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中，田家英走上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这究竟是为了什 么……请看《文学故事报》张志忠的文章。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 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 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 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 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自杀。
深受器重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 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 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 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 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 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 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 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 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很 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 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裂痕产生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 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 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 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 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 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 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 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 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 《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 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 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 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 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 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 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 》(“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 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 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 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 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 》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 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 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 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 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 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 ，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 ，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 》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 ”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 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 ，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还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 因此，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走上绝路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 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 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 贯右倾， 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 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 人会有什么好下场！”
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 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 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 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 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 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 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自杀。
深受器重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 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 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 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 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 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 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 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 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很 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 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裂痕产生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 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 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 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 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 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 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 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 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 《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 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 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 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 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 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 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 》(“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 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 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 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 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 》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 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 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 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 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 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 ，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 ，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 》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 ”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 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 ，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还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 因此，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走上绝路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 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 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 贯右倾， 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 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 人会有什么好下场！”
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 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 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