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记
.祝勇.
一、时间的遗骨
站在大地上，向北，无论我们从哪里出发，都能与长城相遇。长城笼罩在大地上，是我们必然相遇的事物。如果一个人对长城一无所知，那么，长城的存在一定会令他深感惊异和疑惑——它为什么总会横亘在我们的道路面前，难道它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长城是最高的城墙，它占据着山脉最险要的位置，像山脉一样剧烈地起伏。面对长城，我们的目光永远向上。两千年里，人们面对长城的姿态从来没有改变。对于所有人，长城都是无法超越的事物。
长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通常对此一无所知，那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对自己的来路，一无所知。对于一些妄图成为好汉的人而言，他们能否成为英雄，首先要征询长城的意见。关于长城的这一功能，革命领袖的诗词中已经予以说明。这充分表明，长城在历史中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长城以其巨大的体积，进入各式各样的史书。所有的史书都以它为荣，所以，它们喋喋不休，婆婆妈妈，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长城历史的讲述。
长城如同一把刻度精确的皮尺，镌刻着我们的里程。在荒漠、山谷或者高原上，我们那么容易就通过长城确认了自己的位置。城垛、烽火台、城楼，按照某种固定的节律，反复出现。重复，容易使建筑本身显得单调和乏味，但长城的设计者却表达了他们对重复的迷恋，那些石质的城墙也在无休无止的重复中，获得了一种巨大的震撼力量，与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遥相呼应。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观望长城，它都有一种气吞万里的气势，和如跳跃奔腾的节奏，像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犹如盘起来的一条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但是，还有一种长城，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必须用心去体会，用大脑去想象。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看见它，但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别的器官。因为这种长城已经被掩埋在地下，不同朝代的荒草已经一层又一层地将它覆盖。这种长城以遗骨的形式存在着，它是过去的长城，是长城的始祖，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长城，都是继承了它的遗志才建立起来的——所有看得见的长城，都是由这些看不见的长城繁衍来的。
二、长城的时间起点
公子小白在莒国的宫殿里听到了父亲被杀的消息时，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慌乱。他的父亲是齐国国君，人们称他齐襄公。关于宫廷里的那场内乱，他一无所知。现在，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回到齐国。在他的故乡，掩藏着他生存还是毁灭的秘密。那个秘密折磨着他，他急迫地试图解开那个秘密。他知道，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隐秘的地方，有一匹同样的马，在向昨日的宫殿飞奔。马背上的骑手，与他同样年轻，甚至，与他有着相似的容貌。他就是公子纠，自己的兄弟。谁先到达都城，谁就是齐国的国君。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速度的较量。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体育比赛，等待他们的不是金牌，而是生或者死。这场比赛的成绩不仅与他们个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而且，与整个长城的历史密切相关。小白跨上马的时候，阳光的利刃刺痛了他的眼。他流泪了，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兴奋。这种兴奋使他颤栗。任何一个年轻人，在这样重大的关头面前，都不可能抑制住这种颤栗。这个后来被称为齐桓公的年轻人，此时对未来充满了预感，尽管在那个时候，命运尚未向他透露任何消息。
公元前686年，从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充满险恶。各种形式的阴谋埋伏在道路的两边，随时准备断送公子小白的事业。有时，小白自己也会被马蹄声的单调与激烈所吓住。但是，他仍然能够把飞箭的声音，从马蹄声中分离出来。与马蹄声的急迫滞重相比，飞箭显得更加平滑和流畅，它的速度里包含着一种置人死地的果决。那支飞箭同样具有决定历史的重大意义。一个名叫管仲的中年男子隐藏在路边的树丛里，箭镞向奔马上的骑手迅速瞄准。他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这更像一场赌博。箭头沿小白飞奔的方向滑动，然后是“呯”的一声，箭飞出去，以更快的速度奔跑，它迅速追上的小白，管仲听到一声惨叫，那个年轻的身体从马背上消失了，那匹失去了负重的马仿佛受了惊吓，拖着一声古怪的长嘶，消失在道路尽头。
