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记 （四）
祝勇
八、山海关的诞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明初的统治者实施了一次外科手术，对辽宁做了切割处理。辽宁在第一次被分离在长城之外。
这位外科医生，就是明朝大将徐达。这一次，他扮演的是建筑师的角色。在明初那段时间里，这位将军多次兼任了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角色，比如，明洪武元年8月2日（ 1368年9月12日），徐达率领军队攻入元大都北京，元顺帝和后妃、太子以及部分蒙古大臣从健德门仓皇北逃。此后，徐达便主导了对北京的改造。山海关是在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修建的，他的主持者依然是当时负责明朝北方防务的徐达。
这表明这些城池建筑的兴建，军事目的是首要目的。中国许多重要城池，都是出现在显要的地理位置上，作为巨大的防御工事存在，而不是商品贸易发展的自然结果。山海关的重要位置，在地图上有清晰的显示——它的东面是大海；西北面是崇山峻岭，明朝后来在那里又修建了长城；在东北通往华北的狭长通道上，它把守着最关键的位置：它与北京城相隔不过300多公里，是京师的护翼，更是阻挡关外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就像一把巨锁，在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要道上了保险。有关巨锁的比喻来自古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明朝一位战略家也曾评价它为“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吃紧外。”（《明熹宗实录》卷三一。）
这条狭长的通路，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商代，山海关属孤竹国辖下，春秋时归属北燕，秦代归辽西郡统辖，两汉时期隶属幽州辽西郡临榆县。魏晋后，先后归属于慕容、拓拔、符氏等少数民族治下，历经北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直到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才在此初置北平郡，唐以后，更名为古城县。
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民族，在这条狭窄的古道上擦肩而过。道路如骨骼般，支撑起帝国结构复杂的躯体，使它的所有器官保持正常的机能。辽金以后，这条道路上汇聚的民族更加密集和拥挤。契丹人开始向这里大量移民，中原人也开始涌向这里。于是，这里被形象地命名为“迁民”镇。元代以后，迁民被划归辽阳。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明朝初年，明朝的最大敌人，就是被他们打退到蒙古高原上的蒙元势力。那时东北的女真等民族，还没有完全从蒙古人的压制中摆脱出来。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采纳徐达、李善长、刘伯温等人意见，决定兴修长城，在明朝与蒙古人之间，划出一条军事界限。当时的修建重点，在居庸关。
洪武四年（1372年），在徐达的主持下，明朝开始向永平府移民。这是明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当然是出于军事目的。永平府一带，背靠燕山地带，境内人烟稀少，燕山以南是一片旷野平原，需要高山险隘、边墙排布，方可拒元军残部及一切外族势力。就在这一年，十几万人的大迁移开始了。辽宁南部至华北的大片荒野，在这一年，开始升起炊烟。
同年，从没打过败仗的徐达调集15万骑兵，奉皇帝之命，出山西雁门关，再向西北行军，千里跨越戈壁沙漠，向蒙古人发起攻击。另外两支较小的军队，交给了冯胜了李文忠。李文忠从应昌前去降服还留在内蒙古和满洲的蒙古人。为了支持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吴（礻+真）被派负责经海路运送给养到辽东半岛。（据[美]牟复礼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edited by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洪武六年（1374年），蒙元军队从蒙古高原东端呼啸而下，从东路发起一次大规模袭击，战火从燕山以南的抚宁县（今河北省抚宁市），蔓延到瑞州、迁民等镇。道路在马蹄下战栗，被粘稠的血液浸透，马蹄踏上去，半天拔不出来。洪武十四年（1382年），一场决战开始了。此前两年，蒙古军队与莫斯科军队在库利科沃同样举行了一场艰苦的会战，结局以蒙古人的完败告终，俄罗斯开始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洪武十四年11月，蒙古领袖完者不花与乃尔不花率数千蒙古兵，向永平府发起攻击，明军指挥刘广在激战中阵亡，千户王辂分兵在迁民镇、界岭口设下埋伏，堵截蒙古兵的归路，明军又从燕河营出兵夹击，元军被迫向迁民镇撤退，刚好落入明军的埋伏圈。这里见证了明军与元军战史中的一次辉煌胜利，也把明朝统治者的目光，吸引到迁民镇来。
徐达在战后仔细观察了迁民的地形，顿有所悟。
徐达果断发布了一道命令：“发燕山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道关”，“9月甲申，卫城定名山海关。”（据刘剑：《帝国雄关》，第3、9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几年以后，这位山海关的缔造者背上生了疽，朱元璋赐给他一盒蒸鹅，徐达看到蒸鹅后潸然泪下，不是感动于上级的关怀，而是知道了自己死期已至。功成名就之后，皇帝要送他进天堂了。这是帝王对待功臣的惯用手段，朱元璋与别人的区别是，他的手段更加无耻。对于背上生疽的徐达而言，那只味美的蒸鹅行使着毒药的功能。他以恩赐的名义判处于徐达的死刑。就像他不久前将徐达的夫人谢氏用乱棍打死时，对徐达说：“我为你除了一害，你应该高兴。”典型的朱元璋式厚颜无耻。这是流氓与权力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忠君者都必须承担这样的结果。在皇帝的恩赐下，一代名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他的结局，与秦长城的缔造者蒙恬如出一辙。
