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记
祝勇
十三、长城的终结
从大中国体系来看，崇祯、李自成、多尔衮的三方争霸，与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之争没有太大区别，只因当时的后金—大清政权非属汉族，使问题看上去有些复杂，在汉族中心主义者眼中，清朝入关，具有外族入侵的色彩，所以，“反清复明”，成为许多人一生的事业，其中不乏大学者的身影，比如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随着清军南下，这种文明的冲突表现得愈发明显。有关剃发的冲突，成为这种文明冲突的最佳象征。每个人都从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上认识发型问题。脑前剃一圈，脑后垂一根大辨子，这是满族人的习俗，在汉族人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儒家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清颁布的剃发令，在汉族百姓眼中无异于精神污辱。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亲眼目睹了围绕剃发展开的冲突，他在《鞑靼战记》中写道：“鞑靼（即满族）人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可以同样轻易地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其他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36页。）《桃花扇》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秦淮名妓李香君，在大明江山风雨飘摇的时代，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而那些投降清廷的机会主义者，像洪承畴、范文程之流，则成为唾骂的对象。
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里，“华夏”与“夷狄”之间界限是明确的。甚至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一问题看法也是模糊不清、前后矛盾的。他曾经提出天下一体、“华夷一家”、“胡汉一家”的立国宗旨，认为“人君视为天下犹一家”，必须“华夷无间”、“一视同仁”，但是，他的《皇明祖训》，又是另外一番理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命。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版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迁将练兵，时谨备之。”可见，朱元璋的“一视同仁”，是不包括“胡戎”，也就是北方塞外的宿敌的。
在战备方面，没有一个朝代能与明朝相比。九门口长城的建筑设计，清晰见证了明政府的苦心。明朝加强战备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大修边墙。长城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横亘中国北方的军事体系。这一系列工程包括：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徐达筑居庸关南口；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筑榆关，更名山海关，并西至居庸，随燕山筑城；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置辽东镇（今辽宁省辽阳市，后移北镇市）；
永乐年间，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锦州七百余里，经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安间州（今辽宁省开原市北）；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筑辽西边墙，东起自今锦州市境，西至山海关，经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
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修筑辽东镇东路自开原抵鸭绿江边墙；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筑辽阳三岔河北抵开原墙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181个；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修缮辽东镇边墙二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三丈；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修缮辽东镇边墙；
…… ……
万斯同诗云：
秦人备胡筑长城，
长城一筑天下倾。
至今笑齿犹未冷。
岂知明人防北狄，
专籍筑城为长策；
不曰长城曰边墙，
版筑纷纷无时息。
东方初报墙初完，
西方又传虏寇边；
虏入溃墙如平地，
纵横饱掠无所忌。
虏退复兴版筑功，
朝筑暮筑竟何利？
帅臣徒受内府金，
川原空耗内府费。
……
屡朝庙算皆如此，
奈何独笑秦始皇？
我曾经爬上绥中县西部山区中的锥子山，在这里，可以看见一种神奇的长城景象——三条长城线路在这里交汇。长城由东西南三面而来，抵达锥子山的石壁间，锥子山就像一个硕大的敌台一样，把三道长城聚拢在一起。这里于是成为我观看长城的最高视角。但我的视野毕竟是有限的，长城永远是比我们视野更大的存在。只有它的修建者，对它的秘密了如指掌，而他们，早已化为长城脚下的泥土，成为长城基石的一部分。长城在远比我们视野庞大得多的范围内存在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蜿蜒生长。
明朝的防御机制不仅仅体现在硬件建设上，更体现在软件建设，即制度建设上，先后出台卫所制度、封王镇边制度等。卫所制度，前文已有说明，所谓封王镇边，即朱元璋把自己的王子们，分封到边境地区戍守，在10名王子中，有4名与辽宁防务有关，即：燕王朱棣，守北平；韩王朱松，守开原；沉王朱模，守沈阳；辽王朱植，守广宁。朱元璋曾经把这一制度作为送给即将继承皇统的长孙朱允（火+文）一道大礼，不无得意地夸耀：“联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
