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推崇和为贵，另一方面却最难合作，喜欢窝里斗；一方面奉行集体主义，另一方面个个情愿单枪匹马打江山；一方面以道德著称于世，另一方面不讲竞争规则的无德之流多如江鲫；一方面号称礼仪之邦，另一方面人们普遍缺乏公德心；一方面讳言性，另一方面国骂几乎都是关于性或性交的；一方面鼓吹重义轻利，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势利眼普遍；一方面宣扬圣人、君子，另一方面溜须拍马、奴颜卑膝的小人得志……

　　人格分裂症，本是一个医学上的名词，是指性格的多重性，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双重人格。运用到社会文化上，我认为是人的行为与其信仰不统一，出现言行思的断裂。遗憾的是，胡先生并没有指出中国人为什么患上人格分裂症，倒使我产生了探究的兴趣。

　　我相信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是中国社会文化综合症候在人身上的表现，研究起来，恐怕可以做一个大课题。在我的有限视野里，目前只发现自称“思想狂徒”、“哲学乌鸦”的黎鸣先生对此有过一些看法。黎先生认为，孔夫子是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孔子要求国人的生命全都只是学礼、知礼、言礼、行礼、思礼，然后“克己复礼”，这与我们今天的常识：“言必以真理为据，行必以实效为则”完全相悖。而且他还认为，孔子总是拿着父子的招牌来隐蔽君臣场合的坏事，拿着家庭的招牌来隐蔽国家场合的坏事，拿着私情的招牌来隐蔽公共社会场合的坏事。所以，中国人在做了一切邪恶的事情之后，永远都不会感到可耻。这些都导致了中国人言、行、思的完全割裂。

　　黎先生似乎言重了，孔子的言论并不是一文不值，也不是完全否定了人类真正公共的道德。作为一种积极的入世思想，作为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伦理基础，孔子的学说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但是也有大量事实证明，被御用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确实有很多是虚假的，伪善的，甚至是残忍的。比如儒家奉行集体主义，这经固然不错，集体（国家）本应为个人（天下百姓）私利所构成的普遍幸福。可是御用的歪嘴儒生一念就变味了，了追求国家的强大，主动牺牲天下百姓的普遍幸福；将个人淹没在集体中，实际上是否定个人的独立性，把个人变成依附性极强的臣民和奴才。

　　又比如儒家宣扬学做圣人、君子，在宋儒眼里，圣人的标准是“无我”，做圣人就要无私、无意、忘己、无心，非我化，这岂是芸芸众生轻易学得来的？恐怕儒学名士也只能“心向往之”罢了！学做君子如何呢？君子可是做人的旗帜啊。可是做君子也何其之难！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举止言行样样有规定，稍逾其轨都不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气要紧，耻于言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要心胸开阔，虚怀若谷；“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哪怕饿得两眼发黑，也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在那些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看来，除了敬佩还能说什么，历史上那么多文人，又有几个修成君子！

　　学不来圣人、君子，其实可以做个凡人。如果学不来也要硬着头皮学，只能催生假托圣训的伪君子，如果伪君子可恶得很，正好把大批的人往溜须拍马、奴颜卑膝的小人之路上赶。愿望与结果背道而驰，正是伪善的道德不易觉察的弊病。

　　伪善的道德滋养出信仰与行为背离的人格分裂症患者，“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是这些人的真实画像。伪善的道德还培育出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当鲁迅反思出“礼教吃人”，痛批劣根性时，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火眼金睛。伪善的道德之所以大有市场，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而不是自己谨守这种道德，只有这样，自己才尽可能地从中获益，走入了人格分裂的恶性循环。

　　千百年来，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每个人“济苍生、安社稷”的基础和前提是修身，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道德是一种“君子协定”，而非法律契约，全赖每个人的高尚人格做担保，看似坚不可摧，一碰到具体利益就稀哩哗啦。因为道德是一种自我要求，缺乏制度的保证和约束。在道德准则能震撼人的心灵的时候，在唾沫可以淹死人的时候，道德可以有积极的作为，一旦舆论的力量削弱，道德的遮羞布就可能被扯掉。因此，中国人明知是非对错、好坏荣辱，一遇到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时，又会背“道”而行，出现严重的人格双重性。

这也正可以说明，要培养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健康公民，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单靠复古传统道德是不行的，必须有新的办法，不过这不是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