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记(二)
四、科斯定理
牧民养的牛走到了农夫的田里，把麦苗吃了，给农夫造成了损失。这是牧民与农夫之间的矛盾，也是牛与麦苗之间的对立。这是科斯用过的一个比喻，后来被学者们反复引用，并被命名为“科斯定理”。
牧民与农夫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在西方，它仅次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这桩原罪导致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的诞生。“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中国始祖传说同样具有类似的暗示。炎帝姓“姜”，“姜”即“羊女”，它透露出“牧羊的母系社会”的信息，人们称他为“神农氏”，又表明他是农夫的先祖。（参见盛洪：《长城与科斯定理》，原载《南方周末》， 2007年7月26日。）也就是说，人类自从诞生，就被放置在游牧与农耕的双重选项中，人们只能选择其一，而无论选取了哪一项，都将与另一选项构成矛盾。
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在《中国史叙论》里指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上一章谈到，历史学家将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划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界限。在科斯设定的牧民与农夫的故事中，农场与牧场的土地是同质的，它既可以作农田，也可以作牧场，这是双方冲突的原因；而400毫米降雨线的出现，则划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它们并存，而且无法互换。仿佛精心设计的寓言，牧民和农夫的角色，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土地的性质决定，他们一旦进入对方的区域，他们就会转换身份——农夫如果向北越过这条线，就变成了牧民；牧民如果向南跨越了这条线，就变成了农夫。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牧民还是农夫，都无法带走自己的草原或者田园，而只能选择与环境最适宜的生存方式。这条降雨线，于是成为两种文明的漫长的边界。牧民与农夫的争斗，就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如拉铁摩尔所说，“在这两个主要社会秩序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5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意思的是，这种争斗只能在这条线（带）上进行，一旦越过这条线，他们的立场，就会随身份一同发生转换。
这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长城，刚好在这条降雨线上耸立起来。它如同一道镶嵌着花边的篱笆，分开了牧人和农夫的土地。仿佛长城的建造者是建立在对降雨量的精确测量之上，它们的线路惊人地吻合。
长城准确地出现在文明的分界线上。如同喜马拉雅山脉是两个大陆板块发生物理冲撞的结果一样，长城在地表上隆起，原因在于两大文明板块的相互冲撞与挤压。在欧亚大陆西端，“自欧洲西部侵入、掠劫并占领罗马帝国残余的多半是森林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个包括畜牧、农耕及狩猎的混合经济。”（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而在大陆东端，对于中国人而言，匈奴—突厥—蒙古始终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族。草原民族的游牧性质使他们从来都漂泊不定。据《蒙古帝国史》透露，“亢旱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法]雷纳• 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L’Empire Mongol,Par René Grousset,E. De Boccard,Editeur,1941.）有关草原与内陆的冲突，该书认为：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神秘性。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当第8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有城墙的美国的国都。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说：‘你要小心呵！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同上，第272、273页。）
有学者甚至企图透过气候变化的规律，寻找匈奴—突厥—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周期性规律。这无疑是一项充满刺激性的研究，学者们据然能够通过温度与湿度的曲线变化，感受到历史的跌宕起伏。在欧文•• 拉铁摩尔看来，“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同上，第271页。）
