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位皇帝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人生都不是完美的，正因如此才激发人们去奋斗追求完美！中国历代皇帝位高权重，他们的个人特质对国家的盛衰兴废有何影响？禅学家李哲良历经三载，潜心研究，用轻松幽默诙谐的语言，把他喜欢的二十四位皇帝人生传奇，从人性、制度、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阐释，形成33万的专著《帝国的另类》，对当代中国颇有启示！
手捧带有油墨书香的《帝国的另类》，感觉皇帝有点象出神入化的济公，书中写了一些“跛子、麻子、傻子”等生理和心理上有严重缺憾与错位的皇帝，看似猎奇、搞乐、但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却道出了中国文化滋生“专制思想”的社会根源和帝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问题！
将人性还原于历史
如果说《色，戒》的成功是将政治人性化和伦理艺术化，那么李哲良的新著《帝国的另类》的特色，则是将人性还原于历史。因此，他笔下的明武宗朱厚照不再是正统史家们认定的那个最荒唐的皇帝，而是一个执著追求自由与享乐的自我实现的平民化君王。同样，大清顺治皇帝之所以宁肯舍弃江山社稷而非出家为僧不可，也是为了维护他做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力。
这里，人性得以回归，个性得以张扬，价值得以体现。李氏笔下的皇帝形像，虽然也带有皇权家族的共性特点，但他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冷酷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书中出现的“花鸟皇帝”宋徽宗、“同性恋皇帝”汉武帝和荤素兼备的武则天等人，都与过去史家们写的大不相同，而是凸现出鲜活的人性与个性。至于一生伴随过三个君王的“花蕊夫人”，则更是一个“冰肌玉骨”而令人惊艳的绝妙佳人。只有把人性说透了，才能看到皇帝们的另类面孔，也才能使今天的读者受到启迪。
制度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人
被誉为“印度改革之父”的曼莫汉·辛格，近日访华后撰文写道：“不能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比另一种制度好。好与不好，取决于国家主要决策者的心态。”（2008年1月13日《财经时报》）
李哲良在《帝国的另类》一书中（2007年12月出版）也涉及到“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只是社会的一个平台、载体和基盘，至于好与不好，还要看驾驭它的人。”正如车开得好与不好一样，主要取决于司机。烹调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厨师的素质和手艺。
虽然许多问题的根源都出在“制度”上，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掌握制度的人。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利而无弊，也不可能历久而不衰。对有些人而言，即使把最美好的制度交给他，他同样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因此，要有先进的制度，必须要有先进文化思想的改革家。所以，李氏在书中特别强调说，一切危机，本质上都是人的危机。社会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
显然，这和主流论是大相径庭的，实属于另一个哲学层面的形象解读。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本有趣而有益的历史通俗读物，很值得一看。
文化不能同政治直接捆绑在一起
《帝国的另类》中写的蜀后主孟昶和南唐后主李煜，他们都不是昏君，而是有相当水平的“文化皇帝”。但结果却被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宋太祖赵匡胤打败了，都成了他的阶下囚。
然而，这并不是文化惹的祸。因为，文化既不是“亡国”的替罪羔羊，也不是“兴国”的灵丹妙药。文化是文化，政治是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精神资源”，一种潜移默化，安身立命的“软实力”。它不可能直接同政治捆绑在一起，去发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正如鲁迅说的，一首诗吓不跑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因此，想用文化认同来取代政治认同，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儒家文化最大的失误，就是太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孔子就认为文化大于政治、高于政治，所以他总想用“道统”去干预“政统”，一心想做帝王师，政治家们却把他挡在门外，结果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以直到今天，儒家还是一个四外飘泊、无处挂搭的“游魂”。
这些在本书“木匠皇帝”和“独眼皇帝”等章节中，都有较为精彩的描述。可见，作者是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历史的，因此才能做到独抒已见，为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
转型的社会需要有活跃的思想，给社会各界一个纵深的历史观照，从人性、制度、文化的角度给建设和谐社会以新的镜鉴、启发乃至思路，这部《帝国的另类》中的二十四位皇帝给当代中国一个厚重的思考！
蔡律 2008年1月28日