14世纪70年代开始，蒙古帖木儿帝国在撒马尔罕度过了它的强盛时期。徐达就是在这个时候修筑山海关的。几乎与徐达修筑山海关同时，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远赴河西作战大将冯胜，修筑了嘉峪关。这里是河西走廊最狭窄处，南为祁连山，北为黑山，二山之间只有15公里左右。其间有九眼泉，水草丰美。嘉峪关最初只是一座孤城，后来在西、东、北修筑了三道边墙。西边墙“南自讨来河，北尽石关儿，共长三十里”；东边墙“西起嘉峪关北边墙，新腰墩止，一万九百八十四丈”（合73里）；北边墙在肃州（酒泉）城北三十里，“东西长七十里”（乾隆《重修肃州志》第十一册《肃州》边墙。）北边墙向东，与高台县（所）的边墙相连接。嘉峪关附近新修的三道边墙，共长173里（明里），相当于83公里。
在明朝，长城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摆动，它的龙头部位，与燕长城相比，它的主体它中原方向收缩靠拢了数百公里，它的东方终点也不再是在绥中的碣石，而是在今辽宁、河北交界的山海关。这不仅是长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辽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次剧烈的摆动，刚好把辽宁彻底地亮在长城之外，使辽宁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塞外”。“关外”或者“关东”名称，也由此而来。如前所述，长城的这次变化，与明朝初年的政治形势有关，即被明朝军队驱逐到蒙古高原的蒙元势力，对这个成立未久的政权形成巨大的压力，而这股来自北方草原的勇猛力量，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来说，都是一场无法摆脱的恶梦。尽管历代王朝几乎从未停止过对于长城的整饬，将抵制北方洪水的希望，全部寄托于这条漫长的堤坝上，但是，洪水依旧时常冲破堤坝，弥漫半璧江山。蒙古人甚至灭亡了整个汉族政权。朱元璋刚刚推翻蒙元王朝，他绝不会忘记那个强大王朝对他的提示。他想必认识到长城的局限性，但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长城的功能，以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朱元璋甚至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筑墙的意义，比起称王更大重大。明成祖朱棣是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徘徊最久的一个皇帝，他的丰功伟绩无法遮掩他文化上的痛苦与彷徨。他把都城从美丽富饶、性感十足的长江之畔迁到燕山脚下的北部边疆，面对着虎视眈眈的蒙古势力，像一个卫兵一样看守着他的国家。在北京长陵（礻+陵的右半边）恩殿，我看到了他的塑像，试图通过他若有所思的表情，看透他的内心。他们像战士离不开盔甲一样离不开长城。他们的权力与梦想都需要长城来维持。长城越高、越厚、越长、越坚固，表明朝廷的神经越脆弱。那些久别的疆场，习惯了宫帷中死一般的寂静的皇帝们，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起风吹草动，来自边塞的厮杀声将他们惊恐万状彻夜难眠。如同在家门口多上一把锁，就给自己增加了一道保险，皇帝们需要一道、一道、又一道的城墙，把死亡的呐喊严严实实地挡住，让他们偷得片刻的宁静。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从建筑它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只能在长、宽、高三个维度上不断扩展，成为体量巨大的超级建筑。因为漫长的长城，经不起任何断裂与破绽，那些断裂处，将如堤坝上的洞口，承受洪水百倍的压力，所有积蓄的势能，都将从那道口子里喷勃而出。被压抑的力量一经释放，必将势不可挡。而那些看上去完好无损的长城，也时时处于摇摇欲坠的危境中，因为静止的堤坝，面对的是涌动的洪水，后者在运动中产生的能量，需要前者投入数倍的力量才可能抵销。而长期的浸泡，将使堤石随时崩塌。朱元璋想必深谙这些物理学原理，所以，尽管立朝之初，国力不支，但他对长城工程却毫不迟疑。长城成为套在中原王朝颈上的一个巨大绳索和圈套，成为一个工期长达两千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局的巨大的烂尾工程，它将把各种王朝的财政一点点耗尽。尽管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造长城的秦始皇，就是亡于这项工程，但是，明王朝投向这个圈套的步伐仍然是义无反顾。它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慷慨地奔赴自己的命运。但它的义无反顾丝毫未曾减低它的噩运，自万历朝，准确地说，是在万历的老师张居正去世，万历固执地废除了“一条鞭法”以后，这个华丽王朝就陷入深深的财政危机无法自拔，万历之后的每个大明皇帝都比叫花子还要可怜，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世界第七大奇观的建设，是以整个王朝的幸福作代价的。据历史学家黄仁宇测算，每修筑一英里城墙，政府要费银6000两。（[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3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另据《明神宗实录》透露，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万历十一年，国库财政赤字为230万两白银（《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政府能够拿出的对策仅仅是加征。加征对于王朝而言无异于竭泽而渔，最终把王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耐人寻味的是，背叛长城的，正是山海关的把守者、大明皇帝崇祯倚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是他，命令手下将士，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关城的东门，令女真铁骑如同旅游者般，轻松入关。
