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记（三）
。祝勇。
五、长城内部的形势
很多年中，我都有一个未曾言说的愿望，就是寻找辽宁大地上的古道。我无缘目睹辽宁的古地图，但我从不怀疑，有条条大路，像掌纹一样密集，并且，与命运相关。现在，那些古道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吞没，包括村庄、田野、湖泊、密林、果园、公路，现实以各种复杂的形式扰乱我们的视线，无数的新生事物叠加在古老的事物之上，使我们无法看清它们的原貌。但是，那些古道必定是存在的，指向明确，通过第二章的描述，我们对此已了如指掌——向北，可以深入大小兴安岭的密林；向东，可以抵达朝鲜半岛（《尚书大传》记载了箕子不愿作周朝的臣民，率领众人出走朝鲜的故事，是汉人先民首次迁入东北并到达朝鲜的最早记录，想必他们当时所走的，就是这条古道）；向西，挺进茫漠的内蒙草原；向南，则踏入神秘莫测的古中国大陆。现在那些古道变得难以辨识了，历史于是变得模糊不清，这是在考验我们探知历史的诚恳与耐心。
如果所有消失的古道都能再度出现，那么，所有历史中的情节都会一一复现。五花八门的腿脚、车马，会在这些古道上奔波忙碌。如果我们尾随一个身影而去，我们甚至可能直接进入历史现场，陷入历史的是是非非。
每当我眺望长城起伏的垛口，都觉得它像一把把尖利的钢锯，将草原和内陆两种状态的文明人为地断开。长城阻塞了东胡人南下的通路。而在长城以内，所有的道路都畅通无阻。那些道路如同血管，将整个华夏的庞大身躯联系起来，使它的任何一个局部，都不会因为缺氧而坏死。
古时的人们通过道路来寻找和发现对方，并且以战争或者和平的方式进行对话。寻着文明的来路，我们可以看清辽宁的面孔。在中国形成一个文化统一体之前，东北已经作为东、西、南、北、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八个方位之一，载入典籍。东北，当然是中原人的方位观。在中原人混沌初开的地理观里，辽宁，已经作为他们最远的终点，出现在道路的尽头。我们常说的“九州”一词，出自《尚书• 禹贡》，其中的冀州和青州，已经涵盖了现在的辽宁西部和南部即辽东半岛地区。“九州”的划分在《周礼• 职方》，中得以延续，只不过把冀州和青州的名字，改为幽州和营州，书中说：“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在当时的辽宁人眼中，道路同样是敞开的。在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中，南下的道路，当然最具诱惑。因为长城阻挡了向北的道路，向东的道路，在跨越朝鲜半岛之后戛然而止，只有向南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那些道路里埋藏着无数的悬念，它将穿越无数个气候带和文明带，将人们送到莫测的远方。那些道路在今天看来堪称坎坷，但对于当时的文明而言，却是一条高速公路。各种各样的人，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文明，一旦与这些道路发生关系，就像电流通过导体一样，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没有道路，中国的统一永远不可能实现。所以，道路，是秦始皇最忠实的盟友。
出于对道路的感恩，秦始皇登基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道路的联盟。并且，秦始皇沿着他的道路，抵达了辽宁的海边。这是这条道路上为数不多的实况报道。它纪录在《史记》中，确凿无疑。《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如下：“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这件事发生在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4年）。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在李斯的陪同下东巡，“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山），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辽东而还。”这是创立未久的统一中国在5年中发生的与道路有关的两件重大事件。100年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出现在这条道路的终点——碣石。他是在东行封禅山东泰山祭祀“东岳”神山之后，沿渤海湾北行，由海路抵达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后，又由陆路返回长安。300年后，曹操大破“三郡乌桓”，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自辽西“柳城”（今朝阳南，“龙城”的前身）班师途中，特意绕道海上碣石，写下著名的《观沧海》。
为什么帝王们成为这条古道上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尽管他们向我们证明了辽宁在那时已是中华版图的一部分，但他们显然无意于此。他们企图从道路上获得更多的东西。首先是权力的快感。帝国的建立者必将见证他帝国的广大，他们所有的功绩，都将从道路中得到证明。道路是他们现实中的功德碑。所以，无论有多少鞍马劳顿，他们的旅行都将是愉快的。正是这些道路，使帝王们有机会仔细打量和享受自己的疆域。那是他们的全部作品。海岸线标志着他们功业的极限，标志着他们不可超越的属性。他们要把一切纪录下来，他们选择了最可靠的媒介，那就是海边的碣石。
碣石宫是在1980年代挖掘出来的，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乡）南渤海边的“石碑地”村南。在以石碑地高台地为中心的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秦汉时期的建筑址和窑址。其中心建筑，以南北 500米、东西300米的“石碑地”宫城遗址为中心；东西两翼为相距1至2公里的“黑山头”和“止锚湾”建筑遗址。
