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熊彼特还是维也纳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时，他有三大理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i]成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已经不可能，尽管他在捷尔诺维茨大学任教期间曾经同图书管理员决斗并取得胜利，但这个时代没有再给他这样的机会。“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智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天才的世界。”[ii] 成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倒是可能的。在熊彼特求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经济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作为熊彼特知识和思想成长摇篮的奥地利学派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成为经济学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经济学家日益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在政策制定及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熊彼特的老师庞巴维克就曾经三次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

站在21世纪初的台阶上回顾，熊彼特是他所处时代最成功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以深刻的洞察、独创的理论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他以广泛的涉猎、丰富的著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不仅以自己的独创贡献深化了经济学的研究，通过拓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他还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如果我们将成功理解为目标的实现或愿望的达成，失败则意味着目标或愿望没有实现或者没有充分实现。事实上，熊彼特经济思想发展及他作为经济学家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熊彼特很早就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经济学体系的宏愿，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动态化贯穿于他整个经济学研究生涯，但这一理想到死也没有实现。在构建货币理论体系方面，虽经长期努力也没有取得成效；在与凯恩斯的竞争中，一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取得优势。

总体来说，熊彼特是一位成功的经济学家。但是，简单的判断可能掩盖某些深长的意味。实际上，在熊彼特成功中，存在着某些失败的因素；而他的某些挫折和失败，经过历史的洗刷，又呈现出胜利的曙光。

 

二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人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

不到30岁，熊彼特经过三级跳，在两年之内先后成为奥匈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在与他同龄的绝大多数学者还在苦于积累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比他更年长的专业理论研究者还在疲于写作论文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三本学术专著。

人类知识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何时代的思想家都只能基于特定知识背景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对人类知识存量的增长作出有限的贡献。实际上，大多数研究者终其一生都只是在继承和传递以往的知识，知识创新如彩票中奖一样困难。熊彼特就是这样的幸运的中奖者。而且，他中的是一个大奖。在其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28岁的熊彼特第一次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创新理论，建立起以创新思想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发展理论。这部著作在企业创新、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极大拓展了经济学研究领域，提高了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这一切，体现出熊彼特深厚的理论功底、广阔的研究视野和非凡的洞察能力。

“神圣十年”的丰硕成果标志着青年熊彼特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成功，同时也为他的进一步成功开辟了道路。在先后任教于奥地利的捷尔诺维茨大学、格拉茨大学和德国的波恩大学之后，1932年，熊彼特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为熊彼特发挥其作为一个卓越经济学家的作用提供了舞台，同时，熊彼特的到来也使哈佛大学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1939年，熊彼特进一步拓展了他首创的创新理论，出版了鸿篇巨制的《经济周期》。在该书中，熊彼特运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统计资料，以创新思想为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创新的经济周期理论。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应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其与民主的关系做出新的阐述。他断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进步将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动化，创新本身或成为例行事物，那时企业家就因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而变得无用，“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并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至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熊彼特对经济思想发展作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耗费9年时间研究写作，在他去世后由他夫人伊丽莎白编辑出版的《经济分析史》。《经济分析史》是经济思想史领域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该书主要从分析技术的层面，探讨了从古希腊到凯恩斯2000多年间思想家对经济思想成长所做的贡献。在这部巨著中，熊彼特将整个经济学从古希腊以来的发展作了全面、透彻的论述，而且将他对经济学性质的理解及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了综合性阐述，构建出一个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分析深入、见解独到的宏伟体系。该书出版之初就获得了普遍的赞誉。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维纳说，作为“最后的博学多才的大师”，熊彼特“在一个大范围内，对我们学科的分析阶段的历史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具有建设性的、最具有原创性的、最丰富、最精彩的贡献。”[iii]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书令人赞叹、令人震惊，几乎每个句子都值得认真思考……博学而精思……着实惊人。”[iv]该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还是相关领域最重要的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乔治.施蒂格勒相信，“这一成果是其他同类著作无法比拟的。”[v]

熊彼特不仅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还是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1930年，熊彼特作为波恩大学教授访问哈佛大学，其间，与弗里希、费雪共同筹划成立“计量经济学会”。熊彼特还于1940—1941年度担任学会会长。创建者之一的弗里希在1969年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后来的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曾经是该学会的会员或理事。由于熊彼特对经济学理论研究及推广的突出贡献，被选举担任1948—1949年度 “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实际上，熊彼特对人类思想发展的贡献不仅局限于经济学。熊彼特的学生、同事和朋友特弗莱德.哈伯勒这样评价：“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是所有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之一。他之所以享有这一罕见称号，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也是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本身取得的成就。在经济学中有更有才华的数学理论家，也有拥有更多信息渠道的统计学家和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知道得更多的经济史学家。但是，作为经济学各分支的大师和通才学者，熊彼特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vi]熊彼特在经济学以外领域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对经济社会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熊彼特的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帝国主义的社会学》（1919）和《种族同源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中，提出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些重要命题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晚年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则具有比经济学更浓厚的社会学意味，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部重要经典。由于熊彼特在经济社会学领域进行了若干有价值的开创性研究，当代著名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称他为“经济社会学的开拓者”。而H.斯图尔特.休斯则说：“作为一名经济社会学家，熊彼特是韦伯的伟大继承者。”[vii]