长城从辽宁向南大幅度收缩，一方面是因为山海关无可比拟的海陆位置第一次得到中原王朝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朝采用了“东夷制北虏”的政策，即用女真人对抗蒙古人，山海关的建造，将关外的女真人，推向了战争的最前沿。辽宁，于是成为他们骜战的战场。这势必使蒙古人对长城的压力有所减轻。然而，后来的发展却超出了明朝帝王们的预计，到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却日益强大。而女真人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缘于他们的退路，已经被身后的巨大关隘所斩断。如不崛起，则必将灭亡。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女真人正是由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山海关南下，灭亡大明王朝。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公元1644年），有趣的是，前面已经提到，卫城定名山海关那一天，正是“9月甲申”。建城与城破，都在甲申，不知这是巧合、宿命、劫数，还是历史预设的神奇密码？
九、未完成的杰作
长城像历史一样庞大。我们不可能发现它真正的起点和真正的终点，因为在起点之前，还存在着起点；在终点之后，还存在着终点——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是如此。一个专治长城历史的学者，无论用多长时间进行考察，最多也只能看到长城的主体部分，而无法目睹长城的全部。人在完整的世界面前永远只能是碎片。就像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够容纳全部历史一样，总有许多细节掩藏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挑战我们业已形成的常识。
《圣经》中的巴别塔是古巴比伦国王内布卡德内察尔建立的一条通天之塔，在抵达天空之前，塔的生长不会停止。但内布卡德内察尔的事业最终半途而废了。根据卡夫卡的判断，“长城所完成的业绩，比起巴别塔的建筑毫不逊色。”（《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与纵向的巴别塔相比，长城是一条横贯大地的奇观，大地有多广袤，长城就有多漫长。只有大地有资格成为丈量长城的尺度。长城像一个动态的画卷、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它的起源模糊不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观察它的兴趣。我们试图通过对它细节的观察来了解它的全部，我们对于完整的渴望，始终在推动我们妄图以一己之碎片来把握完整（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人天然对结构的完整性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第3—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面对浩瀚的事物，我们的对策也只有如此。
根据本书的叙述，长城最初是由许多条支流组成的。它们分别发源于战国时代的几个王国，是秦代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疆域，使它们汇流成一条粗壮有力的大河。这条大河几经受阻，但终于冲开一条弯曲的河道，在几经离乱之后，又寻找到从前的线索，一路流向明朝。明朝几乎是长城的最后完成者。历史是断裂的，这种断裂的形象有如一座座拔地而起、互不相连的山峦组成的长长的序列，长城企图把它们全部连接起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后，长城的事业开始走向衰退。长城的肌体在岁月的攻击下开始变得日益憔悴，骨骼在朔风中倦缩。长城的流动与变幻，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中打量长城，我们看到的景象可能完全不同，就像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打量长城，我们看到的事物会有所区别一样。这使长城显得更加诡秘莫测。我们无法找到观察长城的最佳视角。站在长城上，我们只能看到长城的片段，如同我们只能感受时间的某个片段一样，那个更大广大的长城，已经去向不明；我们站在远处，试图使视角更加开阔，这个时候，长城却只向我们呈现它的轮廓，所有的细节则在距离的掩护下悄然消失。
长城在建造之初，体现出很强的随意性。没有统一的设计、统一的规划，更没有统一的建筑标准。那时的长城多采用土筑、土石混筑、沙土夹红柳或芦苇混筑，加以夯实，形成夯土墙。总之，当时的长城动用了能够动用的所有建筑材料，在荒无人烟的山岭边塞修筑长城，其人员组织、后勤保障，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系统工程。这些简易长城在历经风吹雨打之后逐渐脱胎换骨，在跨越两千年时光之后，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铜墙铁壁。在大修长城的明代，火器已经出现在战争中，人类战争也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大墙之内的民族需要应付的已不仅仅是草原部落的马蹄，还有他们的火炮。这对明代长城的结构与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城的工程技术和防御能力在明代有了质的跨越。这时的长城，在结构上采用砖石结构，以砖、石彻墙，中间填夯土或砌碎石。徐达修长城时，除城墙外，还在重要地点加修了烽、堠、墩等警报系统。