为什么在更多的历史时段里，冲突总是自北向南地进行，为什么总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挥师南下，而不是相反？这首先是因为中原地区丰富的物产与瑰丽的文明，对北方游牧民族构成永久的诱惑。即使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北方民族也能够看见南方的舞榭歌台，聆听到那里的丝竹管乐，来自南方的所有气息，都如熏香般，缭绕在北方民族被冰雪冻结的梦境里。中原1日不放慢自己文明的脚步，这种诱惑就不会消失。如同格鲁塞所说：“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法]勒内• 格鲁塞：《草原帝国》，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这是驱动那些马蹄不知疲倦地向南奔跑的直接动因。而中原民族北上草原的动力，则要弱得多。
梁启超分析南北方的民族性格时曾经指出：自明以前，何以起于北方者其势常日伸，起于南方者其势常日蹙？那是因为寒带的人悍烈，温带的人文弱。东北诸少数民族，何以两千余年迭相入主中原？那是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艰苦，所以骁勇善战，而中原汉民族的性质正好与他们相反的缘故。彼族一入中国，何以既失其本性，同化于汉人？也是地质使然。（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通向南方天堂的捷径藏在马蹄里。而北方游牧民族与马的关系，显然比田园里的农夫们更加密切。有关骑马民族的记载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之子是牧马人出身。无论是西方的伊朗种人，或者东方的突厥—蒙古种人，是他们发明了马服，正像在博斯普鲁斯出土的辛梅里安人时期希腊花瓶上所看到的斯基泰人所穿的服装一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那样，中国人人于公元前300年在骑兵交战时仿效匈奴人，以裤子取代了长袍。”（[法]勒内• 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4、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尽管有赵武陵王大力倡导，但“胡服骑射”并非在中原内陆真正发展起来，相反，一个乘马游牧民族社会却在北方草原上迅速兴起，无边的草原，唤起了牧人们奔驰的巨大热情。 “闪电般突然袭击的牧马人是能在远距离射中敌人的马上弓箭手，他们在撤退时能发射出箭，他们在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同他们捕捉野味或母马时所用的一样，都是箭和套索。”（同上，第15页。）中原农耕民族在这场马上竞赛中输到的后面，正如魏特夫所说：“虽然中国（指中原王朝，下同——引者注）常有战争，但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却不是为战争而组织的。相反，它们在战争中极为脆弱，特别是灌溉工程，只要短期间内不管理修浚，就会毁坏。至于游牧社会，却可以很容易地从和平转为战争。而且，掠夺中国少数民族是一种诱惑，而征服草原却不能同样诱惑一位中国皇帝。”（[美]魏特夫：《中国经济史问题》，第325页，1927年；转引自[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表明，一支强大的骑兵军，不是某一个胸怀壮志的帝王调教出来了，而是一种文化训练出来的。或者说，它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文化选择。“一种技术只有在适合一个社会的需要时，才能显现出其重要性。”（[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所以，躬耕垄亩的农夫们永远无法抵挡呼啸南下的蒙古铁骑或者女真骑兵。前者拥有空间，但后者拥有速度，并进而通过速度，来获得了对于空间的掌控权。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皇帝仍然致力于将他们的骑射传统制度化，不仅在承德开辟了他们围猎的苑囿，甚至在紫禁城里，还开辟了骑射的演习场地。
马上民族具有了军事上的优势。这种军事优势，更使他们南下的冲动变得无法遏制。马蹄与刀锋上闪烁的光芒，与南方的珍珠玛瑙所折射的光芒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据格鲁塞透露，“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适应了这种迁徙。”（[法]勒内• 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子，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筋疲力尽。”（同上，第6、7页。）高寒的北方草原用苛刻的条件来拣选生存者，而北方生存者，都学会了从严酷的环境中汲取生长的营养，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着残酷的较量与决斗。“戎”这个字，在周代，就是人们对北方游牧人群的称谓。（参见王明轲：《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38、13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马镫的发明无疑是重要的。这使我们在气候之外，寻找到另外一个决定历史的因素——技术。匈奴人和东胡人都是从中原王朝得到的铁，但是匈奴人却用它制造了马镫。这为他们缔造一支铁血骑兵提供了物质基础。拉铁摩尔把马镫视作“骑射效率的表现”，“因为它可以让人在奔驰中很准确地回射，这是草原战士最厉害的一种战术。”（[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6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胡人，即匈奴人，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掌握了骑射技术，但那时是否发明了马镫，却不得而知。