相关文章参见：cailv.bokee.com
人生都不是完美的，正因如此才激发人们去奋斗追求完美！中国历代皇帝位高权重，他们的个人特质对国家的盛衰兴废有何影响？禅学家李哲良历经三载，潜心研究，用轻松幽默诙谐的语言，把他喜欢的二十四位皇帝人生传奇，从人性、制度、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阐释，形成33万的专著《帝国的另类》，对当代中国颇有启示！
手捧带有油墨书香的《帝国的另类》，感觉皇帝有点象出神入化的济公，书中写了一些“跛子、麻子、傻子”等生理和心理上有严重缺憾与错位的皇帝，看似猎奇、搞乐、但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却道出了中国文化滋生“专制思想”的社会根源和帝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问题！
将人性还原于历史
如果说《色，戒》的成功是将政治人性化和伦理艺术化，那么李哲良的新著《帝国的另类》的特色，则是将人性还原于历史。因此，他笔下的明武宗朱厚照不再是正统史家们认定的那个最荒唐的皇帝，而是一个执著追求自由与享乐的自我实现的平民化君王。同样，大清顺治皇帝之所以宁肯舍弃江山社稷而非出家为僧不可，也是为了维护他做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力。
这里，人性得以回归，个性得以张扬，价值得以体现。李氏笔下的皇帝形像，虽然也带有皇权家族的共性特点，但他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冷酷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书中出现的“花鸟皇帝”宋徽宗、“同性恋皇帝”汉武帝和荤素兼备的武则天等人，都与过去史家们写的大不相同，而是凸现出鲜活的人性与个性。至于一生伴随过三个君王的“花蕊夫人”，则更是一个“冰肌玉骨”而令人惊艳的绝妙佳人。只有把人性说透了，才能看到皇帝们的另类面孔，也才能使今天的读者受到启迪。
制度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人
被誉为“印度改革之父”的曼莫汉·辛格，近日访华后撰文写道：“不能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比另一种制度好。好与不好，取决于国家主要决策者的心态。”（2008年1月13日《财经时报》）
李哲良在《帝国的另类》一书中（2007年12月出版）也涉及到“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只是社会的一个平台、载体和基盘，至于好与不好，还要看驾驭它的人。”正如车开得好与不好一样，主要取决于司机。烹调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厨师的素质和手艺。
虽然许多问题的根源都出在“制度”上，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掌握制度的人。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利而无弊，也不可能历久而不衰。对有些人而言，即使把最美好的制度交给他，他同样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因此，要有先进的制度，必须要有先进文化思想的改革家。所以，李氏在书中特别强调说，一切危机，本质上都是人的危机。社会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
显然，这和主流论是大相径庭的，实属于另一个哲学层面的形象解读。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本有趣而有益的历史通俗读物，很值得一看。
文化不能同政治直接捆绑在一起
《帝国的另类》中写的蜀后主孟昶和南唐后主李煜，他们都不是昏君，而是有相当水平的“文化皇帝”。但结果却被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宋太祖赵匡胤打败了，都成了他的阶下囚。
然而，这并不是文化惹的祸。因为，文化既不是“亡国”的替罪羔羊，也不是“兴国”的灵丹妙药。文化是文化，政治是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精神资源”，一种潜移默化，安身立命的“软实力”。它不可能直接同政治捆绑在一起，去发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正如鲁迅说的，一首诗吓不跑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因此，想用文化认同来取代政治认同，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儒家文化最大的失误，就是太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孔子就认为文化大于政治、高于政治，所以他总想用“道统”去干预“政统”，一心想做帝王师，政治家们却把他挡在门外，结果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以直到今天，儒家还是一个四外飘泊、无处挂搭的“游魂”。
这些在本书“木匠皇帝”和“独眼皇帝”等章节中，都有较为精彩的描述。可见，作者是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历史的，因此才能做到独抒已见，为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
转型的社会需要有活跃的思想，给社会各界一个纵深的历史观照，从人性、制度、文化的角度给建设和谐社会以新的镜鉴、启发乃至思路，这部《帝国的另类》中的二十四位皇帝给当代中国一个厚重的思考！
蔡律 2008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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