我到达碣石宫的时候，天刚好飘着细雨，眼前的景物仿佛显影液中的图象，晃动起来。这使我感到某种非现实感。冷雨驱逐了喧哗的游客，使整个遗址陡然安静下来。这刚好合乎它的历史感。所有现代的事物，在这样的场合都显得形迹可疑。游客消失之后，现场的时间参照系也消失了，我只知道自己的位置，但不知年代。
碣石宫以遗址的形式存在着，它的廊柱、台基统统消失了，只剩下零散的残片。但这些已经足够了，它们证明了古道的存在，以及这块土地与大陆的契约。
反对道路的人是不多的，只要它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不同的人，能够从道路中得到不同的利益，这使道路上的穿行者络绎不绝。辽东土著与中原王朝的朝贡与贸易史，已经纪录在《史记》、《尚书》、《左传》、《国语》这些典籍中。在这些古道上，有一个重要的结点，就是古“营州”。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朝廷完成了收复辽东的大业。于是，在北魏和隋代“营州”的基础上，在现在的朝阳（营州）设立了“营州都督府”，使营州成为统领整个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就是营州人。早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就已经兼领“营州都督、平卢军节度使”、“押两藩、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是从营州发迹的一代藩镇之首。营州在道路上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唐代300年，它在民族关系史和交通地理上，成为连接中国东北与中原长安、洛阳、幽州诸地的交通襟吭，是唐与高丽、渤海、契丹、室韦等北方民族聚汇的中枢，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丝绸之路”向长城地带延伸的东端重镇。从这里发掘的唐墓中，出土了许多“西域胡俑”和塑造为辫发胡人等生动的“丝路”上的艺术造像。有的胡俑，背上还驼载着成捆的丝绸布匹，胡俑牵马，引导着驼队，仿佛可以听到夕阳落晖下，当年一队队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胡汉客商的驼铃，被塞北的朔风奏响的声音。甚至，从朝阳（营州）有墓志记载的韩贞、张秀、左才到蔡须达、孙忠等记年唐墓中，我们还发现了罗马、波斯的金、银货币，以及成套的彩绘陶俑，这种神秘的位移，显然须借助道路的援助才能完成。道路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道路上遍布让人惊讶的奇遇。而历史，就是由道路上所有偶然、不期而至的奇遇，层层叠叠积累起来的，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目光的主要原因。道路如经络血管，错乱、复杂，但它们有自己的逻辑，没有道路，历史就成了一盘散沙。
塞外的人们通过道路，源源不断地抵达塞内，而中原地区的农耕人口，也同样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向塞北迁徒。比如，后金八旗满洲一千二百七十六姓中，汉人便占了二百四十七姓。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拥挤，使人们向人口相对稀薄的塞北流动，“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的潮流应运而生。
道路是作为长城的对立物存在的，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长城意味着拒绝，它回避着冲突，而道路则意味着联系，那些桀骜不驯的民族，在踏上道路以后，竟然变得和平、恭顺和安详，这一点，可以从出土陶俑的表情上得以证明。道路与长城的对立，使我们可以知悉到古代中国的奇特秉性——它拒绝暴力的征服，拒绝劫掠、厮杀和死亡，却笑纳一切远方的使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在这个古老国度，成为耳熟能详的古训。中国通过道路，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对话体制。这种体制在文明冲突对话的格局中，具有极强选择性和适应性。汤因比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大一统的文化构成似乎都存在着高度的多样性。由此看来，很显然，大一统国家的传导性的一个作用就是，用不太激烈残暴的手段推进自先前的动乱时期开始的文化‘大混合’进程。在大一统国家的较温和的统治下，前一个残酷时代的逃难者、流亡者、放逐者、被转卖的奴隶以及其他各种背井离乡的人，现在被商人、职业军人、哲学和宗教的传道者以及朝圣者所取代。”（[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五二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OOO年版。）他进一步指明一个并不复杂的真理：“要实现这样一个超民族的文化融合，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长期的和平。我们已经看到，动乱时期的那种严重分裂和敌对使得任何有益的接触都几乎无法实现。当然，作为医治动乱时期带来的灾难的万应灵药，大一统国家是其缔造者强加给人民的，但也被人民所接受。在骨肉相残的战乱中硕果仅存的强国创造了它。而帝国缔造者们的最直接和最高目的是，在他们内部建立和谐关系，与以前的地方小国的少数当权者达成和谐。”（同上书，第二五二、二五三页。）战争是面对面的冲撞，带有极高的压强和烈度，这是长城在两千年的时间中被反复修补的原因，而道路则是平坦和开放的，具有极强的搅拌和调适功能，容纳天南地北的过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更加坚固的长城，它的手段不是阻遏，而是融通与化解，因而它建立的秩序更加稳定和长久；文明的交融是在细胞间进行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壮大，脱胎换骨。
六、芳香的身影