我们越是关注历史的细节，越发现我们所知甚少。顾准也说：“匈奴什么时候成为骑士，不可考。也许他们的手工艺制作不了车辆或战车，自然而然逼迫他们成为骑者。”（《顾准文集》，第30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镫和封建主义》一书的作者林恩• 怀德说：“在有马镫以前，骑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马嚼子和刺马距可以帮助他控制他的骑乘；没有马镫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战方法还是受到很大限制。他原初是一个运动迅速的射手和投枪手，剑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没有马镫，你那挥剑的骑士，当他出色地大挥转他的剑猛砍他的敌人的时候，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至于说到用长矛，在马镫发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肩膀和肩肌。马镫使力量大得无比的一种打击方式成为可能，虽然马镫并不要求这个。现在骑者可以稳稳地横矛双臂与躯体之间来攻击打他的敌人，打击不仅来自他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同上，第296、297页。）马镫的发明不仅提高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速度和灵活性，而且改善了他们作战的效率，把游牧民族的游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马镫使马匹、骑士和武器联系成一个有效的整体，甚至与他们高纬度高海拔的地理条件联成一体，产生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势能。所以，汤因比把游牧人称作“一种半人半马怪”。
在北方民族军事威胁的笼罩下，农耕民族早已开始了对他们的妖魔化过程。他们在传说中一律被描述成妖魔鬼怪的形象。而北方游牧民族奇异的服装，也刚好与这一形象吻合。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把自己虚构成中国南方人，他说：“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那里没有北方民族能威胁我们。我们在古书里读到他们，他们本性中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平和的树阴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真实描绘的图画上，看到那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瞄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要是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图画，于是他们吓得边哭边往你怀里躲。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们，假如留在自己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辽宁长城的主要防御对象虽然不是匈奴人，而是上一章讲到的东胡人。但大致的情况是一样的。没有东胡人，就不会有燕长城。东胡人可以被视为长城的建造者之一。是他们与中原的汉人们共同构筑了那条漫长的血线。长城的材料的石头，但石头的材料是血肉。长城如同一个巨大的机器，吸纳了无数人的生命和血肉。所以，战争年代的长城应该不是冰冷的，而是有着炙人的炎热，手摸上去，就会哧地升起一股烟儿，它的热度不是来自太阳的炙烤，而是来自所有兵士们的血的温度
在中原王朝看来，长城是制止胡人和东胡人马队的最有效武器。无论多么快速的马队，在城墙面前都不得不停下它们的脚步。如同一层坚硬的铠甲，长城为“诸夏”的血肉之躯与“狄夷”的弯刀划出了一道安全的距离。这一点很像孙悟空给唐僧划出的圆圈，它意味着安全、可靠，跨出一步，风险就会即刻降临。所以，对于“诸夏”而言，长城是作为安全与凶险的临界线存在的，安全亦或凶险，都可以通过长城，问询对方的消息。那些冰冷的城墙，随时向人们发出危险的讯号。“我们能够想像出那五里墩升起篝火时的壮观景象。边塞上的杀戮已经开始，马匹在交汇处昂起了头，长啸之间传来人头落地的声响。刀锋与刀锋在刹那相逢，使人与人的缝隙里闪现出火花——另一些人则登上了设置在高处的五里墩燃起了狼烟，笔直的烟雾升到高空，被五里之外的另一五里墩上的观察者所目视，便燃起了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便看到一列高高的烟柱均匀地排列在大地上，它从杀声之中起始一直深入到人的幸福，使那安宁的得以动摇，使襁褓中的婴儿从那烟柱里谛听自己的啼哭——那烽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环绕着能够容纳我们的时空。”（张锐锋：《古战场》，见《蝴蝶的翅膀》，第20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墙，始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强大的意象，它以强硬而单调的造型来体现它的权力。即使在今天，墙的权力也没有得到弱化。在西方的建筑中，围墙并不多见，西方建筑的核心意象是广场。作为一个人人可以伫足的开放性空间，广场暗示着机会的均等，广场取消了身份的重要性，使身份各异的人们汇集到一起。广场的本质，是它的公开性。而中国的建筑，则始终无法摆脱墙的围困。无论多么小的院落，都要有一个院墙，尽管这个院墙可能是象征性的，用简易的树枝围成，但它给人的心理安慰却是不可取代的。而各级衙府，乃至宫殿，则无不围以高大的围墙。墙，不仅执行着实际的防卫功能，而且成为地位的标志。身份不同的建筑，拥有级别不同的围墙。