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政权，明代是长城的完形期。“明长城把长城形象地展现在中国大地上，它有一种尺度上的辽远和气势上的博大，有洞穿历史时间的力度和跨越古今的飞越感。正因为有了明长城，我们才对早已毁迹或只残剩零星遗点的各朝代长城有了形象上的认同，进而有动力去追寻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董耀会：《沧桑长城》，第13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谁是长城的总设计师？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不可能有人具有如此广大的视角和控制力；如果长城是分段建造的，那么它们又怎样如此和谐地连接在一起，浑然一体？曾任德国东方学学会会长的雷德候先生(Lothar Ladderrose)在观察中国古代文化时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即，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且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他将这些构件称为“模件”。对汉字、青铜器、兵马俑、漆器、瓷器、建筑、印刷和绘画的研究，为他的理论提供了证据。（参见[德] 雷德候：《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尽管托夫勒把标准化生产当作工业时代的标志，但雷德候认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就使用“模件”进行规模化生产了。在他看来，中国人在自己文化中创立了一种聪明的复制方式，而复制，是符合大自然的法则的。“复制是大自然赖以生产有机体的方法。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凭空创造出来。每一个个体都稳固地排列在其原型与后继者的无尽的序列之中。声称以造化为师的中国人，向来不以通过复制进行生产为耻。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以绝对的眼光看待原物与复制品之间的差异。”（同上，第11页。）正是对复制的热衷，推动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从雷德候的理论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发现长城建筑的秘密，即：长城是以“模件”的方式进行组装的，它的城垛、敌楼，都可以被认为是可以复制的单元。由于构件与整体之间的比例关系事先得到精密的计算与确认，那么，即使每一个具体的施工者无法看见那庞大的建筑整体，但每一块石头的积累，都会最终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无论多么庞大的工地都不会出现混乱，有一天，他们会突然发现，长城已经成为崇山峻岭间的现实。长城是可以复制的，或许，这就是它在时间和空间的接力中，从未中断的原因。
模件化生产的另一结果，是培养了社会的同质性。任何形式的“异端”，都不可能在模件化生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会发现，所有的部件，都已事先设定，并且安排好了。它们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当统治者面对像修建长城这样庞博的难题时，模件化生产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同时表现出他们在面对这个杂乱无章的国家时超乎寻常的统治智慧。他们同时发现，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社会管理同样有效。或者说，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模件化的思维方式，而他们自己，也已经成为模件系统中的一部分。他们被这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好处所蛊惑，于是，思想的模件化进程得以大大推进，从秦始皇到朱元璋，这一进程的狂热分子层出不穷。到了明代，《四书》、《五经》已经彻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模件。中国人的精神在引经据典中陷入无止境的轮回。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表现出对模件化的超常迷恋，它的有效性，使专制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模件化展现了中国人不同寻常的创造力，但它同时成为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这一历史悖论，实在耐人寻味。因稳固而保守，并因保守更加稳固，中国社会呈现出与长城完全相同的品质。
或许，作为一种实用工具，长城并不需要承担道义责任，这使我们的议论显得空泛和多余。无论怎样，长城已经在繁复迷乱的历史图景中站住了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没有一个建筑，像长城这样，对历史施加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使我们打量长城的目光有些异样。至少，我们不能像打量其他建筑那样打量长城。
长城如潮水般起伏不止，砖石间蕴藏着一种神秘的推力，把长城一波波荡远。这使长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韵律感。分布均匀的城垛附着在它抖动不止的身体上，形成鲜明的反差。出于实用目的的军事防御设施，在敌情解除后，仍然具有美学上的价值。我们甚至怀疑，它的建造者，首先是根据美学原则建造它的。有时我会觉得，在它的形状面前，它的历史已不是那么重要。所有荡气回肠的记忆都在美的身后悄然隐去。我甚至认为历史本身也是根据美的要求设计的。这就是我们迷恋历史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