 

三

中年以后熊彼特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来源于很多方面，比如早年从政和经商的失败，家庭悲剧的发生等。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自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职业成就的怀疑。他似乎觉得少年时代的“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理想已经离他远去。在他看来，很多因素决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生涯是失败的。

大学期间，阅读了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后，熊彼特就确信瓦尔拉斯是一位真正的大师，是历史上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相信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学迄今最伟大的成就，代表着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使他进一步相信数学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相信，借助于数学，经济学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数学的应用将使经济学最终取得化学、物理学和其他实在科学同等的地位；他相信，“经济学如果是一种科学，它必须是一种数学的科学。”[viii]从那时起，熊彼特就有一个雄心——借助于数学来革新经济学，建立自己的理论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其实缺乏数学天分，他的思维有着更多的文学、艺术的浪漫色彩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成份。当他写作他的第二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时，由于数学功底的薄弱，“他没有能力将他的有力的、对创新重要性的正确理解翻译成一种优雅的瓦尔拉斯式的数学表述或有规律的历史叙述。”[ix]他把这看成是一个重大的失败。但是，熊彼特一直没有放弃利用数学构建新的理论体系的梦想。一直到晚年，在写作《经济分析史》的同时，熊彼特还在试图构建一个瓦尔拉斯式的一般均衡发展理论:一种类似于瓦尔拉斯模型的，形式化、动态化和进化的，接近现实但又抽象的模型。熊彼特要求的东西太多太多，他要提出的可能是一种不可能的理论。沃尔特.罗斯托说，熊彼特创造一种优雅的、动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发展模型的浪漫主义努力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方向错误的梦想。

熊彼特感到的第二个严重失败来自其构建新的货币理论体系的受挫。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就提出了关于货币作用的某些观点。在他看来，货币在静态经济中不会对经济发生实质性影响，货币量变动只会影响价格。但是在动态经济中，由于货币供给影响创新，从而对经济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此后，熊彼特一直尝试沿着这样的思路为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提供完备的分析。1917年，熊彼特发表论文《社会产品和货币计算》，批判了货币数量论，清算了货币中性观点，详细分析了货币对创新从而对总产量及对经济周期的影响。1926到1927年间，熊彼特着手深入全面研究货币问题，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动态的货币理论体系。熊彼特准备提出的模型及其复杂，其中包括众多的变量和无限制的假定。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的“理论”实际上只是对现象的说明或描述，而不是理论。在构建货币理论的过程中，熊彼特一直纠缠于理论和现实的冲突，在一般性和简化性之间进退维谷。数学知识的缺乏使问题更加复杂，致使他的货币理论一直不能成形。1930年，凯恩斯出版了《货币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普遍好评。熊彼特发现凯恩斯的著作尽管缺乏理论，但已经提出他计划提出的大量观点。再写一部这样的著作已经没有价值，熊彼特感到深深的失望，他对学生说：“现在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货币的手稿扔掉，它没有用处了。”[x]其实熊彼特并没有放弃构建货币理论体系的理想，在他的余生中，一直在断断续续写他的那本货币论。直到1950年初，熊彼特还说计划在一两年内完成。但就在这一年他就去世了。事实上，直到去世，他关于货币理论体系的思路还没有成型。

熊彼特感到的第三次失败还是和凯恩斯有关。大危机发生后，传统周期理论失效了。熊彼特计划以他的创新理论为基础，对周期作出全面、系统的解释。1934年，熊彼特开始写作《经济周期》，计划在次年年中完成。写作过程中，熊彼特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研究难度增加、研究周期延长。到预定完成研究的1935年6月，整个研究工作才进行了一小部分。1939年，《经济周期》得以出版，结果让熊彼特非常失望。此前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已经出版。和《经济周期》相比，凯恩斯的著作模型更简单，结论更简明，不仅分析了危机产生的原因，还为危机的解决提出系统的政策方案。相反，熊彼特的著作，模型过于复杂，无法提供简单的数学结论也没有提出简单的政策建议。人们认为熊彼特的这部著作体现的学识令人陶醉，但没有提供新的理论，没有产生新的定理，没有引入新的分析技巧，也没有得出新结论。人们仍然热衷于在凯恩斯的框架内理解和解决问题。熊彼特的学生组织了一次《经济周期》的研讨会，但熊彼特伤心地看到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读过这本书。这部书出版不久，二战爆发，学生们走上战场。熊彼特的经典著作只能被束之高阁。