甚至在院落的正门内或者正门外，还要加设一道影壁墙，用以消解视线的穿透力。墙阻挡了我们的目光，使墙内的事物越发显得神秘和诡异。它突出了中国政治作为黑箱政治的本质。墙的本质，是它的私密性。实际上，即使皇宫的高墙，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它的防卫使命，它不代表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安全，是藏在人的心里的。万历年间那件著名的梃击案，就是对重重宫墙的一个绝妙的反讽。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5月初四，端午节前的一个黄昏，一个手持枣木棍的陌生男子从东华门闯入大内，接近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穿过两道宫门，直奔前殿檐下，才被七八名宦官捉住。在此之前，重重宫墙对他已形同虚设。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屡次发生，屡禁不绝。这证明墙对安全是许诺是不真实的。但即使如此，没有一个皇帝，甚至很少有臣民，能够摆脱对墙的依赖。皇帝把自己的宫墙无限放大，就成了长城。只有帝王，才具有如此胆大妄为的想象。也只有专制体制具有这样的强制力，使这一不着边际的想象得以实现。皇帝的想象开启了一个没有尽头的事业，长城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没有尽头的。那些最早开启了这项事业的君王们，无论怎样高瞻远瞩，都不可能看到长城的尽头。长城远在千里之外，在宫殿深处，他们不可能看到长城，但长城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的心里。长城是他的帝国的最大的院墙，而戍边的将士，则是为他看家护院的家丁。在冷兵器时代，国土越大，它所需要的城墙和军人就越多。所以，国家的强盛与它所需要支付的费用是成正比的。越是富足就越是危险。在皇宫的宫墙、都城的城墙，以及边塞的长城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这些级别不同的墙环环相叩，共同组成帝国的防卫体系。波希米亚的卡夫卡对此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像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的一切之上。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诚然，卧榻是很宽大的，但也可能是很窄很短。”（《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皇帝把长城视为安全的最大边界。只有长城存在，他们才能在他的卧榻上高枕无忧。只有长城真实地存在着，皇帝们才能忘记长城，怀抱着娇妃沉入梦乡——皇帝的头颅从来都是与宠妃们的柔腰配套的，只要条件允许，他们的大脑都会本能地贴近美女们的软腰，这一点就像战士们的头颅是专门为屠刀准备的一样明确无误——而长城一旦出问题，皇帝们就要坐卧不安、无所适从。长城的安危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而宫殿的权威，也是依靠长城的权威维系的。是宫殿的意志创造了长城，同时，宫殿也要看长城的脸色，所以，所有的宫殿，对长城从来不敢怠慢。长城就是这样不断扩大它的势力，以不可一世的架势横亘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但皇帝们忘记了一点，就是来自长城内部的反叛，同样可以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为此提供详细例证。
长城，是我们民族思维模块化的最好证明。长城的体系无论怎样复杂，都可以划分成一些不同级别的基本模块，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对模块进行排列组合。这既证明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也证明了中国人的局限。它表明了中国人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天性。它的好处是使复杂的问题变得易于解决，它的缺点是这种解决只是直观性的，而并不是逻辑性的。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放大到极致的墙的意象，长城耸立起来了，它像一个巨大的标志，对身份进行了认定和划分。墙外的人同时被宣布为这个自足世界里的局外人。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把自己想象成墙外的胡人。我们骑在马背上，向温暖的南方驰骋。突然，一道长城出现了，它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也挡住了我们的梦想。城墙规定了我们的界限，墙的另一侧，将是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那道墙不仅仅是砌在草原的边缘，也砌在牧羊人的心里。这时候，一种冲决的愿望就会变得不可遏止，积累越久，它的势能也就越大。
在谈到降雨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由于欧亚大陆上每年的降雨并不是平均的，这使400毫米降雨线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南北移动，并使草原与田园的面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长城，也随着降雨线的摆动而摇摆不定。坍毁与重建，在草原与田园之间反复进行。但无论如何，长城始终不渝地追随着那条看不见的降水线，随时听从它的旨意。
遗憾的是，无坚可摧的长城，在保全华夏的同时，却无法保护它自身。时间充当了比匈奴人凶恶得多的敌人，长城在它的夹击之下变得体无完肤。现在，即使在史籍的指引下，我们依然难以越过古地图中那些残缺不全的墨迹，与真实的长城相遇。
