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底揭晓，中国人再次的落寞，虽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皆因一年一度有一个诺奖，皆因一年一度总与中国人无缘，于是总让我们的公众和传媒感到莫名的忧伤。但多少让国人安慰的是，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与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日本科学家下村修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对于钱永健这位华人的获奖，中国公众和传媒表现出一种莫名的亢奋。倒是自今年度诺奖颁布以来已有3名科学家享受殊荣的日本，显得内敛。日本反省教育的不足，希望借此机会扭转社会上对理工科敬而远之的风气，给基础科学研究注入活力。

日本的态度显然又一次值得我们学习了，对于钱永健的成就，我们固然要祝贺，我们祝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华人，更因为是他在科学领域上的卓越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沙尔菲、下村修等一切在各种领域内取得伟大创新的人士都值得我们祝贺，正是他们的努力，而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又一次的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固然钱永健的血液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这也是继杨振宁（Frank Yang）、李政道(Tsung Pao Lee)、丁肇中(Samuel Chao Chun Ting)、李远哲（Yuan Tseh Lee）、朱棣文（Steven Chu）、崔琪(Daniel C. Tsui)之后第七个获得诺奖的华人。如果单纯的从人种学来讲，他们七人的成就，的确可以证明我们华人并不输于世界任何其他人种，中国人既然可以创造5000年文明，同样可以再造未来的辉煌。

但正如日本人要反思一样，我们何曾不更应反思呢？为什么诺贝尔奖，总是一年一度与中国人无缘，而优秀的中国人只有跑到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取得诺奖？这显然不是国内某些民族主义者的：西方与东方价值观不同而导致的取向偏差所能够说明的。是什么构筑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呢？我们有必要从构建创新的基础，这个最基本的环境因素考量。

创新的过程，事实上本身就是一次对真理发现的过程，而这一切却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要求马虎不得，因为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易犯错误的，因此人们只能期望通过由自由争论所维护的，对所有信念进行不停检验来发现最好的知识。或者，换句话说，对知识的发现与其说是来自于个人理性的力量，还不如说是来自于人际间的争论和批评的结果。这是一个向人们所期待的真理稳步前进的过程，即便是个人理性和知识的增长也被认为只有当个人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份的时候，才是可能达到的。由思想自由所保护的、知识或进步的发展，以及人们实现自己目标权力的相应增长，是格外吸引人的，因此它构成了人类创新意识的必然假设之一。

所有关于支持思想自由的争论，也同样适用于做事的创新或者说行动的创新。各种各样的经历导致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是知识发展的源泉，而不同的经历反过来又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采取不同行为的结果。无论是知识领域还是物质领域都一样，竞争是最有效的发现途径，它将导致为了人类的目标而发现更好的道路，只有当数不清的办事方法能够被尝试时，世上才会存在种种不同的个人经历、知识和技能，这种对最成功者的不停选择将会导致稳定的进步。当行动成为个人知识的主要来源后（这种个人知识是知识进步的社会过程的基础），行动自由的事实就和思想自由的事实一样强有力了，而且在以劳动力和市场分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新的行动类型是在经济领域内产生的。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行动自由，尤其是在通常表现得相对次要的经济领域中，事实上对创新是同样重要的。如果正是思想选择了人类行为的目的，那么目的的实现就取决于所采取的方法的可行性，而任何使得权力超越了方法范畴的经济控制，最终也会使得权力超越目的范畴，而达不到目的。比如：前不久的“打死韩寒事件”，要早二十年，作协要从肉体上“打死韩寒”显然有点难度，但从精神上“打死韩寒”也还是容易的，因为作家别无他技，唯有文字糊口，如果作品出版不了，不要说思想无法传播，就是生活怕也难以维续。那时的作协是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的，“打死韩寒”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社会利益多元化发展的三十年。在这样的格局下，读者不再满足于一元化的文学作品，希望有适应自己的阅读，出版商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会顺应这种需求。这样，就催生了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出版和思想的传播，韩寒也就获得了除作协圈养外的生存空间，也为韩寒的骂声争取到了自然保护的屏障----一者：多元化的市场，让韩寒们的观点有了拥趸，他的观点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再者：他的书籍能得到自由出版，也就意味着他在经济上的独立，经济上之独立也就确保了他思想的独立，因为不必仰赖于作协，被驯化和孵化的经济基础遭到瓦解。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经常空怀着为达到所有经济目标提供一个更充分手段的徒劳希望，而对经济活动进行的指导却都毫无例外地对个人所能够追求的目标造成了严格的限制。这也许是20世纪的政治发展中最鲜明的教训。

请记住，正是思想和物质的自由才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自己愿意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创新的真正的基础。

显然这也是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也正是这种差距，决定了诺奖的归属，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制度上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公众和传媒怕是要一年复一度的落寞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