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侯祥麟来到了北京，就聘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
1953年，清华大学进行院系调整，石油管理总局与清华大学协商停办了燃料研究室，侯祥麟等一批科研人员调往大连工业化研究所。1954年年初，侯祥麟奉调回京，分配到总局炼油处抓人造石油项目。
在炼油处工作期间，侯祥麟与同事李秀珍随着工作的接触和了解的加深，渐渐发生了心灵上的共鸣。李秀珍时年25岁，祖籍山东福山，出生在哈尔滨。她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工系，俄语好，工作能力也强，才貌双全。1955年除夕之夜，侯祥麟、李秀珍共结连理，举行了简朴的仪式。同事们为这一对新人送来祝福。
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技术科学部,侯祥麟被选为首批学部委员，九十年代后改称院士。
国产航空油不过关，首先是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国产原油含蜡量比较高，航空煤油要求的凝固点则是负60度，因此很难达到标准。经多次实验，终于生产出了凝固点和比重都符合标准的航空煤油。侯祥麟和同志们都很兴奋，拿到沈阳飞机发动机厂作发动机燃烧试验，油的推力和热值都可以，油路也正常，然而大家的笑声未落，表情又凝固了起来。原来把九个火焰筒拆下来后，看到里面都被烧蚀出了许多坑坑点点。
症结何在，侯祥麟和科技人员陷入冥思苦索之中。他们开始时怀疑烧蚀是由油中含有重金属或硫化物所致，也不排除其它杂质影响，于是就着手油品的精炼工作。以精制油进行燃烧试验，烧蚀现象仍是依然故我。对油的化验表明，我们油中重金属和硫化物的含量，全低于国外油。10多年来空军一直使用的苏制航空煤油，从未发生过烧蚀现象，侯祥麟就采用苏制煤油与国产航空煤油混兑进行燃烧试验，也未见烧蚀现象发生。这说明他们的油中含有抑制烧蚀的物质。再把两种油中的杂质含量一对比，发现苏制油中的硫化物比我们的高许多倍。侯祥麟等又把苏制油进行脱硫精制，试验后又出现了烧蚀现象。看来，硫化物含量的多寡是左右烧蚀现象的关键所在。
此时，空军六所在试验中掺入了一种含有硫和磷的添加剂，发现烧蚀现象有所减轻。这个发现，让侯祥麟和试验人员心中一亮，开始怀疑是否硫化物在航空煤油里起抑制烧蚀的作用。石油科学研究院的史继义，马上以少量硫磺粉用超声波掺入航空煤油中试验，结果没有出现坑坑点点。得到这个喜讯，侯祥麟和大家都惊喜得不能自持。他们把一点二硫化碳掺入，同样也没有烧蚀。接着，他们进一步用小单管进行引证，终于确认了原来一直被认为是烧蚀元凶的硫化物，实际上是抑制烧蚀的有功之臣。他们将这种添加剂命名为“33号”，正式投入国产航空煤油的生产，迅速供给我国空军和民航。1965年，应用此添加剂生产的航空煤油获得国家新产品成果一等奖。
（三）
打开中国石化技术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花”俨然已成为新中国石化技术的一个代名词：从上世纪60年代炼油技术的“五朵金花”到80年代石化技术新的“四朵金花”，铸就了中国石油化工技术的辉煌。一路下来，伴随着“金花”的灿烂，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侯祥麟。
大庆油田的发现，为我国当时陷入困境的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大庆的原油比较苏联原油，凝固点太高，炼制非常困难。为了改变石油化工滞后于原油生产的被动局面，石油工业部提出了关于炼油的技术政策，即采用新技术，搞深度加工，炼油吃光榨尽，多出轻质油品。
研制流化催化裂化装置中控制流量的滑阀时，设计院在兰州炼油厂参加攻关的同志，春节也不回家过年。到1966年“文革”前，“五朵金花”全部胜利绽放，不仅解决了我国石化工业急需，有的项目还赶上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如前面提到的滑阀当时只有美国能生产，可他封锁我们。我们一方面请英法两国的公司帮助试制，一方面昼夜加紧工作，结果我们自己的赶在英法之前诞生。那个庞然大物似的滑阀运到北京部里，引来不少人来参观，其精度之高，让围观的人莫不惊叹不已。当英法公司试制的滑阀送到时，一测试灵敏度还不如我们的。
1970年6月，国家成立了燃料化学工业部，原石油科学研究院已更名为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兼621厂，军管组叫侯祥麟任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期间，康世恩把一件急事交他急办，即解决前几年遗留的几个问题。原来在“文革”中期，石油部军管会和一些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技术干部，提出了炼油工业的“十大会战”，其中有的违背科学常识。比如有的提出要把高耸的炼塔放倒，横着进山洞继续生产，以实现所谓的“战备要求”；还有的异想天开，说只要在原料油底部点一把火，就可以产出氢气和乙炔；还有------对此，石油部有关领导提出异议，可那些人只当作清风过耳。康世恩主抓全面工作后，着手进行清理，但不知哪些该上，哪些应下马。他把侯祥麟找来，说道：“把十大会战的事交给你去办，哪些上，哪些下，由你定。”那时逢事就办学习班，侯祥麟就召集有关人员办班，让他们畅所欲言，然后自己再提出项目上、下的意见。他说：“你们不要怕，谁要批就批我好了。”经过这一番科学的梳理，使国家避免了不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