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月15日，不寻常的一天。这是一个铁血铸就的胜利之日。1945年的今天，随着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百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来入侵的完全胜利。为此，本报特刊发一位抗战老人的故事，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武汉市汉口百步亭花园，88岁的郑宗烈老人，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老人拿出一本记录泰国华侨援助抗战的书，翻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照片，说：“我是归国华侨，最初在泰国（当时叫暹罗）从事地下抗日救亡工作。”
郑宗烈的父母早年从广东移居泰国。他1919年出生于泰国曼谷，从小对祖国就充满向往。14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艰难地生活着。他只好一边上学，一边打零工，挣点学费减轻母亲的负担。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蹂躏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海外华侨的救国热情也不断高涨。郑宗烈也毅然加入了当地的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民抗先”），这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主要为国内募捐钱物和抗日宣传。那年他15岁，还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当时的“民抗先”机关就设在郑宗烈家的二楼，其母亲和妹妹也积极投身“民抗先”的地下活动，常帮助地下组织油印文件和宣传品。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宗烈和同伴们为了躲避抓捕，大多在周末夜深人静时，先在街上探查一番，确定安全后，迅速拿出宣传品粘贴，然后转向下一条街。
一次，郑宗烈挑着担子，佯装在路边卖东西，实为上街察看形势。突然有人上前盘问，郑宗烈说自己在卖东西，对方不由分说将他带走。关押、审讯了3天，因没有任何证据，对方只好将他放回。
经历这次关押后，郑宗烈等人行事更加谨慎。城里检查太严，他们便挑着担子下乡，挨家挨户敲门，向华侨们讲明国内抗日形势。在他们的努力下，爱国华侨们纷纷慷慨解囊，药品、衣物等物资，源源不断汇集起来，最后由有关组织护送，经香港辗转运送到延安。
此时，国内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大批华侨回国投身抗战。郑宗烈几次想回国参加八路军，但当地的宣传工作离不开他，他只好留下继续工作，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
1939年，“民抗先”的通讯员江实外出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获。他受到严刑拷打，英勇不屈，最后牺牲在狱中。尽管这样，“民抗先”机关一带仍受到敌人怀疑和严密监视。江实还在狱中时，敌人带着他的照片来到郑宗烈家所在的街道，四处让人指认。郑宗烈的母亲一看照片，立即意识到不妙，但她镇定自若，说“不认识这个人。”
待敌人走后，郑母立即上楼处理与抗日有关的文件和材料。所有资料必须全部销毁，但已被严密监视，如果焚烧肯定会暴露，如何销毁成了难题。情急中，郑母想出办法，把资料分几次放到带盖的篮子里，装作到大寺庙烧香拜佛，偷偷放进焚香塔里烧掉。
不久，郑宗烈告别家人，踏上回国之路。与郑宗烈同行的，还有一名华侨朋友。两人绕道柬埔寨、越南，历经艰险，到达昆明。他们计划先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再想办法到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路途遥远，沿途经常受到日军飞机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盘查，朋友这时打起了退堂鼓，“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在家乡一样抗日”。“参加八路军，直接打日本鬼子，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可以死在途中，决不会回去。”郑宗烈下定决心。
参加抗战就要勇往直前，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不到前线杀敌非好汉。就这样，他与朋友分手，独自一人北上，经贵州到达重庆。，三天两头遭到日军飞机轰炸，郑宗烈刚渡过长江上岸，防空警报便拉响。不久，日军数十架飞机到达上空，炸弹铺天盖地而下。郑宗烈赶紧跳上江边的无人小船，奋力划向江中心的小洲，眼前的重庆早已一片火海。