问题是：明朝的防御系统，可谓固若金汤，为历史之最，别说关外铁骑，就是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得进来，然而，恰是在明代，长城内外文明冲突的强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长城也是在这一时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撞击，最终使大明王朝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厦彻底坍塌，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面已经说明，在明朝修筑山海关以前，辽宁与中原内陆，在地理上是连接为一体，没有任何阻碍的，从辽宁通往华北的道路，历来畅通无阻。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从来没有停止过。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冲突来实现的。尽管其中也发生过极其尖锐的文明冲突，但是，所有的冲突，都将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肌体内得以化解。中华文明肌体内部，具有一整套严密的调适系统，使各种各样的文明，都能够在它的系统内进行正常运转。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统一与分裂，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中的规定剧目，定期在中华大地上上演。这种局面，已经是中国，乃至欧亚大陆数千年来文明发展基本格局。动荡时期，国土分裂，但从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考查，社会却渐渐地“合”了。这是“分”与“合”的辩证法，是中华民族历经动荡之后没有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东亚大陆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区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态为中介，农耕人与游牧人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断实行互摄互补，历数千年，方汇成今日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而长城正是实现这个整合过程的交汇线，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都在这条交汇线上波澜起伏地展开。”（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但是，辽东边墙，尤其是山海关的修建，将这个肌体的完整性人为地割裂了。正常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循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而病灶，也正是出现在这里。这就是明朝中后期，危险由蒙古向辽东偏移的原因之一。正常的交流无法进行，极端方式必将取而代之，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战争。
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很少有人对于大中国体系有明确的认识，相反，倒是在辽宁大地上崛起的后金—大清领袖，具有大中国视野。这或许与他们的本土文化，就是多民族融合的混合性文化，因而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关。
让我们回到后金的兴起之地——赫图阿拉城。“赫图阿拉”是满语，汉意为横岗。作为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被清太宗皇太极誉为“天眷兴京”。它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地处长白山余脉的延伸线上。
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连续征战34年之后，在赫图阿拉称汗。赫图阿拉，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史迹。从这样史迹中，文明的兼容性，清晰可见。比如，城中设有文庙、关帝庙，供奉孔子、关羽一文一武两大神灵。许多观光客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但这样的细节却透露了最本质性的东西，甚至关乎历史的整个走势——与汉族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比，女真人在文化上毫不狭隘，他们具有从不同民族的文化里提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努尔哈赤通过创建女真文字而将整个民族凝聚起来，但这并不防碍他们对汉文化的汲取，后者使他们站到了与汉人等高的平台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汉人。于是，努尔哈赤就在勇猛善战的关公的保佑下，开始了对汉人的征战。
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到了清太宗皇太极那里，又有了质的提升。公元1636年，皇太极受蒙王公及汉官拥立即皇帝位，把国号从“后金”改为“大清”，这次改元，变化是实质性的。因为“大金”或者“后金”的命名，采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序列，而“大清”，则如同“大唐”、“大宋”、“大明”一样，纳入了中原主流政权的政治序列，这表明此时的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中国东北建立稳固政权之后，已经放弃了像蒙元势力那样偏居漠北的思想，形成了入主中原，建立多民族跨文化的中华体系的明确意图。他的视野，已经覆盖了整个中华体系。他后来的继承者，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不断缔造跨文化的共同体。皇太极明确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总方针，而他所说的民，不仅指女真人，还包括汉人和其他民族人等在内。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摇公务，毋致异同。”（《清太宗实录》卷一，第10页。）他表示，对待“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官，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东华录》崇德三年7月；《清太宗实录》卷四二，第12页。）五味调和之说，是一个人人能够接受的形象比喻，皇太极就是从这个日常生活经验里，总结出有关中华文明体系的整体理论。
