇祯的要害，因而堪称实用。它的献计者，是归降的汉人范文程。与崇祯的多疑相比，皇太极对汉人范文程无比信任。这使这位“军中诸葛”在满清开国史上立下卓越功勋。大明王朝英雄辈出，但明朝皇帝把他们一个个杀掉了——他们的经历竟是如此大同小异。这表明这种现象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英雄们必须接受的宿命。当他们决定精忠报国的那一天，他们必须对自己未来的末路，了然于心。
旋转的刀片终于停止，我在想，是谁操纵着这个刀片——行刑者、崇祯帝，还是皇太极？
这一幕并不发生了长城，而是发生在被长城护佑的京师。但是我想，长城，还有长城上所有的将士，一定在关注着这一幕。当刀片向袁崇焕坚实的胸膛刺去，长城一定会感到一阵惊挛。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英雄如走马灯般轮番出场，而他们的现实效用，却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可以令敌人闻风丧胆，却又在同僚面前不堪一击，成为官场的牺牲品和润滑剂。只是，慷慨的大明王朝，在将袁崇焕送入官场的绞肉机之后，就再也拿不出像样的忠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