第二天，郑宗烈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表达了想去延安的强烈愿望。因国民党当局四处设卡，阻止进步青年去延安，重庆到延安的直达汽车也已取消。郑宗烈便自己坐车到成都，再北上，一路上吃稀饭和咸菜，住戒烟馆（专门供有鸦片瘾者戒毒），还多次巧妙化解国民党特务和宪兵的盘查，最终到达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热情接待了他，并告诉他，到延安的路上设有六道卡，许多进步青年都被扣留，送到渭河修公路。郑宗烈只好改去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当时，湖北麻城人赵基梅率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在晋冀豫边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郑宗烈到河南林南县，在赵基梅支队担任见习排长。此后，随军东征，到敌后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对日作战中，郑宗烈打了百余次战斗，头部、腿部等多次负伤。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突袭清丰县和杨集围歼骑兵连。1942年，郑宗烈随部队驻在豫冀两省交界处的清丰县周边。部队有一次获得情报：县城里的鬼子兵约有300人。据了解，鬼子兵夜间休息时有个习惯：将枪支集中，十来支捆绑在一起，放在一边。上级决定对县城来个突然袭击。当天夜晚，夜深人静时，部队悄悄靠近鬼子驻地。侦察人员迅速消灭了哨兵，战士们立即将鬼子驻地团团围住，大家爬上屋顶，屋里的鬼子正在熟睡，浑然不觉。战士们掀开房顶的瓦，往屋里丢下大量手榴弹。刹时，爆炸声大作，屋里鬼子哭爹叫娘。当晚，驻扎在县城里的鬼子全部被消灭。
“另一次是杨集战斗，那一次我受了点轻伤。”老人眉飞色舞地讲述当时情景。在河北与山东两省交界处，有一个叫杨集的小地方。当时赵基梅支队和另外两支部队形成品字形驻扎在杨集。一天，正下着毛毛雨，近黄昏时，日军一支骑兵连绕到一侧，欲偷袭根据地。接到前方侦察到的消息后，赵基梅的支队立即投入战斗。一场惨烈的遭遇战打响了。敌人的机枪大炮全部上阵，火力很猛。八路军被对方压制，无法前进。战斗中，八路军三支部队对日军骑兵连已经形成包围，但日军十分顽固，欲凭火力优势冲破包围圈。
“那地方有个地势较高的地坎，谁占领了它，就将占据优势。”郑宗烈和战士们死死守住这个高坎，但敌人火力太猛，他们只好撤下。不久，他们向高坎发起冲锋，又将高坎夺回。双方呈现胶着状态，这个高坎几次易手。战斗打到第二天天亮，双方死伤惨重，日军所剩无几，八路军多次喊话要鬼子投降，但残余鬼子仍负隅顽抗。
转移时，郑宗烈才发现大腿受伤，无法行走。“那一次缴获了许多东洋马，转移时，我作为负伤人员，第一次骑马，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老人乐呵呵地说。
赶走日本侵略者后，郑宗烈参加过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武汉工作，退休后定居武汉。
武汉市汉口百步亭花园，88岁的郑宗烈老人，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老人拿出一本记录泰国华侨援助抗战的书，翻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照片，说：“我是归国华侨，最初在泰国（当时叫暹罗）从事地下抗日救亡工作。”
郑宗烈的父母早年从广东移居泰国。他1919年出生于泰国曼谷，从小对祖国就充满向往。14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艰难地生活着。他只好一边上学，一边打零工，挣点学费减轻母亲的负担。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蹂躏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海外华侨的救国热情也不断高涨。郑宗烈也毅然加入了当地的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民抗先”），这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主要为国内募捐钱物和抗日宣传。那年他15岁，还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当时的“民抗先”机关就设在郑宗烈家的二楼，其母亲和妹妹也积极投身“民抗先”的地下活动，常帮助地下组织油印文件和宣传品。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宗烈和同伴们为了躲避抓捕，大多在周末夜深人静时，先在街上探查一番，确定安全后，迅速拿出宣传品粘贴，然后转向下一条街。
一次，郑宗烈挑着担子，佯装在路边卖东西，实为上街察看形势。突然有人上前盘问，郑宗烈说自己在卖东西，对方不由分说将他带走。关押、审讯了3天，因没有任何证据，对方只好将他放回。
经历这次关押后，郑宗烈等人行事更加谨慎。城里检查太严，他们便挑着担子下乡，挨家挨户敲门，向华侨们讲明国内抗日形势。在他们的努力下，爱国华侨们纷纷慷慨解囊，药品、衣物等物资，源源不断汇集起来，最后由有关组织护送，经香港辗转运送到延安。
此时，国内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大批华侨回国投身抗战。郑宗烈几次想回国参加八路军，但当地的宣传工作离不开他，他只好留下继续工作，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