王昭君是在公元前33年正月，在百姓们庆祝一元复始的欢乐气氛里，走出长城的。在她的身后，宫殿里正释放出绚丽的烟火。那是她永难返回的荣华之地。烟火照亮了皇帝的面孔，使它显得更加阴郁。皇帝强作欢颜，把自己名义上的妾妃送出宫门。王昭君离开皇城时，最初可能是乘顶披彩大轿，由十几个壮汉抬着，彩轿像一个鲜艳硕大的花朵，飘浮在人流上。出了皇城，开始乘车，是那种古代的木轮马车，前有匈奴马队开路，后有汉朝送亲的仪仗队，沿着由长安城通往塞外的官道，向前行进。道路变得具体而清晰，它通向塞外草原，通向长城的另一侧。对于那一侧的事物，王昭君一无所知。没有人想到，在沟通长城内外的道路中，有一条道路是以后宫为起点的。宫殿里的仪仗队返回了，队伍越来越小。他们渐渐走到黄土地与沙漠的边缘。王昭君从车辇上下来，风沙迷了她的眼睛，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连她自己都为眼泪做出解释。无论怎样，想象中的塞外，已经成了她必须接受的现实。
长城以是男性为主题的阳性空间，它展现的是力量、硬度与持久性，是一个长期凸起于历史地表的空间形象，在经过了复杂多诡的注变程序之后，长城最终成了一个象征，一个标识，一段谶语，一种炫耀和夸饰，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女性无关。在中国历史中，女性几乎自始至终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或者，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拒绝容纳女性的参与。它是一场排斥女性的游戏。女性形象在男权的视角中几乎完全消失，这正是我们的目光无法穿越史书中繁密的字库与女性相遇的原因。
但是女性并不因此而在历史的道路上踟躇不前，她们有自己的道路和命运。她们的遗憾在于，她们的所有行动，都无法逃脱男性的阐释，她们的意义也因这种阐释而发生转向和扭曲。
王昭君是长城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命运是她自己选择的。皇帝后宫里的每一个女人，都希望宫廷画师把自己美化成天仙。她们接受皇帝恩宠的概率为千分之一，然而，她们将对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千分之一的概率里。这是一项并不有趣的游戏，对于宫殿里的女人们来说，它是强制性的，她们必须介入，而且无权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千分之一的概率涵盖了她们的全部命运，除此，她们不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但王昭君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条道路。当宫廷画师把那幅为她画的奇丑无比的画像呈现在她面前时，她的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在她心里，这幅画像就是她逃出宫苑的通行证。果然，当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时，昭君自请“庭掖令”，求行塞外。她的选择里，包含了决绝、愤怒、孤傲和希望，同时也是对皇帝的报复。皇帝见到她时，因她的美貌大惊失色，他无论如何无法将画像上的形象与眼前的美人联系起来。他陷入深深的懊悔中。而这，正是王昭君希望看到的。在所有的后妃宫女中，只有王昭君成为一个主动的选择者，她不是用美貌来邀宠，而是用美貌来拒绝。不可一世的皇帝，正是她拒绝的对象。尽管她的选择具有悲剧性的意味，但在她心里，这已经具有了叛逆的意味。官方意识形态一厢情愿地将王昭君解释为挺身而出的爱国者，而在王昭君心里，她是以出走的方式表达她对宫廷内部权力关系与两性关系的抗拒。
与秦朝不同，汉朝政府在对匈奴人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白登之围”就是一个著名的战例。在这种情况下，和亲政策，将汉朝公主和宫女嫔妃嫁给匈奴单于，成为皇帝采取的主要外交政策。昭君出塞之前，在西汉自高帝至宣帝140年的时间里，前后共有13位公主嫁到了塞外，除一位嫁给乌孙王之外，其余全部嫁给了匈奴单于。这13位公主，均为刘家王室之女，其中有两位分别是景帝和武帝的亲生女儿。
王昭君通过叛逆获得的自由是有限的。她不可能彻底摆脱权力强加给她的规定性命运。而那茫漠的塞外，也没有传来有关她命运的确切消息。在我看来，王昭君并非一个为国分忧的爱国者，而是一个自我完成者。
但无论怎样，女性的身影，开始在长城这个关键的历史结点上出现了。这些芳香的身影，成为道路的事业的坚定支持者。而她们连接道路的方式，不仅通过自己的双脚，更通过血液——她们将长城内外的血缘联系在一起，使皇帝与单于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对于这个历经战乱的国度来说，血缘，是一种最为牢固的粘合剂。
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和亲制度在唐代得以延续。由汉至宋，是长城的相对沉寂期。由三国并立，经两晋、十六国、南北朝，中原农耕文明产生分化，统治中心一度呈“耗散”状态，从宋代开始，被耗散的中原文明才重新聚合，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均衡态势回归。此后，“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有能力问鼎中原。他们在北方徘徊了1500年，一直想南下参与中原的事务，但都未能如愿，只是对中原农耕民族构成威胁。宋朝以后，他们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了问鼎中原的能力。”（董耀会：《沧桑长城》，第15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辽宁的重要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凸显出来。
七、中国体系的形成
从以上几章我们可以得知，辽宁并非嫁接在中华版图上的一个零件，而从来都是帝国肌体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器官。关键性的地理位置，赋予它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向外，它的北部贯穿着一条重要的屏障——长城；向内，条条大道通向深远的内陆，血脉畅通，从无阻遏。
