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对于知识论及知识经济的思考，最著名和最深入的当属这三位20世纪的思想家：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作为管理学家的德鲁克、和作为科学哲学家的波普尔。
以德鲁克的研究为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德鲁克就开始深入思考有关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问题。他敏锐地预见到人类社会正在逐步走向知识社会。在《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一文中，精辟地论述到，从1750年到1990年，知识意义发生了三次改变，第一次转变是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知识被应用于工具、过程和产品；第二次是发生在生产力革命，知识被应用于人的劳动；第三次是发生在管理革命，知识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被应用于知识。换句话说，“从知识到知识，知识现在也正被系统地应用和有目的地来定义需要的新知识是什么，它是否是可行的、必需做什么以使知识更有效。”
简单回顾一下知识发展史。一直到18世纪，还没有一所学校的目标是产生新的知识；甚至没有人谈到将科学应用到工具、工艺和产品上。这个思想不得不再等一百年。直到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运用科学，首次发明了人工化肥...然而，早期的技术学校和《百科全书》（[法国]狄德罗）所做的事情也许更重要，它们将一直发展了一千多年的神秘的技艺，经过编纂和出版。这样，经验被转化成知识，学徒授艺转变成课本教授，秘密被转变成方法和可应用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工业革命”的基本成分，即在世界范围内以技术转变社会和文明。正是知识意义的这一变化，使得资本主义在当时成为不可避免，并逐渐占有统治地位。由于技艺转变为技术需要大量的资本，几乎一夜之间，资本主义转移到经济和社会的中心。
知识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种基本的资源，深刻的影响到我们当前的社会，德鲁克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
什么是知识资产
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管理学权威，马克斯.H.博伊索特在西班牙巴塞罗那ESADE商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索尔·斯耐德企业家研究中心、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管理研究生院等世界著名的商学院从事管理研究——有理论；他同时还担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和一些欧洲大企业的顾问——有实践，还曾在北京主持和指导了中国第一个MBA课程即中国一欧共体管理项目达五年之久——了解中国。所以，他的观点，值得介绍给正在凭借新经济进行跨越式成长的中国企业。
他的新作——《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是一本可以成为经典的知识经济学教科书的著作；我可以推断，假以时日，作者本人也将成为知识经济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再用几十年时间可能会有突破性进展。
博伊索特着重定义了他的“信息视角”：就是对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区别。这是我看到的诸多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著作中，对于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最生动、最准确、最具实践、和最有价值的定义——
数据：我们把数据当做只是一个系统的不同状态之间可以辨别的差异。这是以信息方式而不是以机械方式作用于观察者的低水平的能量构成的；信息：是会修正观察者的期望、或其取决于条件的准备状态的数据。那些期望被修正的越多，人们就会说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例如：在王府井中心区见到一组交通灯，人们会习以为常；而如果在你们家楼下发现新安了一组交通灯，会使多数人感到不安；知识：是观察者所拥有的关于某一事件的期望的集合。它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得不从行为来进行推断，而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例如，关于烟灰缸的知识，就可以通过注意到有人往里面弹烟灰，而不是倒水，非常容易地逐步得以形成。
在上述模式(Scheme)中，什么是知识资产呢？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嵌入个人、群体、或人工制品中，并且具有增值潜力的行动倾向的子集。博氏特别指出，知识经济是为了取代能量经济的而生的。——知识被使用得越多，能量就被消耗得越少。
创造知识的是人，运营知识的也是人。关于人们对于知识资产的运用，一个更为生动的论述来自于马克思。他说：“企业家的能力，巧妙地融合了知识与冒险，同时，如果资本是拥有合法的地位的话，资本在才智上的承诺就成为了可能……”（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
知识资产的运用，虽然已经开始于人类以往的经济史，但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主要的问题如下：知识的编码、知识的储存和传播、知识的测度、知识的进化管理、知识的学习和获取、知识对于组织基础的相互影响、知识的可交易性等等。（参见《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一个知识产业的新经济案例
经济社会中，人们却更关心知识如何成为财富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浅显和不言而喻……事实上，任何的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知识。然而由于知识测度的问题、以及商业模式的问题等，知识的直接交易，还只占到人类全部知识中非常少的比例。象教育行业、媒体行业、咨询行业、出版行业，这些是属于知识直接被交易的商业领域。然而，在新经济的背景之下，这些知识产业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由于篇幅所限，仅以教育行业为例。
马蒂亚斯.霍尔茨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未来学家，他的《我们应如何为21世纪作准备》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为即将到来的新千年所做的一些预测。“新的学习契约”，是他对知识经济的主要思考。朝花夕拾，短短十年时间，新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当年的预言有许多已成为现实。
他提到了信息爆炸：“人类至今储存了1015个字节的信息，到2000年这个数字将翻倍。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将成为洪水...”从今天的数据看，关于信息爆炸的预言，早已经是事实了。据IDC在2006年的数据表明，人类在2006年一年产生的信息，已经是人类自有史以来所有信息总和的3百万倍！信息爆炸的序曲，所延伸出来的新经济活剧就是：竞争速度、知识重组、无中心组织、大规模的个性化。
环境变了，商业模式也要变。他将“知识”定义为“使信息有意义的东西。”（我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又该如何定义？只能从“实践”的效果上来使用这个词。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语言分析哲学，还是解构主义，对语言、以及“形而上学”的声讨，都没有达到实践的效果。）他接着说道：“知识意味着：信息处理得更具整合的综合性。知识由能力构成，这种能力可以浓缩成许多不同的东西，使它们协调为唯一的根本，并赋予它们以意义。......知识是一种文化行为，不是技术行为。”在以传播知识为主要工作的教育产业，由于知识运用在经济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以及互联网等技术应用的推波助澜，我们可以预见新经济的变化路径就是“在保留意义、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商业形式被颠覆。朝着工业社会之前的形态，否定之否定地回归。”(林永青语)
教育将成为21世纪中心的社会化契约合同。结果是教育的非机构化。教育成为多元文化的不定型的过程，教育像劳动一样可以在许多地方进行：家中、旅途中、朋友间、实践中、生存中...
教育将越来越个性化。新技术将成教育的进度、内容、形式等所有方面，趋向个性化。同时，国立大学的不足将成为众人皆知的现象：象牙塔中的科学、给太多的人授课、确定目标不明确、资源浪费、随大流、缺乏创造性等等。
教育导师的回归。“教育导师”这一古老的制度又开始复苏。个性化的、“因材施教的”方式重新回归。而不是工业化大批量地生产人才——因为事实上也无法大批量地生产出来（引注）。
从“教育的社会”转向“学习的社会”。“创业者”将成为大学学习的榜样。年轻人将通过旅行来学习、通过早早尝试商业实践来学习，通过品尝其中的“磨练与错误”来学习。——情感（情商）与社交能力越来越重要；个人主义、和高度竞争的信息社会要求我们应当具备的能力不再仅仅是掌握知识，而是独立地“生产思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