1939年，“民抗先”的通讯员江实外出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获。他受到严刑拷打，英勇不屈，最后牺牲在狱中。尽管这样，“民抗先”机关一带仍受到敌人怀疑和严密监视。江实还在狱中时，敌人带着他的照片来到郑宗烈家所在的街道，四处让人指认。郑宗烈的母亲一看照片，立即意识到不妙，但她镇定自若，说“不认识这个人。”
待敌人走后，郑母立即上楼处理与抗日有关的文件和材料。所有资料必须全部销毁，但已被严密监视，如果焚烧肯定会暴露，如何销毁成了难题。情急中，郑母想出办法，把资料分几次放到带盖的篮子里，装作到大寺庙烧香拜佛，偷偷放进焚香塔里烧掉。
不久，郑宗烈告别家人，踏上回国之路。与郑宗烈同行的，还有一名华侨朋友。两人绕道柬埔寨、越南，历经艰险，到达昆明。他们计划先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再想办法到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路途遥远，沿途经常受到日军飞机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盘查，朋友这时打起了退堂鼓，“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在家乡一样抗日”。“参加八路军，直接打日本鬼子，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可以死在途中，决不会回去。”郑宗烈下定决心。
参加抗战就要勇往直前，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不到前线杀敌非好汉。就这样，他与朋友分手，独自一人北上，经贵州到达重庆。，三天两头遭到日军飞机轰炸，郑宗烈刚渡过长江上岸，防空警报便拉响。不久，日军数十架飞机到达上空，炸弹铺天盖地而下。郑宗烈赶紧跳上江边的无人小船，奋力划向江中心的小洲，眼前的重庆早已一片火海。
第二天，郑宗烈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表达了想去延安的强烈愿望。因国民党当局四处设卡，阻止进步青年去延安，重庆到延安的直达汽车也已取消。郑宗烈便自己坐车到成都，再北上，一路上吃稀饭和咸菜，住戒烟馆（专门供有鸦片瘾者戒毒），还多次巧妙化解国民党特务和宪兵的盘查，最终到达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热情接待了他，并告诉他，到延安的路上设有六道卡，许多进步青年都被扣留，送到渭河修公路。郑宗烈只好改去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当时，湖北麻城人赵基梅率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在晋冀豫边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郑宗烈到河南林南县，在赵基梅支队担任见习排长。此后，随军东征，到敌后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对日作战中，郑宗烈打了百余次战斗，头部、腿部等多次负伤。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突袭清丰县和杨集围歼骑兵连。1942年，郑宗烈随部队驻在豫冀两省交界处的清丰县周边。部队有一次获得情报：县城里的鬼子兵约有300人。据了解，鬼子兵夜间休息时有个习惯：将枪支集中，十来支捆绑在一起，放在一边。上级决定对县城来个突然袭击。当天夜晚，夜深人静时，部队悄悄靠近鬼子驻地。侦察人员迅速消灭了哨兵，战士们立即将鬼子驻地团团围住，大家爬上屋顶，屋里的鬼子正在熟睡，浑然不觉。战士们掀开房顶的瓦，往屋里丢下大量手榴弹。刹时，爆炸声大作，屋里鬼子哭爹叫娘。当晚，驻扎在县城里的鬼子全部被消灭。
“另一次是杨集战斗，那一次我受了点轻伤。”老人眉飞色舞地讲述当时情景。在河北与山东两省交界处，有一个叫杨集的小地方。当时赵基梅支队和另外两支部队形成品字形驻扎在杨集。一天，正下着毛毛雨，近黄昏时，日军一支骑兵连绕到一侧，欲偷袭根据地。接到前方侦察到的消息后，赵基梅的支队立即投入战斗。一场惨烈的遭遇战打响了。敌人的机枪大炮全部上阵，火力很猛。八路军被对方压制，无法前进。战斗中，八路军三支部队对日军骑兵连已经形成包围，但日军十分顽固，欲凭火力优势冲破包围圈。
“那地方有个地势较高的地坎，谁占领了它，就将占据优势。”郑宗烈和战士们死死守住这个高坎，但敌人火力太猛，他们只好撤下。不久，他们向高坎发起冲锋，又将高坎夺回。双方呈现胶着状态，这个高坎几次易手。战斗打到第二天天亮，双方死伤惨重，日军所剩无几，八路军多次喊话要鬼子投降，但残余鬼子仍负隅顽抗。
转移时，郑宗烈才发现大腿受伤，无法行走。“那一次缴获了许多东洋马，转移时，我作为负伤人员，第一次骑马，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老人乐呵呵地说。
赶走日本侵略者后，郑宗烈参加过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武汉工作，退休后定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