汉代长城又向南缩进若干公里，在与燕、秦长城平行的位置上停留下来，这表明，来自匈奴或者东胡的压力在日益加强。直到曹操北征乌桓取得成功，中国北方才正式纳入汉族政权的政治版图。如第二章所述，曹操也因此抵达大海边的碣石，表达这匹老骥的千里之志。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存在，无论他们入主中原，还是偏居塞外，作为一种顽强的力量，他们从未从中国的历史地图上消失。在狭隘的中国观中，他们被形容为凶恶的敌人，许多史书和文学作品至今延续着这样的观点。但是，如本书第二章如述，辽宁地区内部包含着一个多元竞争的民族体系，如果将这种观点放大，我们就不难理解，整个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竞争的民族体系，辽宁地区与整个中华民族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这种竞争，可能以和平，也可能以战争的方式出现。战争固然带来生灵涂炭，但它同时打通了文明的通道，为文明的交融创造条件。对此，法国史学家雷纳• 格鲁塞在谈论蒙古人战争的结果时，精辟地指出：“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 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法]雷纳• 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L’Empire Mongol,Par René Grousset,E. De Boccard,Editeur,1941.）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与中原民族产生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连西方最权威的汉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为闯入‘中国人’领土的‘外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简单化认识，应当将其永远根除。无论现代的历史地图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样，从未对北部边界作出过任何明确的界定。”（[德]傅海波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只是“外族人”，而不是“外国人”。这些“外族”，全部应当含纳于中华文明体系之内。“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的对抗，不能以传统的中国方式构想为高等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抗。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从10世纪起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也不能设想他们是在政治组织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骤然起家的。”（同上，第13、14页。）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他们的文化，是在充分竞争和优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并非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对此，著名的《剑桥中国史》，还引用了“多国制”的概念。这种“国”是“国中之国”，即中国内部的区域性政权，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中国体系”。“如果说中国的分裂时期一直持续到1276年，那么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况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包括外交往来的技术性问题，如我们所示——还是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中国的政治分裂中固有的地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因素所平衡，这些因素趋向于将那些‘藩’国包容进一个中国人的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去。”（同上，第21页。）这种情况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
无论辽宁的治权归属哪一民族，它作为文明过渡带的地位却从未改变。它如同一把钥匙，谁掌握了它，谁就有资格打开对方的大门。但在更多时间里，这扇门本身就是开启的，辽宁与中原的阻碍并不存在。比如宋代，“宋代国家的边疆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尽管对于生活在国界任何一边的普通人来说，不可能去做私人旅行。贸易，外交，尤其是对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记忆，极大地缓和了中国的政治分裂状况。”（同上，第21、22页。）“它在11-12世纪征服王朝时期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既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也不能打败女真人的国家，宋-辽以及宋—金关系史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史：相对短的战争和主要通过输纳大量银绢以换得的相对长的和平，停停打打交替进行。1005年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在金灭辽之后，金人认为自己是辽的合法接替者，因此理当从宋朝廷得到与从前同样的岁赂。澶渊之盟除了所允诺的岁赂（这比“贡”更可接受，宋人曾以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这一叫法，因为它含有臣属的意味）以外，其内容还包括同意修正边疆地区的边界，以及如何处理地区和有争议交界区的动乱的规定。盟约亦确立了沿边的互市，开始由国家监控的商业贸易。”（同上，第19页。）
