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问题不能简单化

思考过于简单化致使对问题的解决不深入下去，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就举出一系列思考问题的简单化表现，以期抛砖引玉。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就是要求在振兴区域经济时，必须摒弃思考问题简单化这一现象，促使我们以逻辑化、科学化、系统化来考虑问题。

（一）

“杀”和“吓”治腐败

——思考问题简单化之一

1、倘若“杀”和“吓”治腐败能起效用，何以腐败分子是前仆后继呢？

胡长青死了，成克杰死了，两位高官之死，据说都可以起到宣示反腐决心、警戒其他人等的作用，以便于正在贪的收手，想要贪的收心。效果到底如何，或许还得一段时间才能“以观后效”吧。大贪官之死，看来意义真是不同凡响。一再强调其“警示”作用，使我感到他们要死，并非法律的注定，而是“警示”的需要。

现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与水利部巨额挪用案又浮出水面，如果又来一批“严厉惩处”，我们将如何总结其意义呢？厦门一案中已经扯出的被告，可谓“群贤毕集，少长咸至”了。上上下下各部门，红红黑黑各渠道，腐败集团军人马甚众，弄出来的成就是“涉及金额最大、官员最多”，免不了会有人得到最果决的恶报。水利部挪用案，现在还只露头，查处将会如何，还得拭目以待，如果不怀“全盘否定水利工作”之忧，还是也要一账清算到底。那时，总结起来是否还是只好说一通“显示决心，警钟长鸣”的老调？

我实在怀疑这“宣示”与“警示”的效果。虽然，厦门案一大群和水利部一大伙的出现，不能证明胡长清和成克杰之死没有效用，这一群一伙早在成胡死前即已大施其法了，然而倘要“宣示”与“警示”，又何待成胡二位来效劳；倘使“宣示”和“警示”真有效果，我看就连成胡二位原本也可以好好地终养天年，死后还可以由治丧委员会按重要规格礼送西天。

“严厉查处腐败行为”，此种宣示早经出现，成胡二人也好，厦门案和水利部案的相关人等也好，都并非没有听过。至于枪杀贪官，罢黜污吏，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警示”之多，实在是不胜例举。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腐败现象，反而弄得“反腐战果”越来越“辉煌”。

　　在这过程中，有人说要多杀，好像多杀可以解决问题。然而前几年就出过这样的一幕，贵州杀了一个高官闩健宏，接他上任的向明序又一步不差地步其后尘而去了。倘说只要杀就可以起到作用，向明序何以又前仆后继呢？

2、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对治理腐败的新思维

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认为中国向来有“杀鸡吓猴”之说。“杀”的意义就在于“吓”，为了“吓”而杀，我还从来没有看到真正起什么作用，瓜蔓抄都不足以肃清腐败，也不足以安定天下，还凭什么迷信这“杀吓”的把戏。然而，我也不断地看到佳话，如“杀掉一个刘青山，管了好多年”，殊不知在那样的时代里，抑制腐败却只是频繁运动搞乱国家的一个副产品，其间还免不了“走后门”和公开的“特权”分配，根本不是“杀掉一个刘青山”的成果。

近几年，又听到一种主张，称杀鸡吓猴，事实上吓不了猴，应当杀猴吓鸡，只有杀的官级越高，才越能制止腐败。我却担心这杀和吓的把戏，无论演到何种程度，都无法解决“吓不了”的问题。如果有肥沃的土壤使腐败成了遍地疯长的荆棘，拔掉几根最大的荆条，又何以使遍地的荆棘望风而萎，何况选择拔哪几根荆条时，也许考虑的并非荆条的大小，而是这荆条长在哪一个群落，在荆棘丛中的根基是否牢实。
　　腐败的根子在哪里，不在具体的人身上（不管这些人坐在主席台还是坐在听众席），而在制度性的因素之中。制度性的缺陷，才是腐败不断蔓延的肥沃土壤。不管是厦门远华案、水利部挪用案、成克杰、胡长清，还是别的什么大案，查处之时会有令人兴奋的一面，但令人悲哀的更重要的一面却基本没有能够触动。权力的制衡并没有实现，难道官员之间为“一长”地位展开的你争我夺及官员群落内部的利益共享型分配，就是我们的特色性制衡吗？权力运行的公开的社会监督体系并没有建立，难道秘密决策和一长拍板，然后众人高呼英明，就是特色性的社会监督吗？这种制衡和监督，只能把某个具体的人“抛出来”，然后“杀”掉，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吓”住什么人，只要根基深厚，没有被“抛”的可能，就不会有什么顾虑，而又几个官员不是自认为“人脉深厚”，坚信着自己绝无“抛出来”的危险。事实上，又有哪个贪官污吏不是“多行不义”而最终又只是因为“人脉”涣散而倒霉。电影上的“生死抉择”，不过仰仗着影片中的最高权力者还没有入伙而已，现实中却有成克杰在广西一面腐败，一面通过反腐来培育“人脉”的例证。
　　人类消灭腐败的药剂或许没有找到，但遏制腐败的道路并非没有开辟。这一道路绝非“杀吓”，而是权力内部的制衡和社会对权力无所不在的监督。