小白用自己的假死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公子纠。作为公子纠的谋士、小白的政治对手，管仲再次见到公子小白的时候，自己已经成为他的囚徒，而那个从他的飞箭下逃生的年轻人，却是齐国的新任国君，人们称他齐桓公。最令他意外的，不是小白没有死，而是他听从了鲍叔牙的推荐，任命自己为国相。
这是一项大胆的任命，它表明了齐桓公非凡的政治眼光。历史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管仲扶助下，齐桓公不仅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他自己也被推到“春秋五霸”的位置上，成为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政治明星。更重要的是，在他时代里，有人为后来的长城堆了最初的一坯土。我们无法看清那个人的脸，但他肯定存在，如果没有他，整个长城的历史都会显得不可思议。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管仲曾经在《管子》中写道：“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长城起源于堑壕的说法在学界尚有争议，在长城史上，堑壕身份可疑，尚未经过专家的验明正身。但是至少，堑壕战对于统治者的启发是巨大的，那些隆起的土墙，成为他们抵挡敌军箭矢的最好盾牌。它们是原始意义上的城墙，是长城的发起者。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1日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和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以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6世纪的阳光下完形。一百多年后，雅典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出海通道，才在公元前457年在通往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三个港口大道旁，各修筑一道数十公里的城墙壁垒。
大约在公元前656年，曾经有过一场耐心寻味的对话。对方双方，一个是准备伐楚的齐桓公，另一个则是楚国派往齐国的特使屈完。当时，齐桓公与屈完一起检阅了部队，他的目的当然是炫耀兵力。然后，齐桓公望着尘土飞扬的演兵场，对屈完说：我有这样的军队，谁能战胜？屈完的回答是：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
几乎与齐国同时，楚国也修筑了自己的城池与城墙。它们是作为放大的盾牌存在的。在想象中，这种坚固的盾牌可以被放大到无限。齐、楚以及各国间的军备竞赛，为长城的生长注入催生剂。有意思的是，这种竞赛，不是侧重于进攻，而是侧重于防守。这种保守的防御思想，像一条坚韧的牛皮绳，牢牢地拴住中国的历史，在后世一直没有中断。其中暗含的心理因素，是我们破解长城密码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比齐桓公更了解长城。于是，在长城的逼迫下，齐桓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进攻计划。但是楚国的噩运并没有因此而幸免。身为历史上最著名昏君之一的楚怀王，把这个一度强盛的国度送进了坟墓，与它同归于尽的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屈原。即使遭到了流放，屈原的身体仍然固执地拦住楚怀王的车队。两千多年后，我们仍会对他声嘶力竭的苦谏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位忠君者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傻瓜，但在当时，他别无选择。世界上所有的昏君有着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忠诚毫无反应，楚怀王也不例外。这将屈原以及他的国家置于彻底的绝望中。楚怀王也因此废除了自己长城的用途，而成为齐桓公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坚固的城墙没能阻挡楚国的灭亡，我们的诗人投江而死。关于他的死，民间传说还有另一个版本。他们认为，作为改革派的屈原是被他的政治对手捆绑后扔入江中谋杀的，但这一隐秘行动依然没有逃过人们的目光，目击者因无法说出真相，就以向江水里扔粽子的方式，暗示着谋杀的过程。
齐桓公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这证实了他作为春秋霸主的地位。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黑夜阻挡了大军的道路。本来军队是脚踏大地顺利地行进着，但他们所信赖的大地突然在黑夜中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士兵们寸步难行。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沙开始了向军队的偷袭。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阵恐惧突然袭上齐桓公的心头。只有当年那条横亘在莒国与齐国之间的道路，曾给他带来过这样的不安。他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迷谷”了。这是一个隐藏着无数变数的神秘地方。他不知这里将发生什么。他在坠坠不安中捱到了天亮，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队伍已经零乱不堪，他的士兵们，个个衣衫褴褛，表情呆滞。