其实，在遭受《经济周期》的失败之前，熊彼特已经深深体味了凯恩斯《通论》的成功给他带来的不断强化的失败感。对凯恩斯的《通论》，熊彼特认为确实是一部杰出的天才的作品。但是，熊彼特反对凯恩斯对储蓄的攻击，反对其对短期的过分关注。熊彼特尤其反感的是凯恩斯先有政策主张再有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熊彼特看来，分析才是经济学家的本职，政策是政治家的事。即使提出政策建议，至少应该建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而不是相反。熊彼特虽然承认凯恩斯的某些贡献，但认为凯恩斯的理论确实具有某些蛊惑人的东西而缺乏分析的价值。但凯恩斯迅速赢得了整个世界。熊彼特的哈佛同事，原来反对凯恩斯的汉森成为凯恩斯的积极拥护者和解释者，加尔布雷思投入了凯恩斯主义的阵营，萨缪尔森也改变了信仰。哈佛很快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并由于萨缪尔森和汉森的教科书，进一步成为向世界传播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凯恩斯的成功使他恼火，但更让他恼火的是，他认为，凯恩斯的成功不是建立在其作为经济学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其作为政治家和鼓动家的基础上的。40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他没有为经济学做出过什么贡献，也不能再做出贡献了。他有了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怨恨。他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但现在，世界却把这个位子给了凯恩斯。

 

四

对思想家人生成败的评价只能依据其思想的历史影响。当思想经历时间检验后，成功或者失败可能会发生某种转化。开始的成功可能会蕴含某些失败的成份，而最初的失败也可能转化为成功。

1908年熊彼特《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的出版当然是一个成功。一方面，正是凭借这块敲门砖，熊彼特才取得了教师资格，成为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讲师，为他辉煌的“神圣十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该书在学术上也具有一定价值，约翰.贝茨.克拉克说，“这本著作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在每一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xi]——当然，克拉克的称赞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总体上来看，《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开始的表面成功可能蕴含着后来的失败。作为一部方法论著作，该书是在作者缺乏对学科深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的条件下仓促出笼的，其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某些观点与作者其后的主张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和冲突对作者其后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尝试起到了阻碍作用。

在《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中，熊彼特强调了经济学的理论性质，试图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精确的具有数学性质的科学；强调理论经济学应该独立于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民族学，也与意识形态无关；强调“从方法论和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纯经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的原理是‘自然法则’。”[xii]而在熊彼特此后的著作中，又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主张借助于经济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来理解整个经济过程。指出，“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经济的事实。”[xiii]在《经济学说和方法》中，主张通过经济学与相关社会科学的联系，建立一种可能描述整个经济现象的体系。强调经济理论是重要的，但需要与其他科学结合；强调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对补充经济理论的必要性。“如果经济学存在任何真正的危险，那正是经济理论可以一日之内在经济学界占据优势，并把历史排挤出去。”[xiv]

抽象性和现实性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不能妥善处理二者关系是熊彼特试图建立一般均衡发展理论失败的原因，也是他构建完善的货币理论体系受挫的关键。这一矛盾体现着熊彼特“神圣十年”成功中的失败。矛盾产生的根源可能在于，熊彼特是在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和深刻的科学体验的条件下仓促介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我们知道，方法论研究是学科研究中最深层次的问题，具有学科哲学的性质。它要求研究者具备全面、深入的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具备敏锐的理解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这种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天才如熊彼特，阅读了他那个时代及以前的所有经济学文献，但其学习和研究经历的短暂说明其学科体验的不足，研究这样的问题也就勉为其难。斯威德伯格认为，熊彼特的《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的主要目的,是在总结门格尔和施穆勒“方法论之争”基础上，为德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可能出于对德国经济学“反理论”的不满，熊彼特有矫枉过正的观念。《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概要》中提出的方法论观念是受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影响的结果，而他成长环境中的经济学方法论观念不是数学的而是历史和心理的，这样就形成其二元的不可调和的方法论。

在熊彼特生前与凯恩斯的学术竞争中，熊彼特是一个失败者。但熊彼特的思想似乎比凯恩斯更长久地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凯恩斯主义光芒的消退，熊彼特经济学卷土重来，熊彼特思想胜利的曙光显露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没落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企业家及创新的作用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经济实践中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发现，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对解释和解决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熊彼特的经典不在被束之高阁，在讨论经济增长和发展、技术和创新、企业和市场等问题时，引用熊彼特不是一种时髦，而是一种需要。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熊彼特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经济变迁及经济理论的发展，不仅重要，而且仍然有现实意义。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史中地位，可以和斯密、马克思、瓦尔拉斯及马歇尔并列。

彼得.德鲁克1983年在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总结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竞争历史：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的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迟缓、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淡淡——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xv]

 

五

熊彼特的一生，是为人类知识增长不懈探索的一生，不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体现着他作为一个科学探索着的伟大；熊彼特的一生，是为经济思想成长奋斗的一生，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体现着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努力。

成功与失败的判断受判断者价值观的影响因而具有主观性。尤其是对于思想工作者来说，思想往往比肉体具有更长的生命，其成功或失败就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时间会模糊成功与失败的界限，会深化或者淡化成功或者失败的色彩。戈森生前的困顿和其思想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哪方面更具有意义？威廉.配第生前的富贵和死后的荣耀是否意味着他的人生更具有价值？判断的困难正在于判断标准的主观性。如果我们相信熊彼特所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非功利观念，那么生前的享受或生后荣耀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过程，是探索者在其中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努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