不难想象，在文明碰撞的间歇期，处于文明衔接带或曰过渡带上的辽宁，汇聚着各种人种。这意味着，在中世纪以前，辽宁的许多古城，如襄平（辽阳）、候城（沈阳）、龙城（朝阳）等，已颇具国际化大都会的气象。那里是许多条道路的交叉点，各种肤色的面孔出现在北方的城郭街道中，与各种奇迹不期而遇。在街道的两旁，陈列着各种店铺，诸如瓷器铺、皮革铺、铁匠铺、烟草铺、绸缎铺、药材铺、山珍铺、乐器铺……各种货物的气味在北方清澈的风中混和在一起，形成一种古朴陈旧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在这些街道上，有时还有使臣驰马飘过，荡起厚厚的尘土。他们的身影在街道上一闪而逝，仿佛阳光下的幻影。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是道路上最快的过客。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道路上通过。道路会经常性地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对道路有决定性作用的人。他们囊中的文件，往往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含其中。至少在那个时候，翻译就已经成为一门职业。而汉文，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外交语言。至少在宋代，没有任何宋朝官员能够读懂某种非汉字的原文文书。这种情况在明朝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建立了四夷馆，它为当局的外交往来提供外族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
在此，必须对长城的性质作进一步的界定——长城从来不是作为国界存在的，本书一贯只将它视作文明的分界线而已。这条文明的分界线，其实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长城不断摆动的原因。严格来说，将文明分开的，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个带。本书也因此更多地使用了衔接带或者过渡带这样一种称谓。“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同上，第8页。）“唐代中国的‘边界’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有一个外部环状地带，那里的人民因为加入了纳贡体系而成为‘中国世界’的一部分；有一个在羁縻制间接统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环状地带；还有唐朝军事防御体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同上，第9页。）从某种意义上说，究竟哪个民族在主导着辽宁的历史，其实并不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游戏，都是在大中国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的。
总有一些道路会想方设法地绕过长城，深入到彼此的文化区域中。所以，尽管长城试图阻止道路，并已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它的权威，但道路却从不躲避那条厚重的城墙，而是时常与它纠缠在一起。这使这一地带的文化生态更加复杂。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就在长城以内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不同民族间的杂居和通婚，从来没有中断过。其中一些人部族已经部分或者完全地融合。与此相对称，这一区域的大量汉族人，却在某些方面采用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
一个古老的趋势在延续——一个又一个政权，在辽宁的土地上建立和成长，并留下许多至今令人仰望的历史遗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女真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点在于，10世纪以后边界本身已经移动了：金和蒙古的帝国外界已不同于中国世界的传统边界，也不同于辽、金与宋之间的边界，而是一个‘扩大的中国世界’的边界，这条边界是通过契丹人对今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占领，并以唐代中国的模式为基础在这里立国、确立边疆关系体系后形成的。所有这些民族都不是作为新来者或与中国体系无关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强盛起来的，他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中国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可能更熟悉偏远的边疆地区，而对王朝权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不甚不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毕竟仍是参与者。”（同上，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