与朱元璋不同，皇太极认识到，他的理论如不在现实中得以落实，那就等于零。于是，他从改善汉人地位入手，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放宽“逃人法”，对于从前私逃，或者与明朝暗中往来的人，事属已往，虽被检举，一概不予追究。这样宽松的政策，反而使逃往明朝的汉人大为减少——“由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清太宗实录》卷一，第9页。）
更重要的是，后金—大清政权对于归降的汉官，一律采用优礼政策。早在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就制定并推行了这一政策。攻打抚顺城时，对明朝守将李永芳进行了成功的劝降。李永芳归附后，被授予总兵官的重要职权，努尔哈赤还把自己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攻下抚顺后，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主动向努尔哈赤投降。这一事件，在《八旗通志》、《清史列传》等文献中皆有体现。努尔哈赤喜出望外，说：“他是名臣的子孙，要很好地对待他。”范文程的深谋远虑，对清朝立国起到决定性作用。后来的执政者皇太极、多尔衮，对范文程都十分信任。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皇太极与范文程之间的亲密关系。范文程是个孝子，与其父范楠住在一起。有一次，范文程陪同皇太极吃饭，席上有道菜很名贵，虽然皇太极再三劝范文程品尝，范文程想到父亲没有吃过，就是不肯下筷。皇太极敏感地领悟了范的心情，立刻下令将这道菜给范文程的父亲送去。（《清史稿• 范文程传》，卷二三二。）后金—清朝统治者与汉臣的配合，远比大明王朝的君臣更加默契，这也是清朝致胜的重要法宝。范文程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以70岁高龄病逝，少年康熙为他题了“元辅高风”四个大字，以纪念他辅佐大清的不朽功勋。
这一政治理念，在清朝以后的帝王中得到延续。这将汉族知识分子置于深刻的心理矛盾之中——政治清明与民族身份，哪个更加重要？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景》中谈到这一点：“他（康熙）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级官员同‘崇儒重道’为目的，向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143人，后来录取了5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迫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26岁，没想到25年后，50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筹划反清。……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见《山居笔记》，第58—61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
现在我们回顾明末清初的那些汉人降将，已很难用“欺君卖国”、“不仁不义”这样的罪名指责他们。至少，他们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提出“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洪承畴语）的政策，阻止清军的屠城行为，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大清王朝对于汉文化的吸纳是全方位的，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的，而不止是皇帝的个人爱好。因为他们认识到，强大的政治力量，蕴含于文化中，而武力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江山永固的关键，首先在于“文治”，而不是“武功”。文化的力量，甚至比执行和亲政策的汉唐时代所信奉的血缘的力量更加强大。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就是流放辽宁的汉族知识分子，意外地成为普及汉族文化的最佳讲师。这些人中，不少就是吕留良、曾静这样的反清人士，还有一些在朝廷中遭到构陷，而戴罪流放的精英，如函可、左懋泰、戴国士、陈之遴、孙旸、丁澎、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就是陈梦雷。这位二十一岁高中进士，不久就成为翰林院编修的知识精英，在年少春衫薄的年代，对仕途的险恶从未有过充分的估计，满腹经纶却无法破解宫廷深处的权力秘密。他不会想到，意气风发，青云直上的自己，会把三十四年的大好年化抛掷在东北的苦寒之地，其中十七年在沈阳，十七年在卜魁（齐齐哈尔）。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3月，押解陈梦雷的囚车走出山海关。那一年，他只有33岁，身上还流淌着青春的血气。但此时，陈梦雷以麻木的表情打量着关外的“荒城败堞，衰草寒烟”，内心陷入深冷的绝望。满人入关以后，他们远在长城以外的故地陷入荒芜，于是，在清朝皇帝眼中，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流放罪臣了，一如陈梦雷在诗中说：“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据资料显示，清初遣往东北的流人达150万之众，康熙年间的诗人丁介甚至说：“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也就是说，中原名士当中，有一半流放到了辽东之地。然而，清朝皇帝或许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群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挣扎的帝国奴隶，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文化创造，陋室青灯成为不灭的光源，照亮漫无边际的寒夜，一个后来被命名为“流人文化”的文化现象应运而生。