没有人能够带领他们摆脱困境，只有几匹老马，在冷风中漫无目的地前行。一个念头从他的大脑里闪过——只要跟随那几匹马，就能够走出迷谷。他不把它视为马的本能，而是视为来自上天的神秘暗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齐桓公的直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老马识途”这个成语，来纪念这一历史。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一条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而辽宁，刚好被划在了长城的内部。那是在辽宁境内较早出现的长城，是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300—284年）的燕昭王时代，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在大古城子）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外面。这是战国时代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它西起张家口、宣化，经燕山北麓沿围场进入内蒙古赤峰市北和敖汉旗，再转入辽宁省阜新东北，渡过辽河向南折去，经宽甸抵达辽东，直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川江北岸，全长两千二百多公里。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马蹄，它们的消失就像它们的耸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秦国像一只胃口巨大的怪兽，坚硬的长城只能使它的牙齿变得更加锋利。它用铁制的牙齿咀嚼那些砖石，它的身体在各种残骸的喂养下茁壮成长。对于历史这个势利眼而言，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却制造了更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三、秦始皇
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每当他站在宫殿的台基上向北眺望的时候，他的想象都会被一片浩瀚的绿色所吞没。他决定建造一条巨大的城墙，来抵挡匈奴人的进攻。即使在今天，这条城墙也可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而它的建设，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史记》、《汉书》等史籍记录了长城的成长史：
“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已并天下，用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卷一一O《匈奴列传》。）
“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
“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
…… ……
透过纸页，我们听到了长城初建时砰砰磅磅的声音。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工地。秦朝是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度，而参与筑城的人口已超过六十万。除了长城以外，那样规模的工地不曾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过，寻常人想一想就吓破了胆。长城就在一片喧哗中诞生了。数十万人参加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合唱。它在合唱史上也是空前的。它汇集了所有来自丹田的呐喊，血液流动的声音像大河一样波澜壮阔，经久不息。长城是一条声音的线路，死亡前的最后一声呐喊应该是具有哲学意味的，它像磁带一样，被不断复制，输送到不同朝代的耳朵里。
长城无疑是专制制度的物化体现，它以最大的篇幅，将制度的力量以物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制度把所有的个体粘合成一个坚硬的整体。在严丝合缝的墙体上，没有一块石头能够获得自由。石头的命运，便是臣民们的命运。每一个人都被固定了，他们具有与建筑构件相同的属性。大秦帝国的臣民，与长城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臣民们的承重力更加有限，他们健壮的肉体在这场没有止境的工程中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被按照固定模式排列起来的石头，而那些搬动石头的手，则早已消失了。那些手，曾经像石头一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帝国的意志所支配。那些手是无辜的，它们本来可以用来养桑种田，或者抚慰妻子苦闷的面庞，但它们现在成为实现帝王意志的工具。它们是工具，血肉制成的工具，它们本质上与其他工具没有任何不同。它们已经没有表情，只是像所有的工具一样，日复1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直到那些手受伤、腐烂，在空气中消失。如果我们说长城伟大，不如说那些手伟大，因为是它们缔造了长城，改变了石头的存在方式，使它们由自然的石头，变成经过编辑的石头。