两千年前的长城几乎已经成为一条抽象的长城，但我仍执迷于寻找它具体的影象。为了寻找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我曾经多次在辽宁西北部游走，企图与那条业已消失的古代长城不期而遇。这不仅要看我们的运气，还要看我们的悟性。一个高明的寻访者理应能够通过山脉的走势判定长城的位置。敏感的人也会在那些山岭上得到风的暗示。在这里回荡了两千年的声嚣，不可能真的消失。所有消失、弥散的微量元素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突然遇合，像梦一样悄然复活。然后我们停下来，面对眼前的一道岭，谛听，在心里说，那就是从前的长城吧。山岭上锐利的太阳光线，已经标明了当年铠甲的亮度。
在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的山腰上，我终于找到一段燕长城遗址。那里差不多已是古代燕国的极北之地。它的首都在北京，边墙却在辽宁。燕国著名的太子丹，就是在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后，逃到辽东辟祸的。（很少有人知道，太子河这个名字，所指正是太子丹。它当时的名字叫衍水，是太子丹隐匿之处。据说太子丹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太子城，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下夹河境内，现在遗址尚存。）中国最北的长城，同时也是中国最老的长城。空间的深度与时间的深度遥相呼应。那条边墙是用蛮石砌成的，在山脊上蜿蜒，在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之后，高度仍然有一米五左右。长城把山的海拔提高了一米五（从前可能更高），从此所有的山峰就便得不可逾越。它是决定性的，像君主的旨意一样无可置疑。
燕长城的建立，与一个名叫秦开的人密切相关。他本是燕国大将，在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公元前279年）的一次战斗中，成为东胡的战俘。但战胜东胡人的念头在他心中从未泯灭。战俘的身份未能阻碍他了解东胡地区的地理环境，当他在几年后返回燕国时，这些都成为他致胜的法宝。在他的率领下，燕国军队把东胡军队打退一千多里。在秦开却胡半个世纪后，秦开的孙子秦舞阳，跟随在荆轲的身后，西出潼关，奔赴咸阳，义无反顾地执行刺秦的使命。为了防止东胡族卷土重来，燕国在从东胡族夺回的土地上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汉族政权在辽宁地区最早的郡县设置，又在渔阳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之间的山脉上，筑起长城。襄平（辽阳）也因此成为“辽东第一郡”。燕国与东胡在辽宁的山岭间进行过无数次拉锯似的战斗，战线如同一条晃动的绳索，在南北方漂泊不定。随着长城的节节长高，游动的战线，终于在长城沿线上，即辽宁的北部边缘，固定下来。辽宁的北部边界，也就成了整个燕国的北部边界。东胡人像潮水一样退去了，他们的地盘收缩到燕长城以北。辽宁的统治权，也由东胡人（乌桓人与鲜卑人），转交到汉人手中。
我在辽西的许多地方都目睹了燕、秦时期的长城——它们被当地人称为“石龙”或者“土龙”。山脚下的村庄，那鸡鸣犬吠之地，或许就是当年的古战场；襁褓中的婴儿，或许就延续着某位英雄的血脉。在无数次的死亡发生之后，这名婴儿出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样的婴儿。婴儿在熟睡。这时的长城是安静的。喧哗的长城也有安静的时候。安静的长城是迷人的，如同一个人，对自己所有的沧桑守口如瓶。
这段早期长城，在辽西地区分为南北二线。其中的北线，西起秦汉时期的上谷郡（今河北承德、张家口地区），在穿越茫茫的坝上草原之后，进入赤峰市境，主线沿英金河北岸向东延伸，折入辽宁省阜新境内，经阜新北高林台一带，再由彰武南经法库叶茂台一线，越过辽河、柳河，而进入铁岭镇西堡一线，抵达沈阳北铁岭新台子和抚顺浑河以北，与长城沿线墩台线相接。这条北线长城（又叫赤北长城），与北纬40。20’的纬度线大抵吻合，自西向东，穿越了阴河、英金河、老哈河、教来河、牤牛河，东过柳河、绕阳河和辽河，向辽东挺进。
或许是有意设置的第二道防线，南线长城与北线平行，二者间距一般在40—50公里，从赤峰南喀喇沁头道营子出发，经赤峰县南五家子乡，过老哈河，进入辽宁省建平县北部老哈河东岸种畜场、老官地乡羊草沟北山。由建平县黑水乡、旺家乡，进入敖汉旗三官营子，至宝国吐乡，经土营子乡，直抵牤牛河沿岸，又过牤牛河，北延20公里，在库仑旗平安乡、白音花乡往东，进入辽宁阜新市境。
于是，南北两线长城，在牤牛河汇合了，像两条支流，在一条更为广阔的航道上合并。然而，两条长城的汇合之后，却突然消失于辽河和绕阳河地势低洼的古“辽泽”中。但是线索并未完全消失，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眷顾我们，为我们断线的目光提供新的方向。当那条在跨越牤牛河之后骤然消失的长城令我们陷入迷茫，有一些汉代的城墙和城址，在阜新市东北的紫竹台乡和高林台乡、沈阳东陵后山、新宾苏子河沿岸等地，清晰浮现，如同一本在时间中浸泡了太久的古书，字迹早已斑驳模糊，我们只好依靠少量清晰的字迹，想象它当初的完整：长城在合二为一后，继续向东，穿越柳河、沙河、绕阳河和辽河，进入法库、铁岭、沈阳北，经抚顺、本溪，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最终抵达辽东鸭绿江流域。这样的线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说当年的汉族国君用长城把自己的国土围成一个巨大的院子，那么辽宁，始终都处在这个院子的内部。辽宁，和当时的整个华夏一样，企图在长城的臂弯里，高枕无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