这一文化现象在辽宁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其中，函可成立过一个诗社，并给他起了一个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名字——“冰天诗社”，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都是它的主要成员；而身在沈阳的陈梦雷，首先编纂了《盛京通志》，又先后审定了《海城县志》、《承德县志》（即《沈阳县志》）等志书，完成《周易浅述》八卷，留下大量诗稿，除此，一次命运的偶然转机，使他成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这使这位饱学之士最终没有被历史所忽略。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古今图书集成》开始编纂，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最终成书，前后历时近27年。全书共10040卷，1·6亿字，插图6244幅，50余万页，订成5020册，分装522函，在体例上全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每编再分若干典，共32典；每典又分若干部，共6117部。内容包括天文星象、疆域图记、山岳形胜、神仙传奇、花草树木、禽虫鸟兽、青铜器皿、农桑水利、冠服配饰、乐律舞蹈、货币量具、仪仗礼器、城制苑囿、军阵战备、百家考工等，“文献蒐罗完备而编次井然，分类缜密而宏富壮观，在中国图书史上可谓浩瀚之作。万卷巨著，荟萃古今典籍；亿字鸿篇，熔铸万千铜章；纲举目张，经纬交错，终成中国古代类书经典；图文并茂，镌刻工整，是为四海之内最精最细铜活字版典籍；印制精美，装潢考究，堪称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绝后善本” （初国卿：《文溯阁的又一种风华》，原载《芒种》，2008年第3期。），把它视为文化纪念碑并非言过其实。“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写完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入藏（北京）故宫文渊阁，同年秋天，第二部《四库全书》入藏沈阳故宫文溯阁。相隔了54年，《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两部硕大无比的典籍在文渊阁、文溯阁相聚，此时陈梦雷已去世42年。”（同上文，原载《芒种》，2008年第7期。）
作为乾隆皇帝主持的重大文化积累项目，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至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修建了文溯阁，阁名“文溯”，按弘历《文溯阁记》所述，乃取周诗“溯间求本”之意，它在形制上仿造浙江宁波范钦“天一阁”，为面阔五间的硬山式建筑，外观二层，阁内三层，屋顶为黑琉璃瓦绿剪边，以黑色表达五行中“水”的含义，以达到“以水克火”的目的。
大清王朝全面接受汉文化，表明了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中华体系内的核心作用。从空间上看，它对于其他文化，形成一股巨大的引力，使它们由周边向中心移动；而从时间上看，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显示出高于游猎民族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因而，在游猎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它们的文化被中原文化接续、替代和覆盖，是必然的。游牧民族攻入中原地区以后，如何进行统治，一直是一个历史难题。蒙古人曾经因此放弃了他们侵占的中原领土。比如，征服河北、山西和山东以后，成吉思汗便遇到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里的耕地与城池，蒙古的将军们认为，干脆把所有居民杀光了事，他们甚至企图将耕地变作草原，这样，草原地带就一直延伸到黄河边。但这一粗鲁的方案，被成吉思汗的顾问耶律楚材所阻止，蒙古人放弃了这一计划。（据[法]雷纳• 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L’Empire Mongol,Par René Grousset,E. De Boccard,Editeur,1941.）
清朝对于长城的态度是冷淡的，他们的长城是文化上的，而从不依赖那些无用的砖石。他们要打造一个无形的长城，它的核心是“修德安民”。长城从此进入它的萧条期。这与明朝的反差是明显的。这一点，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有所体现。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春天，皇太极在辽河平原上巡视，他希望看到的是农民耕种的田园景象，但这一景象并没有在他的视野里出现。看不到一个人影的平原，寂静、枯燥、呆板、乏味。这令皇太极深感惊异。在他的催问下，官员才告诉他实情。原来牛录章京征调农民筑城，为了早日完工，又额外地多摊派了民夫，致使田中无人，错过了耕种时节。皇太极召集群臣，严厉地训斥：“筑城固然是正务，但田地荒芜，百姓吃什么？以后再有滥役民力的，就拿该牛录章京问罪。”（《清太宗实录》卷二三，第3页。）不久以后，皇太极再一次向官员们强调：“现在，各贝勒凡兴办工程，都不遵守我的制度，额外修造，劳苦百姓，你们想一想：老百姓得不到安居之处，逃亡离叛，户口减少，这无异于帮助敌人，长了他们的志气。”（同上，第35页。）
清朝的皇帝们多次回到辽东长城凭吊，但这并没有煽动起他们重修边城的决心。康熙对于长城的态度，在他的一篇手谕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长城终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原来的雄关漫道，渐渐变得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荒草凄迷，暮鸦回翔。筋疲力尽的长城早已超期服役，它应该休息了。它的终结，将是它的重生之日。它卷曲了自己的身体，像胎儿那样睡去。长城隐退之后，山河也变得温柔起来，像母亲湿润温暖的卵巢。这使我们改变了打量长城的目光。很多年后，我站在长城上，看到长城两侧，是同样宁静的村庄。有大片的羊群在啃啮城墙边的草叶，两边的牧羊人，都倚靠在垛口上闲谈。长城已不再是一个巨大的墓碑，它只是风景，是无边无际的乡野风光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美好的事物，正在长城的边上，悄然萌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