仅凭帝王头脑里的宏伟蓝图，长城是永远建立不起来的。但是帝王对那些手缺乏起码的敬意。那些手在修造长城的同时，也成为满足他支配欲的工具。长城，是秦始皇时代的每个臣民无法躲闪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台无可比拟的巨大绞肉机。长城试图解救所有受到战争恐吓的身体，但事与愿违，它成了身体的最大虐待者，它的残忍程度丝毫不逊于战争。1917年，在波希米亚王国首府布拉格一间晦暗的屋子里，卡夫卡在他的八开笔记簿上写下这样的句子：“在一个离家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山区，经年累月，一块接一块地往墙上砌石头；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秦始皇时代，强迫修筑长城，是作为一种刑罚存在的，这种刑罚的名字是“城旦”。此刑甚为残酷：白天轮流巡守，夜间去筑城。刑期通常为四年。有的，则是无期徒刑。如今，历史抽走了那些布满血泡的手，掩埋了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它们遭到忽视与排斥，仿佛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过。我们通常只关注历史的可视部分，而真正的历史学家，则把长城视为联结那些消逝的生命的一条秘密通道。
孟姜女的故事引人入胜，而它的创作过程也堪称跌宕起伏，它几乎跨越了中国自先秦至清的全部历史。这是一场无比漫长的创作加工过程，而且动用了各朝代精英的集体智慧。据顾颉刚先生考证，此故事最早见于先秦《左传》，历经《檀弓》、《孟子》、西汉刘向《说苑》《列女传》、东汉王充《论衡》、东汉蔡邕《琴操》、三国曹植《黄初六年令》、西晋崔豹《古今注》、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宋周朴《塞上行》、北宋王梦徵《姜女庙记》、南宋郑樵《通志乐略》、明《大明统一志》等的不断转述，而越来越枝叶丰满。孟姜女就在这些枯黄的文字中行走，在穿越所有辛酸的纸页后抵达她的远方，她在那里一无所获——除了丈夫的死讯。绝望使她痛哭失声，而八百里长城，则在哭声中轰然倒塌。（详见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顾颉刚卷》，第715—73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力作。在这则传说中，万夫所指的角色历史性地落在秦始皇的身上，而作为一个被放大的符号，孟姜女的眼泪的物理学功能则被一再强化，直到它拥有摧枯拉朽的性能。这无疑是化悲痛为力量的成功范例。孟姜女以磅礴的眼泪凸显弥漫整个时代的悲剧气氛，而长城倒塌的神话，则表明了人们对于这一历史工程的否定。
孟姜女的传说表明，长城的修建，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悖论。它既是丰碑又是坟墓。与眩目的丰功伟绩相对称，它完工的时候，大秦帝国的能量刚好耗尽。这是命运的嘲弄，如同一个将军用全军覆没的代价换取了一场胜利，他的捷报同时也是他的挽歌。与帝国缔造者的愿望相反，这个强硬的帝国仅历二世而亡，而秦始皇事业的所有后继者们，几乎无一不重蹈覆辙。长城是一部预言书，它包含着未来的诸多秘密。作为一个制造死亡与再生的神秘场域，它的所有预言，都将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得到证实。
我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东南的海岸上，找到了姜女石遗址。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写道：“奉天东南部的绥中县有孟姜祠，祠前有望夫石，相传即其墓。土人说秦始皇欲纳她为妃，她触石而死。绥中在山海关东北百余里，这个古迹当然是山海关的分支。在那地人的意想里，这方石有三种用处：一是望夫，二是尽节，三是葬身。”（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见《名家谈孟姜女哭长城》，第3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这大概就是顾颉刚先生确认的地点，但孟姜祠已经消失，只剩下几尊石头，在海上，与无涯的时间对抗。没有人知道孟姜女是否真的存在过，她的故事在经过了千万人的复述之后变成了真实。
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辽东在史籍中神出鬼没，并与长城关系密切。这些不同时代的典籍，以不同的口音陈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自从燕人播下种子之后，长城在辽东大地上不断地蔓延和生长。史籍中所讲的辽东，就是现在的辽宁。这里是长城的起点——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起点。（辽宁境内的燕长城在建造时间上略晚于齐、楚长城，但也是中国的早期长城之一。）当我们沿着辽西的山地行走，就可能看到那些古老的基石，它们的奠基年代，大多是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秦时明月汉时关，连同当年的血液、咆哮和肉体，都被时间化解为微量元素，消失在那些被我们踩踏得东倒西歪的荒草下面，但它们存在，长城即使已经死亡，但仍然对此确信不疑，它对一切了如指掌。历史就是由那些被我们今天视为微量元素的事物组成的，大地上那条隐隐约约、曲曲折折的痕迹，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它是我们掌握历史一切秘密的线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