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巴金

                                         .祝勇.

公元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金走完了他一百零一年的人生之路，不仅他的生命长度在中国作家中颇为罕见，他的精神阅历也绝无仅有。对巴金的评价常常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他一方面被推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地位不断受到置疑，许多人认为，无论《家》、《春》、《秋》、《寒夜》、《第四病室》，还是他晚年引起关注的《随想录》，都无法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所以，将巴金推向神坛，反而遮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真实价值。

实际上，巴金自身同样处于遮蔽之中。这种遮蔽，使我们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认识巴金。当然，这种遮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诸如沈从文、钱锺书、梁思成、张爱玲等，在很长时期内，被彻底排除在主流言说体系之外，而巴金，似乎比他们幸运，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停止过传播，他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因其以封建主义对立面的身份出现而备受推崇。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被传播的巴金，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编辑和修饰的巴金，巴金也因此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注释者，对他的怀疑，也因此而生。六年前，我曾在《改写记忆》一书的序文中写道：“他们一旦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就很容易被视作文化标本上的标签，或者被主流话语系统定义，而不再是一个有着复杂神经的血肉、有着丰富细节的整体。这种既定的、排他性的诠释是一元话语体制的产物，而世纪末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多维的话语时代。故而，对文化存在的阐释不应再是垄断性的，任何权威都不应再有垄断的特权。”（《改写记忆》，第一页，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显然，在被修饰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这个距离，首先来自对他思想者身份的忽略。正如我们不能单以小说的成就来衡量鲁迅的文化价值一样，巴金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存在的。自从十五岁时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后，巴金就开始对人类幸福世界的幻想，安那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也因此成为他一生坚持的基本主张。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巴金就已经写下了大量文章，如《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对政府、私有制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安那其主义的出发点。作为五四前后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安那其主义面对政治、经济领域内的集权化现象，以及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由于安那其主义者背负着“无政府”的恶名，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致使巴金在二十世纪后半世纪始终置身于如履薄冰的处境中。一九六六年，上海作协的造反派头目、工人作家胡万春、唐克新发表《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把无政府主义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巴金在《随想录》的《怀念萧珊》一文中，回忆了这篇文章给他和萧珊造成的内心伤痛。但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他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个正式的、严密的组织。”（《巴金文集》，第十卷）夏洛特• 伏斯认为，二十世纪初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引发了他们对社会改造的新的乌托邦意识，而无政府主义与其他乌托邦观念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政治，并将革命解释为年轻一代的权利。她进而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哺育了年轻一代反偶像崇拜的精神，激励他们对种种旧社会体制进行斗争，而家庭关系的重建正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思想变化从改良主义到五四运动，一八九五——一九二零》，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十二卷，第三八四页）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大多主张通过创造真正社会化的个人而达到人性真正的社会化。安那其主义在五四新文化版块占有重要一席，并且显然应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会发生奇特的变化，它们不再是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纯属党派政治宣传品，是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图解，而是始终包含着对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自始至终都是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服从他人的意志。他对作家职业的选择，也归因于安那其主义者想念在社会革命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将个人从强权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本能的社会性。（阿里夫• 德利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第七十六页，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陈思和曾用“广场”和“岗位”两个概念对知识分子进行区分，将他们称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那么，书案上的巴金，显然属于“岗位知识分子”范畴。从这里出发，巴金的文学道路才变得易于理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主讲《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到巴金作品《灭亡》时，提出五个要素：一、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二、爱与憎的矛盾，爱与宽恕，憎与复仇；三、横贯全书的悲哀与诅咒——个人的，感伤的；四、同情与爱情；五、无关紧要的叙述与议论。（《〈灭亡〉论纲》，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而他笔下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巴金思想体系的一个局部，单从文本意义上考察，把他们从巴金的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

巴金的文学活动，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安那其主义立场，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轴心，来关注被压抑的人们，并构建他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如果说有所中断，便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段时期，这成为晚年巴金痛悔不已的不洁史，和他撰写《随想录》的主要动机。他在渡尽劫波之后自责道：“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巴金专集• 二》，第六九七页）并在《随想录》第一百四十七则《怀念英凡兄》中，自我描绘道：“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随想录》与其说是一次道德忏悔，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历经改造之后重新进行的自我发现，是与五四相衔接的一次解放过程。

被传播的巴金，对于巴金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也是遗漏颇多。这些“遗漏”，除了史料搜集的难度外，自然也有人为的成分。比如他写于一九三零年的理论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就未能收入全集。对巴金的思想背景讳莫如深，为解读其文本制造了困难，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而言，也毫无必要。如前所述，对这种主义进行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策略上的失误，毛本人便曾信奉过安那其主义，《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也发表过介绍安那其主义的文章。巴金曾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透露：“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想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据陈琼芝：《还巴金以历史的公正》，见《重读大师• 中国卷》，第二八零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但巴金毕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信仰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中经历了剧烈的颠簸，这使他的思想和他的文本都呈现出极强的特异性。他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与“文革”中的逼供信相对照，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主动进行的思想总结，也是他的思想遗嘱。在这份总结中，文辞是否考究显然并不重要，陈思和评价它“不再具有卢梭时代以及中国‘五四’时代自传作家所犯的浪漫主义的通病”（陈思和：《〈随想录〉：巴金后期思想的一个总结》，见《解读巴金》，第二五九页，春风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以“顶峰”一类的大词为其命名，显然言过其实，但指责它“始终无变化的结构，语言一味平直，无论怎么讲，其文学魅力都难以尽如人意”，“教堂中牧师前的忏悔最彻底，也不是文学”（张放：《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原载《文学自由谈》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却也大无必要。只要把它视为一个思想者精神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也就释然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深夜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